试析仁义内外之辨

后世学者多用“人心内外”来解说告子的“仁内义外”。认为告子主张“仁爱之心生于内,而事物之宜(义)由乎外”;而孟子则相信“仁义礼智根于心”,“非由外铄我也”。因此,孟告争论的焦点是道德情操,特别是“义”德的发生问题。其实,这是一种误判。告子所持的仁内义外说,不是说仁出于内心,义起于外物,不属于道德发生论的范畴,而只是叙说了仁义的施行范围之别。     

先秦“仁义内外”说再辨析

“仁义内外”之辩是先秦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学界对孟告之争与子思学派“仁内义外”的观点关注较多,大多以对内外之层次进行划分的方式加以解读。事实上,先秦诸子主要讨论并有所分歧的“内外”,是仁义之德究竟产生于内还是产生于外,而对此的不同判断,根源在于诸子对仁义的不同定义。诸子在“仁义内外”上的不同观点,其背后所反映的始终是各自的核心理念,其目的是在“仁”“义”观念已经影响广泛的前提下,主导对“仁”“义”概念的理解向度。     

先秦儒家德性思想的演进

"德"之初是先民刻画种子发芽以求得庄稼成长的一个巫术,随着氏族部落的产生,"德"发展为"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在殷代甲骨文中"德"正是"祖先祭祀"的意思.西周"德"义从单纯的"(牛羊)祭祀"改良为"心、行"祭祀,春秋"德"义开始祛魅:(1)孔子以"仁"代"德",用他的"仁"观念将周公之"德"人文化.(2)子思在"德之行"的基础上首唱"五行学说",全面开启了儒家天人之学、心性之论、王政之道.     

儒家“仁义内外之辨”的现代伦理意义

战国时期仁义内外之辨,告子主张仁内义外,孟子主张仁义皆内,自楚简发现后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又重新进行了较多研究。仁义之"内外"含义,人心内外、门内门外、人我内外三种意思均有。仁义皆为内在的观点虽彰显了人的道德主体性,但忽视了道德的客观伦理精神。坚持仁内义外的观点可以使我们正确认识道德的人性主体基础和社会关系的客观根源、自律与他律的关系问题,正确认识传统家族社会与现代公民社会道德精神的差异,正确认识仁义两种道德发挥作用的不同特点,从而调整道德思维和道德建设的思路和方法。     

对殷周之变的再探讨--以殷周"德"义变迁为线索

学术界长期将“以德配天”和“敬德保民”中的“德”解释为“德行”、“德性”,夸大了殷周之变的文化意义。考释甲骨文、金文中的“德”,可知殷周时期的“德”乃“祖先祭祀”之意。周革殷命以后,在“天命靡常”的忧患下,周公的宗教改革并没有“疑天”,而只是将“德”从单纯的“(牛羊)献祭”改良为“(心行)献祭”。本文以雅斯贝斯的轴心突破理论为观照,将殷周之际“德”观念的变化以及西周之“德”与此后孔子儒家之“德”之间的关联性和突破性作为考察对象,得出殷周之变作为前轴心突破的起点,其文化变迁的方式依然是整合式的结论。     

王船山“明德”释义发微

王船山的＂明德＂释义有三个方面：释义的核心坚持了＂明德＂是天之所赋德性和人的本原善性,释义的心路主旨是返回先秦原本和回归经典原意,继承了朱熹以理气解释＂明德＂,但不赞成朱熹将＂明德＂释义为＂心＂。其学术方向既走正学与开新之路,也注重以复性与返本为宗旨,更多地是以＂返本＂为宗旨,即返回经学和儒家经典。     

论先秦儒家的教化思想

教化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问题。教化概念所关注的是人之德性的成就,即自我德性的成就以及他人德性的成就,这两方面所对应的正是《大学》之＂明明德＂与＂新民＂。在孔子和孟子的教化思想中,二人都坚持为政者之德性的成就在教化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孔孟认为成就民众之德性的关键不在于行政制度的安排,而在于为政者自身德性的表现。只有成就社会全体成员的德性,一个有德的理想社会才得以可能。     

德性:群族禀赋的精神象征

根据原始史料,本文在政治社会学的角度上,对中国传统思想中之“德”的概念进行了重新解释。在中国早期文明中,“德”具有“伦理”(ethic)和“道德”(moral)的双重含义。前者侧重于共同体的精神认同,是为“德性”;而后者则侧重于良好的行为规范,称为“德行”。正是这种“伦理”与“道德”之间的紧张和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本质特征。     

从孔子易学观的转变看《周易》文本的性质

对《周易》文本性质的界定,学界常用一句很通用的话概括,即《周易》本为卜筮之书。这句话对《周易》性质的界定似乎不全面,也似乎降低了《周易》的地位与价值。《周易》具有卜筮和德性之二重性已得到学界公认,孔子晚年易学观发生重大转变,原因是孔子发现了《周易》的"德义",但这其中的逻辑关系要分析清楚,即《周易》的"德义"是本已有之还是经孔子的德性解释之后才具备的。如果《周易》的"德义"是本已有之,而不是经过孔子的解释才具备,是孔子晚年发现了《周易》其中的"古之遗言",那么称《周易》本为卜筮之书是不全面的,起码应该称《周易》不只是卜筮之书,或者称《周易》是穿着卜筮外衣的有决策之用的体现文王与周公"德义"思想的教化之书。     

道与德的相涵与分立——韩非的道德思想

韩非批判地汲取了道家的道德思想,通过对道与德的不同诠释和意义赋予,把道作为道德的形上本体加以定位和理解,在本体意义上确立了道德的形上基础和终极依据,把德作为基本的德性或德目来把握和诠释,在人伦日用即道德实践的层面为人们确立了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同时,韩非通过纳德入道与德礼结合,赋予德以伦理与政治的双重含义,以政治原则混同道德原则,实现伦理的政治化。     

儒家立志说的伦理内涵与时代价值

立志为历代儒者极端重视与不厌申言而在儒学中成为一种学说与传统。基于内涵的深入考察，儒家立志具有“‘心’之‘道’而成‘德’”的内在逻辑，统摄儒家至为重要的“心”、“道”、“德”三概念，同时构成儒学的基本逻辑。通过一种现象还原的方法诠释“心—道—德”三位一体的儒家立志，“心”、“道”、“德”三要素分别指对特殊的个体、普遍的群体、自由的人类，立志即是一个将自然个体道德化为德性主体、将自然群体伦理化为德性共体而实现个体与类双重解放的自由化过程，作为对人之个体—群体二重性存在的德性安顿体现出鲜明的伦理特征。在伦理与道德互文的意义上，儒家立志彰显出以“精神”、“自由”、“人本”、“尽心”为特征的伦理世界观与道德方法论，辩证地把握了人之意义与虚无（有与无）、精神与物质（灵与肉）、共体与个体（大与小）三对二重性存在本质，对于克服精神世界之虚无主义、生活世界之物质主义、伦理世界之原子主义的现代性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先秦儒家“思”的哲学

思是哲学的来源之一,中国先秦哲学中有关于思的丰富认识。在孔子之前,思具有德性、知性、情感等多重含义。孔子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指出:思的对象应当是仁,思的标准应是"无邪",思和学需并进。曾子将孔子的思予以了内省处理,认为人只有经常做反省内思的工夫,才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子思建立了"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的模式,使天道性命相贯通,并将思的地位大大提升。孟子进而认为思是人心的重要功能,仁义礼智等善端,都需要人心通过思来得之,否则人就会顺从耳目等血气官能而作恶。荀子则从知性之思的角度发展了思的观念,认为只有保持内心的"虚壹而静",才能获得正确的思。     

“德性的法治”如何可能?——以荀子为基点之历史与逻辑的考察

长期以来，学者或从二元对立的视角看待德与法的关系问题，或以“法即是刑”的观点认识中国古代法的性质。在先秦儒家德与法相互补充、相互协调主张的基础上，现当代学者亦提出德与法有机融合及“德性的法治”观念。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法是适应社会复杂化进程及富国强兵的现实需要而采取的治国方法；从政治思想发展的逻辑看，法是为实现“公”、反对“私”而施行的政治主张，具有普遍性、客观性与公正性的精神实质。在荀子那里，法是以公正与理性为根据和精神实质的爱的制度；礼法、礼义既具有社会规范作用，更具有道德教化作用；法是君子所立、所论、所行之义法，其所欲实现的是一个礼乐平治、上下和乐的王道社会。在荀子的政治哲学中，“德性的法治”最终得以实现。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与现代德性伦理学的建构

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德性伦理学在近现代的边缘化有逻辑和历史的必然性,对于德性形成的行为的道德性未加界定,德性规定的主观性与相对性,以及德性伦理学赖以生存的社会历史境况的变迁,是造成这种边缘化的根本原因.因此,要复兴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将其创建成现代德性伦理学,就必须吸收规范伦理学的优点来克服德性伦理学本身的缺陷,达到二者的融合.     

社会主体实践活动的方法论原则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是马克思批判以往的哲学、申明自己观点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至今仍然是我们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南。对改变世界这一复杂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加强对改变     

是合法性,而不是道德性——综论焦循的道德哲学

"行动的一切德性价值的本质,取决于道德法则直接规定意志."①这是康德在道德问题上"截断众流"的论断,他的这一论断被称为"道德学中的哥白尼式革命".但这里所说的"革命"是针对西方传统道德学说的思考方式而言的.在中国,儒家是自始即默许康德这一论断的.孟子日"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此即已示.由是可知,在道德问题上,不论是康德还是中国的儒家,皆肯认道德行为只对道德法则负责,而不对行为的后果负责,即德性只从"因"上见,不能从"果"上见.     

道德系统中的德性

作为人存在的精神形态 ,德性在意向、情感等方面展现为善的定势 ,同时又蕴含了理性辨析的能力及道德认识的内容 ,它为道德实践提供了内在的根据。道德行为的普遍指向与评价的普遍准则离不开一般的规范 ,而规范的现实有效性又与德性联系在一起。德性既表现为内在的精神结构 ,又体现于现实的行为过程 ,与化外在规范为内在德性相关联的是化德性为德行。德性的培养既以个体的潜能为内在根据 ,又展开为一个包含多重内容的历史过程。它以善为指向 ,同时又交融着真和美的追求。     

中国古代哲学“悟道”思维与“德性”精神的文化传统

中国哲学家以直觉体悟、意向体认的"悟道"思维觉解天道人德的思想特质,使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认知世界本体的"理性"思维及其知识体系,其致思方向集中于省思人生道德的心性觉悟。中国古代思想家在天人合一的道德伦理中体悟生命的根本,以意象性的直觉领悟追求人生之道的义理,实现人格的完善。中国哲学以"道"作为中华民族生命精神的形上根据,悟觉明德修身、平治天下的德性精神,修养厚德自强、中道和乐的生命境界。这种"悟道"思维与"德性"追求的精神传统,积淀成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思想源泉与文化根基,成为当代中华民族复兴与发展独特而丰盈的精神家园。     

老子的"为道"及其在实践中的精神境界

子学思潮是许多富有个性特点的原创概念诞生和发展的过程。“道”则是子学思潮中涌现出来的第一个概念 ,也是子学思潮乃至以后二千多年中国学术史上最核心的概念。老子关于道“先天地生”的阐述 ,将“天神”彻底清除出场 ,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老子不同于一般学者满足于“闻道” ,他更注重“为道” ,在实践中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在老子以“道”为核心的概念系统中 ,“德”是“道”体现于万物的属性、规律 ;人的德性 ,因“心”的缘故而分为自然而然的展现即“上德”与刻意的展现即“下德”两种。“上德不德”是人对“道”的体验。老子关于上德、下德、有德、失德等分析 ,是对“道”的研究的深入。     

荀子“礼乐政治”刍议

荀子主张通过一种礼乐政治来建构一种德性生活秩序,从而实现"明分使群"的社会生活。按照"原先王"与"法后王"的致思理路,荀子展开了礼乐政治之"道"和"政"的基本架构。在这一基本架构上,荀子探讨了"有位之人如何实现有其德"和"有德之人如何实现正其位"两个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