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口红利背景下中国产业经济空心化趋势的风险及对策探究

无论学界争论的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形是不是到来,人口红利逐渐消减已成为我国现阶段不易逆转和不可争辩的现实。本文假设在刘易斯拐点到来和人口红利逐渐消减的情况下,对后人口红利背景下中国产业空心化的趋势、风险进行预测研判,并提出积极的应对措施和建议。     

刘易斯拐点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前景

关于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刘易斯拐点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等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考察其他国家(地区)在跨越刘易斯拐点时期的经济和劳动力市场表现可以发现,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和韩国在跨越刘易斯拐点后仍享受着人口红利,并没有因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而放缓经济增长,也没有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而导致高通货膨胀。借鉴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实际,可以判断,中国未来非农劳动力供给仍然丰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和通货膨胀压力的影响等都有限。中国未来经济的增长需要充分开发、整合和利用现有人口资源,选择有利于产业升级转型以及劳动力市场成功转型的产业政策,通过提升现有人力资本等奠定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     

劳动力供给与中国经济前景——基于刘易斯拐点研究

2004年以来,中国很多地区出现了劳动力供不应求的现象,许多研究人员加入中国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的讨论。由于中国近10余年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低劳动力成本,一旦工资快速上涨,将对中国经济发展构成重大威胁。文章回顾了刘易斯拐点理论,回答了中国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这一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变迁研究

人口红利是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因素,它受到人口结构变化的深刻影响。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和“刘易斯拐点”的临近,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并由此对经济发展的诸多方面产生深刻影响。对此,要客观看待,既要认识到其对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挑战,也要认识到这并不意味着红利的终结。未来应通过提高城镇化质量、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就业匹配度、推进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等方式应对这一变迁。     

基于"刘易斯拐点"的缩小城乡收入比研究

针对近年来主要出现在中国沿海地区的"民工荒"现象,一些学者认为是中国经济出现了刘易斯拐点,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工业化、突破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的关键时期.但中国工业化远没有完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向现代部门转移,才是消除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出路.     

基于供求理论分析“民工荒”

文章从我国部分地区出现＂民工荒＂的实际出发,在刘易斯模式和拉尼斯-费模式的基础上探求＂民工荒＂出现的客观性。以托达罗模式为依据给予＂民工荒＂一种理论解释,并从理论上提出缓解这一问题的建议。而后分析了我国出现此现象的主要原因,及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     

后红利时代中国人口红利走势的影响因素及特征分析

中国人口红利拐点正在到来.在后红利时代,中国人口红利的影响因素不断发生改变.这些因素直接体现在企业层面、政府层面、市场层面、社会层面和国际层面,影响到人口红利的获得与实现、数量和质量变化、空间和时间分布、国际和国内的分配,这将会对中国未来产业机构的调整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产生重要影响.     

农地流转与产业转移——研究刘易斯转折点问题的一个崭新视角

关于我国人口红利问题的研究,存在着我国是否已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争论,各方争执不下,至今仍无定论。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即以农村土地流转作为切入口,结合区域间的产业转移,研究我国的人口红利以及所谓刘易斯转折点问题。本文研究的基本结论是:一般所认为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判定标准只适用于我国的局部地区,同时,区域间进入刘易斯转折点的先后具有时空层次性与梯度性特征。     

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

不同的人口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态势与变化。中国"未富先老"的现实国情,使2013年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标志性年份与2004年中国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标志性年份这个区间的时间格外地短暂。任何潜在的人口红利,要想得到现实的开发,皆需要通过艰巨的改革,以获得必要的制度条件。未来作为经济增长源泉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富有挑战性的任务是通过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并创造条件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     

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转变

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和人口快速转变之后,我国的人口与经济关系已经发生重大改变,由于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的特殊时序结构,人口经济关系兼具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特征。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刘易斯拐点"的显现、人口红利的过早终结等增加了经济减速的风险。从更长远的时期看,我国将迎来人口减少、老年抚养比大幅提高的局面,这将是一个全新的人口形态,在这样的人口形态中如何避免陷入长期停滞,如何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对于我国而言还是一个全新的议题。     

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最后突破——中国农地的产权确认

中国的农村土地问题特别是农业用地没有真正融入市场经济,是中国二元经济问题特别突出的根本原因.由于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人口红利即将耗尽,农村生产要素的单方向流出已成为中国内需不足、农村落后和农民贫困的必然结果,对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进行深刻反思和重构,实现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制从事权向物权的转化,让中国农民获取土地的资本化收益并形成中产阶级的重要成员,就成为中国在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     

当前中国经济周期呈现的新拐点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对于当前中国经济的形势,即其现状与走向究竟如何看待呢?在国内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看法。论文通过从纵向与横向两个不同角度的分析,得出中国经济周期目前出现新拐点与新一轮经济发展出现新的转折点的结论。并根据新拐点与转折点要求,分析了有关经济增长的若干方面。     

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新发展阶段人口转型问题研究

从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转变是新发展阶段人口转型的主要特征.文章回顾总结了中国人口结构转型的历史过程与经验特征,指出人口转型使得中国总体人口形势已由人口红利时期总量过剩、劳动力年轻和充裕与抚养比下降的优势逐步转变为人口负债时期总量减少、劳动力稀缺和老化与抚养比上升的挑战,其主要挑战来自于人口总量负债、人口结构负债、人口性别负债和人力资本负债等四方面.虽然中国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方向转型不可阻挡,但未雨绸缪,通过全面开发质量红利、充分挖掘人才红利/知识红利、持续提高健康红利和挖潜提高老龄化红利等应对策略,就能有效减缓甚至抵消人口负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冲击,实现经济转型与人口转型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人口年龄结构的城乡差异分析——基于人口红利视角

2010年我国人口红利达到巅峰,人口总抚养比降至历史最低水平.2011年人口总抚养比开始增加,传统的人口红利出现拐点.然而,在总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中,人口结构整体变化和其内部变化并不一致,人口红利在人口分布上发生了乡城转移.通过对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抽样调查数据中城乡人口年龄结构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农村地区少儿抚养比一直高于城镇地区,农村地区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城镇地区的总抚养比远低于农村地区.导致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差异和人口红利乡城转移的原因在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城乡差别以及城镇化进程中大规模的乡城人口流动,因此在我国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为了获取更有效的人口结构转变收益和城镇化释放的人口结构红利,应该完善就业服务体制,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劳动参与效率,同时通过资金、机构和服务三重保障,提高农村地区社会养老水平.     

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

随着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持续提高为特征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以及以人口抚养比不再降低为表现的"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经济逐步进入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向新古典增长阶段的转变时期。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开始出现,靠大规模的政府主导型投资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式,不再具有可持续性。从经济增长理论、国际经验和中国现实等角度进行的研究发现,中国亟须通过政策调整,形成国内版的"雁阵"模型和"创造性毁灭"的政策环境,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并且从技术进步和体制改善中获得更高效率,以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向全要素生产率支撑型模式的转变。     

非正规就业:三元劳动力市场的理论解释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托达罗的乡城人口流动模型和三部门理论对解释中国非正规就业现象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却无法解释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和主动的非正规就业问题.为弥补以上缺陷,本文借鉴“三元劳动力市场”理论解释非正规就业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主动型和被动型非正规就业的差异.     

民工潮到民工荒：发展的桎梏还是推进器

从民工潮到局部地区发生民工荒,这其中有诸多原因:劳动力市场供求矛盾、工资低下、生活成本上升以及企业用工不规范等。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前沿的沿海地区民工荒的出现,会为这些地区经济发展带来什么影响?民工荒毕竟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所特有的,相对而言也是非正常的。它是经济发展的桎梏还是推进器,本文试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对此进行探讨。     

我国政府在劳动关系调整中的角色分析

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状态良好,以及以东南沿海地区"民工荒"为标志的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劳动合同的实施,这些因素表明了影响劳动关系运行的社会背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的政府角色需进行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新形势下的劳动关系.本文以政府在劳动关系调整中的规制者、调解者、引导者、保护者等几个角色为中心.对我国当前劳动关系的构建进行分析.     

劳动成本变动对物价总水平的影响——基于刘易斯拐点的纵深回顾

劳动成本变动对物价水平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劳动生产率是否同步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历次通货膨胀主要是投资扩张和经济周期引起的,而非工资水平变动。但是转过刘易斯拐点之后,工资水平对物价水平的影响将得到强化,调控物价水平的政策需做相应调整。建议完善信息沟通机制,应对工资水平波动;抑制垄断利润,降低租费负担;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降低摩擦失业率;促进技术进步,提高管理效率,深化制度改革,提高劳动生产率。     

我国政府在劳动关系调整中的角色分析

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状态良好，以及以东南沿海地区“民工荒”为标志的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劳动合同的实施，这些因素表明了影响劳动关系运行的社会背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的政府角色需进行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新形势下的劳动关系。本文以政府在劳动关系调整中的规制者、调解者、引导者、保护者等几个角色为中心，对我国当前劳动关系的构建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