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认同视野下的辛亥共和结局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内忧外患加剧,列强窥伺、边疆危机、满汉尖锐时立.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孙中山、袁世凯等辛亥各派在民族认同视野下,以"五族共和"为基础,达成南北和议,清政府在化除满汉畛域的基础上被迫接受了"五族共和"思想,宣布退位.三方彼此妥协,共同促成了共和的结局.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时期的“五族共和”论

历史学家一般都认为,“五族共和”的口号是民国元年孙中山提出的,孙中山在新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表明:“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以实现“民族之统一”。日本学者片冈一忠曾经对孙中山首倡“五族共和”的说法提出质疑,并论述立宪派巨头张謇在南北和议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笔者既同意片冈的论点,又提出新的看法:即“五族共和”一词来源于杨度1907年撰写的《金铁主义说》、一直到辛亥年武昌起义后 经过南北谈判,逐渐变奏为新国家的民族统一理论。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革命党人,包括孙中山,都对满蒙回各族怀有否定性的形象,使得他们对“外中国(藩部)”的民族整合问题漠不关心,相反,居住北方和内陆中国的满蒙王公以及旗人集团为了保持他们的既有利益,积极响应“五族共和”的口号,要求“与汉人平等”,导致南北妥协的局面。从这个角度看来,辛亥革命既是不同政治力量的斗争、又是一段内外、大小“中国”交错的历史过程。     

辛亥时期的惩办汉奸与南北统一

辛亥南北和议期间,对汉奸的口诛笔伐成为稳固新生政权和鼓吹北伐的重要方面。针对汉奸的宣传和行动,造成通过北伐将清朝统治地区的汉奸绳之以法的强大声势,对于那些仍然希望保留君主体制的政治势力产生了强烈冲击。包括强迫剪辫和追凶在内的惩奸行事引发北方一些报刊的非议,而从和议到统一,政坛波谲云诡,昔日的汉奸不断转身成为共和的元勋。时势变化引起汉奸判断尺度的差异,不但造成各地光复政权之间的裂痕,而且使得领袖与基层出现严重分歧。随着五族共和的实现,满奴汉奸的指称总体上趋于减少,"汉奸"一词逐渐回到卖国求荣的原意。     

北洋时期的“宣布共和南北统一纪念日”

从北洋派的角度看,辛亥要解决的是国体与政体问题,应称之为变更国体或改革政体。武昌起义后,袁世凯运用北洋派文武势力以及南方之民气,诱迫清帝逊位将政权和平转移,促成南北统一,维系五族共和,这是北洋派对辛亥最大的贡献。北京政府是继承清朝统治权南北统一五族共和的正统政权,尊重辛亥的禅让性质。北洋派认为辛亥的重要性在于建立共和而非革命,共和是北洋派之功,值得纪念的是2月12日"宣布共和南北统一纪念日"。北洋派强调"共和"与清帝逊位的关联,以及北洋派与建立、维护"共和"之贡献,将"辛亥"与"共和"、"统一"相连结,反对"革命",贬抑1月1日南京政府成立之日,并将10月10日国庆节意义转换,与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相结合。国民党则独重革命,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建立一连串与"革命"有关的纪念日,不再纪念南北统一与实行共和,"宣布共和纪念日"遂无形取消。     

从“反满”到“五族共和”——辛亥革命前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族政策

如何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曾经是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一个重要议题。在这一问题上,他们的政策经历了一个从“反满”到“五族共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其中,概括说来,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是以“仇满”为中心口号的阶段;从同盟会成立后至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前,是以排除满洲贵族为中心口号的阶段;到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以后,则正式提出了体现资产阶级民族平等原则的“五族共和”的民族政策。当然,这只是大致的划分,而不是绝对的。     

论民元唐绍仪内阁

民国元年唐绍仪内阁是中国推翻封建帝制后根据《临时约法》组成的共和国第一届内阁.由于唐内阁存在时间不长,政绩不彰,因此历来对它的评价也不高.从唐内阁成立的政治环境与组建过程可以看出,这个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的责任内阁,实际上是经过协商形成的混合型内阁,主导权操在极权主义者袁世凯手中,内阁成立伊始,便面临种种矛盾并且不被列强所看好.尽管唐绍仅曾是袁世凯的亲信,且因热衷于共和而被南方革命党人所接受,就其政治历练与交通系背景来说,也具有一定优势,是一个合适的总理人选.但他终为袁氏所摈弃,施用种种手段,摧垮了唐内阁.唐绍仪内阁虽然存在时间很短,但唐氏有其内阁人事制度的原则与新政权内政外交的抱负;内阁组建后亦承续南京临时政府的建政措施,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唐内阁的各项政策,形格势禁,未能有所展布,但唐氏本人促成南北统一、希望促进孙袁合作,共同致力于国家建设的愿望,还是应当肯定的.唐内阁是近代中国民主宪政从理念进入实践的最初尝试,大力推动了民初的宪政建设,在中国近代宪政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应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     

旧邦新造：民初的宪政运动与国家构建——读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临时政府采用沈恩孚作词、沈彭年作曲的《五族共和歌》作为“国歌拟稿”,其中第一句曰：“东亚开化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显然,南方政治精英视革命为“旧邦新造”的一次努力。     

清末民初"五族共和"思想简论

从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的角度,选取清末民初“五族共和”思想作为研究对象。“五族共和”不仅涵盖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统一的思想,同时也体现了民主共和原则,为近代中国社会提供了在民主共和体制下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种选择模式。关注近代中国人对解决中国民族民主问题所作的理论探索和“五族共和”作为政治话语在近代中国所产生的影响,探讨近代以来各族认同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进程。     

论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宪政运动

中国近代宪政运动是在君主宪政和共和宪政两条路线上交替进行的,其中有君主、臣民、外力三股力量相互运动。袁世凯的命运与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紧密相连:他因顺应中国近代君主宪政运动的潮流而崛起;亦因顺应中国近代共和宪政运动的潮流而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最后则因逆中国近代共和宪政运动的潮流而动而走向灭亡。     

上海南北和议与辛亥革命

1911年 12月到次年 2月间在上海举行的南北和议是辛亥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 ,它不仅造成了辛亥革命“既胜利又失败”的结局 ,而且对此后的中国社会进程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有关上海南北和议多年来已发表了不少论文 ,这里就和议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再作论述。历史上 ,在重大的政治、军事活动中 ,敌对双方举行和议是常有的事。但一般地说 ,当一方处于胜利在握、形势对己非常有利的时候是不轻易接受另一方提出的和议的。辛亥革命却是个例外。 1911年 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 ,立即得到各地的响应。在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内 ,全国先后有 14省宣布脱离清朝…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全”、“都”和“全都”

从实际语科出发，详细分析了“全”、“都”和“全都”用法的异同，总结了它们各自适用的场合。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辨"齿、牙"

一些大型字典、辞书或齿、牙不分,或认为牙是臼齿。依《说文》、古文献、动物形态,牙实为尖锐的犬齿。     

"协作"与"合作"之辨异

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及其交往关系中,合作是一种不同于协作的行为模式。然而,人们往往把它们混同起来。其实,在工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框架下,所造就的只是一种协作的行为模式,在对工业社会历史阶段的超越过程中,我们需要确立的是合作的行为模式。人们的合作关系以及行为模式的建构,将意味着人们交往活动中出现一种更高形态的“差异互补”机制,也意味着人类社会走向一个更高级的历史阶段。因此,在社会治理模式建构方面,需要根据合作社会的要求去建构起一个合作的社会治理体系。     

对“以人为本”中的“人”的理解

作为科学发展观本质和核心的"以人为本"的"人",首先是指"人民";但是,从根本上讲,"以人为本"的"人",是指"每一个人",即"所有的个人","每一个人"是构成科学发展观的历史主体.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历史主体上坚持"人民"和"每个人"的辩正统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对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