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经济效益的另类解释——我国“人口红利”研究述评

人口红利是人口学领域及学科体系的扩展部分,也是人口学界与经济学界接轨而重点研究的领域.人口红利的理论和方法创新研究主要集中在是否存在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持续期长短及其人口红利消失后的隐患等问题的争论与研究上,但对符合中国国情的人口红利的判定方法与模型的适用性研究不够明确.对模型所选用的基础数据的处理和修正交待不明确,对参数选取、结果检验等还需要进一步的标准化.合理的年龄结构、丰沛的劳动力资源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但它本身并不是人口红利产生的根本原因.充足的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经济成果,还需要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条件.如何抓住"人口红利"结束前的十几年时间调整人口战略,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民工荒、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基于经济学角度的再认识

民工荒似有愈演愈烈之势,对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学界一直存有很大分歧。而无论是从经济学意义还是现阶段中国的国情来看,了解民工荒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采取有力措施应对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比判断刘易斯拐点何时出现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本文首先从微观经济学角度剖析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条件,利用修正的二元经济模型解释中国民工荒产生的原因,接着分析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的区别与联系,并从人口红利角度提出刘易斯拐点的具体应对措施,以期对中国现行政策的方向选择有所建树。     

城市化、对外开放与人口红利——中国1979-2010年经济增长的实证

运用中国1979-2010年的人均GDP增长模型并辅之以序列平稳性、协整关系和序列相关等检验的分析表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获取了显著的人口红利,而城市化与对外开放等制度条件因素则进一步放大和提升了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效应。文章认为,促使乡城迁移人口由"半城市化"状态向彻底城市化状态的转变以及增加对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企业对外竞争力等措施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继续获取人口红利而言至关重要。     

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

不同的人口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态势与变化。中国"未富先老"的现实国情,使2013年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标志性年份与2004年中国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标志性年份这个区间的时间格外地短暂。任何潜在的人口红利,要想得到现实的开发,皆需要通过艰巨的改革,以获得必要的制度条件。未来作为经济增长源泉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富有挑战性的任务是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并创造条件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     

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新发展阶段人口转型问题研究

从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转变是新发展阶段人口转型的主要特征.文章回顾总结了中国人口结构转型的历史过程与经验特征,指出人口转型使得中国总体人口形势已由人口红利时期总量过剩、劳动力年轻和充裕与抚养比下降的优势逐步转变为人口负债时期总量减少、劳动力稀缺和老化与抚养比上升的挑战,其主要挑战来自于人口总量负债、人口结构负债、人口性别负债和人力资本负债等四方面.虽然中国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方向转型不可阻挡,但未雨绸缪,通过全面开发质量红利、充分挖掘人才红利/知识红利、持续提高健康红利和挖潜提高老龄化红利等应对策略,就能有效减缓甚至抵消人口负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冲击,实现经济转型与人口转型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人口红利理论与中国人口红利问题研究

文章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讨论了人口红利的理论内涵，进一步分析人口红利的性质，以此为基础，实证描述中国人口数量红利和质量红利的现状与未来趋势。研究发现，人口红利是指特定时空背景下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状况可能为经济增长提供有利性或机会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实质上就是一个前置条件，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基础和前提。根据对中国目前及将来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供给状况的研判，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和结构性失衡是两大长期的基本矛盾，随着技术进步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这两大基本矛盾将会更加尖锐和更加复杂。因此，未来中国，只有通过深化人事制度、退休制度改革，完善教育机制、产业机制及生育政策等，方能更好地收获人口红利。     

后人口红利背景下中国产业经济空心化趋势的风险及对策探究

无论学界争论的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形是不是到来,人口红利逐渐消减已成为我国现阶段不易逆转和不可争辩的现实。本文假设在刘易斯拐点到来和人口红利逐渐消减的情况下,对后人口红利背景下中国产业空心化的趋势、风险进行预测研判,并提出积极的应对措施和建议。     

后红利时代中国人口红利走势的影响因素及特征分析

中国人口红利拐点正在到来.在后红利时代,中国人口红利的影响因素不断发生改变.这些因素直接体现在企业层面、政府层面、市场层面、社会层面和国际层面,影响到人口红利的获得与实现、数量和质量变化、空间和时间分布、国际和国内的分配,这将会对中国未来产业机构的调整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产生重要影响.     

关于人口红利与生产力发展关系的思考

马克思、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提出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概念,人口繁衍与生产力发展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人口红利期充足的劳动年龄人口保证了劳动者的数量供给,为生产力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目前,我国的人口红利依然存在但规模在持续减小,把握人口红利存在性、持续性、规律性特征,可以有效兑换人口红利,推动生产力发展。     

人口红利：基于中国储蓄数据的实证研究

国外研究表明,储蓄率是影响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本文在解析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储蓄率、经济增长相关性的经典模型的基础上,设定实证模型并在模型中引入具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政策虚拟变量,利用中国1952—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以储蓄率体现的“人口红利”进行实证检验,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中国储蓄率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储蓄率的增长一部分由其本身的滞后效应以及经济高增长来解释,另一部分由人口年龄结构因素的变化来解释,人口抚养系数下降成为中国储蓄率保持高位水平的根本原因之一,并通过投资机制作用于中国经济增长,由此证实了中国确实存在着以储蓄率体现的“人口红利”。     

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结构的影响研究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全面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生育率明显的下降,使得人口老龄化问题提前到来,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冲击了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一方面,人口结构的转变在社会抚养比和人口红利两个方面对就业结构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人口结构的转变造成了整个国家处于"未富先老"的经济状况下,给经济带来多方面的影响;此外,在消费结构上,人口结构的转变主要通过"储蓄率"这一中间变量对消费产生影响,并对老龄人口将产生新的消费需求,进而引导相关产业的出现。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调整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产业结构不仅要在三次产业间实现升级,还要通过技术研究、人力资本积累等方式实现各产业内部的优化。     

人才红利效应与四川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近二十余年来,如同全国一样,人口红利对四川经济实现持续快速增长发挥了重要的贡献。尽管现阶段四川的人口红利期尚未完结,但着眼于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需要,必须认真重视"人口红利"效应逐渐衰减乃至枯竭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应当大力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使四川作为一个人口大省的优势得到更加高效的发挥,为四川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中等收入陷阱”在中国存在吗?——人口红利与技术进步的视角

进入新常态后,很多学者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现象与"中等收入陷阱"联系起来,但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性仍备受争议。从概念严谨性的争议和统计研究结论的分歧两条线索梳理不同观点,可将统计研究的意见分歧来源归纳为统计维度、观测时距、收入区间的界定模糊。具体而言,仅从截面和时序的统计维度考察或者将观测时距定义在较短时期内,研究结论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存在的,反之亦然;"中等"是泛指的收入区间,用来引导经济学概念容易致使判别差异。中等收入陷阱一般的学理依据是人口和技术红利枯竭,从这两个视角论述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依据是否成立,可以发现:将工资上涨作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充分条件缺乏实践证据,是对刘易斯二元模型的过度解读;技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复杂的,技术红利枯竭并不能成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充分条件。     

充分兑现人口红利的途径与措施

经济发展与人口问题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人口红利的贡献。但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的，其能否被充分利用，关系到中国的经济是否可以实现持续增长。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消除城乡流动的障碍，提高劳动力素质，选择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应成为促进人口红利兑现的重要途径。     

人口红利、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

近三十年来,依靠人口红利与结构红利,我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本文通过实证验证了人口红利与结构红利在我国经济中所起的作用。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不断减小乃至消失,在充分把握人口红利效应的同时,应加强产业结构转型,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对“中国模式”概念之争的多维因素分析

本文首先对"中国模式"这一概念进行了历史追溯,并简要阐述了关于"中国模式"概念之争的不同观点。随后总结了中国发展成就与问题的不同方面,并以"政府与市场"、"二元结构与人口红利"、"资本、技术引进与对外依赖"为主题,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存在保持较快增长的可能,但必须多方面转变发展方式。在"中国模式"概念下的发展方式具有高度的独特性,但由于其迫切面临改革以及缺少统一性的特点,尚不可归结为已经成型的"模式"。     

人口负担与人口红利的权衡——论中国现阶段不能放松计划生育政策

中国近期有一种呼声:放松生育管制,主要基于中国人口老龄化或"人口红利"丧失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也有极端观点认为,中国的计划生育影响中华民族复兴和种族安全。这些认识有失偏颇:(1)主张"适度"放松管制,理论上成立,实际执行一定是远远"过度",因为现在政策上没有放松,实际执行上就有很多违背政策超生的,人口普查的结果就是证明;(2)威胁中华民族复兴和种族安全更是夸大事实,真正阻碍中华民族复兴的一定是中国巨大的人口负担。人口老龄化是会给经济社会带来一些压力,但同时也是发展针对老龄人产业的机会,而且,相对于放松生育管制从而人口高增长而言,老龄化带来的压力和负担是小的和短期的。中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人口负担大国,巨大的人口总量,对世界和我们自己的子孙,都有巨大的负外部性,会影响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要想发展成为发达国家,首先经济结构必须升级,而经济结构升级又必须以生产要素结构升级为基础,必须提高技术和资本的比例,而不应该留恋于吃"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因此,中国必须长期持续地坚持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严格控制人口总量增长的前提下,提高人口质量。     

人口红利视角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

我国总的人口红利仍处于高峰状态,今后将逐步进入后人口红利期.通过对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以及其他资料进行分析,发现人口红利在总量与结构、地区与地区之间存在着不均衡的矛盾;基础教育水平虽然整体提高,但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却严重不足,从而导致“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制度不健全、投入不足以及教育体系不完善等是造成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转移的根本原因.政府只有通过完善职业技术教育制度、加大投入,通过制定各种激励措施吸引社会力量采取多种模式因材施教、按需培训,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主动参加职业技术教育,才能达到增加人口红利的目的.     

近喜远忧的持续超低生育率--以苏州为例

本文在对苏州人口发展的历史、现状与前景进行考察的基础上,研究与分析了持续超低生育率的社会经济后果及其可供选择的应对方案,并对与此有关的人口红利与人口亏空、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条件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指出近喜远忧的持续超低生育率不应成为我国所追求的政策目标。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增长动力研究——基于人口老龄化视角的分析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增长乏力和养老金财务可持续性风险的双重压力挑战新时代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一方面,由人口数量产生的"第一次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养老金支出导致财政负担不断加重。激励相容的养老保险制度安排可以通过改善劳动力供给、促进储蓄、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等途径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为减少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应引入弹性退休制度、激发自愿性养老储蓄、实现基础养老金的全国统筹、加快建设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由此推动中国经济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