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对外开放与人口红利——中国1979-2010年经济增长的实证

运用中国1979-2010年的人均GDP增长模型并辅之以序列平稳性、协整关系和序列相关等检验的分析表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获取了显著的人口红利,而城市化与对外开放等制度条件因素则进一步放大和提升了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效应。文章认为,促使乡城迁移人口由"半城市化"状态向彻底城市化状态的转变以及增加对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企业对外竞争力等措施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继续获取人口红利而言至关重要。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增长动力研究——基于人口老龄化视角的分析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增长乏力和养老金财务可持续性风险的双重压力挑战新时代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一方面,由人口数量产生的"第一次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养老金支出导致财政负担不断加重。激励相容的养老保险制度安排可以通过改善劳动力供给、促进储蓄、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等途径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为减少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应引入弹性退休制度、激发自愿性养老储蓄、实现基础养老金的全国统筹、加快建设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由此推动中国经济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国“人口红利”研究现状与评述

中国的"人口红利"一直是学界与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在认知与判断上也存在众多分歧。在此利用文献研究法从人口红利概念、人口红利判断标准、中国人口红利期限、经济作用、兑现条件五个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分析学术分歧的根源,并对相关理论与观点进行评述,最后提出作者的判断与研究结论。     

后人口红利背景下中国产业经济空心化趋势的风险及对策探究

无论学界争论的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形是不是到来,人口红利逐渐消减已成为我国现阶段不易逆转和不可争辩的现实。本文假设在刘易斯拐点到来和人口红利逐渐消减的情况下,对后人口红利背景下中国产业空心化的趋势、风险进行预测研判,并提出积极的应对措施和建议。     

人口经济效益的另类解释——我国“人口红利”研究述评

人口红利是人口学领域及学科体系的扩展部分,也是人口学界与经济学界接轨而重点研究的领域.人口红利的理论和方法创新研究主要集中在是否存在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持续期长短及其人口红利消失后的隐患等问题的争论与研究上,但对符合中国国情的人口红利的判定方法与模型的适用性研究不够明确.对模型所选用的基础数据的处理和修正交待不明确,对参数选取、结果检验等还需要进一步的标准化.合理的年龄结构、丰沛的劳动力资源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但它本身并不是人口红利产生的根本原因.充足的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经济成果,还需要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条件.如何抓住"人口红利"结束前的十几年时间调整人口战略,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新发展阶段人口转型问题研究

从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转变是新发展阶段人口转型的主要特征.文章回顾总结了中国人口结构转型的历史过程与经验特征,指出人口转型使得中国总体人口形势已由人口红利时期总量过剩、劳动力年轻和充裕与抚养比下降的优势逐步转变为人口负债时期总量减少、劳动力稀缺和老化与抚养比上升的挑战,其主要挑战来自于人口总量负债、人口结构负债、人口性别负债和人力资本负债等四方面.虽然中国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方向转型不可阻挡,但未雨绸缪,通过全面开发质量红利、充分挖掘人才红利/知识红利、持续提高健康红利和挖潜提高老龄化红利等应对策略,就能有效减缓甚至抵消人口负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冲击,实现经济转型与人口转型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人口红利理论与中国人口红利问题研究

文章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讨论了人口红利的理论内涵，进一步分析人口红利的性质，以此为基础，实证描述中国人口数量红利和质量红利的现状与未来趋势。研究发现，人口红利是指特定时空背景下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状况可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有利性或机会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实质上就是一个前置条件，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基础和前提。根据对中国目前及将来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供给状况的研判，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和结构性失衡是两大长期的基本矛盾，随着技术进步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这两大基本矛盾将会更加尖锐和更加复杂。因此，未来中国，只有通过深化人事制度、退休制度改革，完善教育机制、产业机制及生育政策等，方能更好地收获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

近三十年来,依靠人口红利与结构红利,我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本文通过实证验证了人口红利与结构红利在我国经济中所起的作用。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不断减小乃至消失,在充分把握人口红利效应的同时,应加强产业结构转型,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人口红利视角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

我国总的人口红利仍处于高峰状态,今后将逐步进入后人口红利期.通过对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以及其他资料进行分析,发现人口红利在总量与结构、地区与地区之间存在着不均衡的矛盾;基础教育水平虽然整体提高,但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却严重不足,从而导致“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制度不健全、投入不足以及教育体系不完善等是造成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转移的根本原因.政府只有通过完善职业技术教育制度、加大投入,通过制定各种激励措施吸引社会力量采取多种模式因材施教、按需培训,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主动参加职业技术教育,才能达到增加人口红利的目的.     

中国经济增速趋缓的成因与对策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开始下降,但这次经济增速下降是"周期性"的还是"结构性"的呢?实际上,这次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除了麦迪森所指出的原因外,还有其自身独特的原因,这是其他发达国家在经济增速下降时所没有遇到的。当前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资本回报率开始递减,出口下降,外需不振都表明这次经济增速下降是"结构性"的。为此,需要通过改革释放制度红利,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加创新活力,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调整增强内需潜力,来提升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实现经济的平衡健康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必须转型,建立完善的市场制度,为市场竞争扫清障碍;通过构建服务型政府,将政府的职能转变到关注民生上来。     

关于人口红利与生产力发展关系的思考

马克思、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提出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概念,人口繁衍与生产力发展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人口红利期充足的劳动年龄人口保证了劳动者的数量供给,为生产力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目前,我国的人口红利依然存在但规模在持续减小,把握人口红利存在性、持续性、规律性特征,可以有效兑换人口红利,推动生产力发展。     

人口红利区域分布失衡与空间发展不平等：劳动力价值低估视角

“人口红利”应是劳动力数量这一“量”以及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这一“质”的统一。文章从马克思劳动力价值主要构成及其实现程度这一“质”的维度，估算出2006—2017年中国省际地区农民工在理论上需要实现劳动力价值补偿的应得报酬与其实际所得工资之间的差额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发现这一人口红利不仅均值逐年增长，而且主要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采用空间计量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发现，目标地区人口红利增长能够显著扩大该地区的空间不平等，同时会通过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缩小邻居地区空间不平等，而邻居地区人口红利变动也将通过显著的负外生交互效应反作用于目标地区的空间不平等。由于间接效应明显大于直接效应，加之邻居地区的负外生交互效应，使得人口红利总体上具有缩小区域空间不平等的作用，并且在东部地区尤为如此。文章的发现对于认识中国“人口红利”及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推动区域经济平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结构红利和改革红利：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探究

〗结构红利和改革红利的充分释放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保证，目前的经济下行压力主要是由于这两个红利的不充分释放导致的。我国正处于新旧更替的交界点处，一方面新的结构和制度红利并未完全释放；另一方面旧的制度和人口红利已经渐渐消失，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率下滑。一旦越过这个交界点，中国将进入经济发展新时期，即实现“质”的飞跃。当前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体制机制改革具有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驱动经济发展的作用。结构调整包括由市场和政府引致的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是通过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方式驱动经济发展；改革包括制度的废除和建立，并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驱动经济发展。如果结构红利和改革红利能够充分释放，中国经济的运行效率和质量将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发展，这就是中国经济的潜力所在。对此，应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保证经济平稳过渡到新的发展阶段。     

充分兑现人口红利的途径与措施

经济发展与人口问题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人口红利的贡献。但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的，其能否被充分利用，关系到中国的经济是否可以实现持续增长。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消除城乡流动的障碍，提高劳动力素质，选择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应成为促进人口红利兑现的重要途径。     

后红利时代中国人口红利走势的影响因素及特征分析

中国人口红利拐点正在到来.在后红利时代,中国人口红利的影响因素不断发生改变.这些因素直接体现在企业层面、政府层面、市场层面、社会层面和国际层面,影响到人口红利的获得与实现、数量和质量变化、空间和时间分布、国际和国内的分配,这将会对中国未来产业机构的调整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产生重要影响.     

人口红利的变化与人口政策研究

本文利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我国历年人口数据来分析阐述我国现阶段的人口结构状况，来推算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总抚养比，同时测算出2011—2035年我国人口总量、每年出生人口数和社会总抚养等人口状况指标，通过测算出的2011—2035年我国的人口状况指标预测出：我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基于我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和现行计生政策给我国带来的诸多社会经济问题，本文提出人口生育政策必须调整且迫在眉捷。     

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结构的影响研究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全面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生育率明显的下降,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提前到来,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冲击了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一方面,人口结构的转变在社会抚养比和人口红利两个方面对就业结构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人口结构的转变造成了整个国家处于"未富先老"的经济状况下,给经济带来多方面的影响;此外,在消费结构上,人口结构的转变主要通过"储蓄率"这一中间变量对消费产生影响,并对老龄人口将产生新的消费需求,进而引导相关产业的出现。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调整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产业结构不仅要在三次产业间实现升级,还要通过技术研究、人力资本积累等方式实现各产业内部的优化。     

人才红利效应与四川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近二十余年来,如同全国一样,人口红利对四川经济实现持续快速增长发挥了重要的贡献。尽管现阶段四川的人口红利期尚未完结,但着眼于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需要,必须认真重视"人口红利"效应逐渐衰减乃至枯竭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应当大力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使四川作为一个人口大省的优势得到更加高效的发挥,为四川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人口红利：基于中国储蓄数据的实证研究

国外研究表明,储蓄率是影响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本文在解析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储蓄率、经济增长相关性的经典模型的基础上,设定实证模型并在模型中引入具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政策虚拟变量,利用中国1952—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以储蓄率体现的“人口红利”进行实证检验,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中国储蓄率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储蓄率的增长一部分由其本身的滞后效应以及经济高增长来解释,另一部分由人口年龄结构因素的变化来解释,人口抚养系数下降成为中国储蓄率保持高位水平的根本原因之一,并通过投资机制作用于中国经济增长,由此证实了中国确实存在着以储蓄率体现的“人口红利”。     

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最后突破——中国农地的产权确认

中国的农村土地问题特别是农业用地没有真正融入市场经济,是中国二元经济问题特别突出的根本原因.由于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人口红利即将耗尽,农村生产要素的单方向流出已成为中国内需不足、农村落后和农民贫困的必然结果,对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进行深刻反思和重构,实现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制从事权向物权的转化,让中国农民获取土地的资本化收益并形成中产阶级的重要成员,就成为中国在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