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的仪式叙事与创伤书写——以伍慧明小说《骨》为例

仪式不仅是一种蕴含文化符号的象征性程式和行为实践,同时也可作为一种叙事策略来构建文本的话语机制。当代美国华裔作家不仅将仪式书写融入叙事情节,也将仪式演绎为一种叙事结构和叙事修辞,形成系统的创伤诗学。以伍慧明的小说《骨》为例,小说叙事情节层面的分离仪式书写呈现华裔个体和群体的创伤;叙事结构层面的成长仪式书写暗喻创伤认知的过程;叙事修辞层面的驱鬼仪式书写为华裔群体创伤疗治提供可借鉴的视角。小说围绕仪式、叙事和创伤形成一套严密的创伤诗学话语机制,多层面呈现华裔个体和群体的心灵创伤,突破文学叙事中创伤呈现的范式,同时拓展了创伤的仪式叙事疗治的可能性维度。     

普遍主义,还是中国特色——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中国境遇

关于西方公民社会理论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存在一种"普遍主义"的公民社会观。"普遍主义"公民社会观在理论上论证西方公民社会的普世性,认为公民社会对维护社会稳定以及推进政治民主化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并以当下中国公民社会发育的现状来表明西方公民社会移植中国的可行性。然而,"普遍主义"公民社会观是普遍主义思维方式下的产物,它难以解释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并且西方的公民社会自身就是一个存在多重内在矛盾的复杂结构。实际上,世界上不存在永恒的、一成不变的社会发展模式,任何社会理论都是一种地方性叙事,它深深地嵌入特定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中。中国的社会发展需要立足历史传统以及现实国情,建构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理论,而非简单地照搬"普遍主义"公民社会观。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理论应当体现出主体中国的理论自觉,能够回应并实现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和公民身份塑造。     

知情同意在中国医疗实践中的介入:问题与出路

知情同意作为生命伦理学的核心原则,进入我国视野三十余载,经历了从"简单同意"到"知情同意"的变迁。在我国的临床医疗实践中,知情同意具有信息告知的"权威主义"、主体的家庭主义以及操作流程中的形式主义特征,这些特征与知情同意本身的尊重、平等的价值诉求相去甚远。构建中国的知情同意制度,需要开启现代公民教育,加强权利启蒙与责任教育;强化医患信任制度建设,推动知情同意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建构独立的第三方干预模式,破解知情同意实践难题。     

天道、天民与全球社会——基于“宇宙公民”理念的个体主义的天下主义论纲

当代中国天下主义之争,发展演变为两种类型的学说:一是以传统礼制的现代转型为标志的天下主义,一是以心性通达天地构成个体自主和因为感通而达致人类社群这样一个二元一体的以个体自主为本的天下主义。个体之所以能成就本体性的自由平等,皆因它秉承天道下贯的属性,这是思孟以来儒家心学思想的命脉。孟子以"天民"即宇宙公民概念确认一种个体存在,它是在道德维度而不是等级层面确认个人身份价值的概念,它的现实载体以"士"为表征,最高则达到"同天"之境界。这个理念由此确认个体在人类社会中的尊严和自由、平等,超越中国传统社会之身份和伦理构成的文化观念,以此构造现代民主和法治的道德性基础。"天民"概念可以使我们基于人格的平等建构所有个体在现实世界中的尊严,同时依据个体才具的差异构成现实社会生产和分配领域中的不同机制和状态。同时,宇宙公民的道德感通属性,能够在人类天下主义的轨道上推进两点:第一,凭依"良知"观念趋向于与世界其他宗教文明的沟通;第二,以士君子群体的扩展为全球人类社会的普遍性发展构架社会基础。     

试论中国传统法文化在现代法制中的意义

一现代化离不开对传统的利用和改造,最现代的法制也有古代法的影响。中国传统法文化关注人生,重视社会实践,它的主导价值功能在于强调社会个体的道德自觉。这种重道德自觉轻个体权利的法文化价值观并不完全与现代法制相悖逆。从整个历史进程看,西方法文化重视对个体权利的保护,中国则偏重于强调社会个体的道德自律。中国人对法的思考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是如何通过礼的引导与法的惩戒来提高社会主体的道德自觉性;二是如何置个体利益于家庭、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之中。因此,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看来,法与礼都不应该首先考虑社会生活中“小我”之权利,而应该把“小我”融汇于社会、国家乃至整个宇宙的相互关系之中。个体价值的实现应以家庭、国家、     

价值个体主义、怀疑主义与价值共识的困境

在现代社会,随着事实和价值、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社会道德与个人道德的分离,人们对善的理解和把握成为了私人之事,外在的力量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干预.价值个体主义使价值怀疑论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常态,外在的一切权威都需要经过个体理性法庭的批判才能取得合法地位.由此,“圣人”、“经典”、“宏大叙事”竞相成为被解构的对象,告别权威和崇高成为价值领域中的响亮口号.如何在个体理性反思能力和外在权威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是当代价值共识问题面临的突出困境.     

为何种普遍主义辩护——与赵敦华教授商榷

为了对普遍主义进行真正有效的辩护,必须对普遍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它有哪些变种,这些变种分别回答和提出了哪些问题等等,作进一步讨论。在为普遍主义辩护的时候,要重视普遍主义的复杂含义,注意普遍主义立场与普遍主义政策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所要辩护的普遍主义立场,不仅是文化普遍主义,而且是受价值普遍主义、尤其是道德普遍主义支持的文化普遍主义。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普遍主义,既超越西方中心论和中国文化特殊主义,同时又对文化的多样性具有高度敏感性,对特殊文化丰富普遍文化的可能性具有高度开放性。说到底,这种把特殊主义包括在内的普遍主义既不是一种单纯的事实,也不是一个单纯的理想,而是建立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的共同能力、潜力以及客观条件的基础之上、有待于通过自觉明智的交往实践和社会实践加以建构的美好未来。     

患者自主权:内涵、困境及突破——以马克思人学交往理论为分析视角

患者自主权是在医患关系之中,以实现患者对生命健康利益选择及决定为目的的一项抽象人格权。它是实现患者自由意志,维护患者人格尊严的重要手段。但在现实中,对待患者自主权的态度不可过于理想化。我国患者自主权在实践过程中仍存在着现实困境,需要以马克思人学的交往理论为指导,在完善知情同意规则的基础上,注重医患双方(交往)权利的动态平衡,以此保障我国患者自主权的实现。     

勇的三重意蕴及其当代价值

"勇"具有三个层面的内涵:作为自然德性的勇述说的是个体心理学意义上的性格特质以及行为方式,它是道德中立的;在注入"知""义"等内涵后,它才成为一种真正的道德德性;它不仅是一种特定的道德德性或德目,而且是人们由之成就各种道德德性,趋向理想人格的道德意志品质,是道德勇气。"勇"对个体和国家的福祉、个体道德发展,社会道德风气的改善至关重要,在核心德目的确立和德育活动中应得到足够重视。     

公共健康领域权利与善的冲突

在公共健康领域,保护与促进公共健康和保护与促进个人权利之间存在着难以避免的冲突。权利与善的冲突在预防免疫、强制隔离、知情同意和信息公开这四个主要公共健康实践领域有着突出的体现:预防免疫是以整体人口为基础和对象的,这种整体观会造成对个体权利的忽视,因为预防免疫所带来的公共健康利益由整体人口所享有,但这个"整体"中却排除了承担风险和权利受到侵害的个体;公共健康的隔离措施常常是用对个人自由权利的严重限制或侵犯来换取公众的健康利益;为了公共健康而实施强制措施是一种对知情同意及其所要求的自主权的违反;而系统地获取个人的健康信息则会严重危及个人的隐私权。     

试论女性主义对经典童话的重构——以卡特的《雪孩》为例

女性主义对经典童话重构,致力于揭示文本叙述与性别生产之间的联系,以此质疑心理、社会以及叙事层面上所谓的事实真相,并探索不同于以往传统与权威的叙事可能性.本文以<雪孩>为例,通过对该故事进行抽丝剥茧式的细致分析,探讨它间接的叙事策略和隐晦的重构艺术,以此说明当代女性主义重构策略的多元性、复杂性和灵活性,而并不仅仅局限于对传统性别模式的简单颠覆.     

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理性"及其当代价值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理性"中既有道德践履的偏好,又有着对"社会实践"的追求,从总体上看,它仍然属于一种"道德形而上学",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但道德形而上学也有其致命的局限性,只有将道德形而上学与理性形而上学结合,才能真正发挥其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作用.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现代践行的主体困境

中国古代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面临着道德主体的践行困境:道德主体不想与不愿作为,道德主体的道德认知与道德践行的知行不一,以及由此而引发的道德主体的道德责任与道德理性的矛盾与冲突.如何走出中国古代优秀道德文化在当代践行的困境,从主体层面来讲,最佳途径是加大道德主体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以实现传统道德文化在当代社会的践行.     

略论儒家伦理的创造性转化

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具有强盛不衰的生命力,从古至今文脉不断,主要在于儒家伦理所提倡的仁爱精神一直是其主导思想,它已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而关注个体道德人格生成的儒家美德伦理又是其伦理的主体.儒家伦理不仅仅是一套理论,更是一种信仰系统和价值体系,所以它能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它曾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多个盛世的出现,至今仍有着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力.然而儒家伦理毕竟是旧时代的产物,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只有对儒家伦理进行创造性转化,才能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组成部分,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沃土,成为我们新时代社会主义的文化软实力.     

在情欲与伦理之间——论清末民初小说的情爱叙事

在以"仁"控欲的中国传统伦理系统中,个体情爱的叙事空间非常逼仄.个性思潮的萌发以及传奇、戏剧等文学样式的发展,为欲望形态的个体化呈现开拓了新的可能性与叙事空间.承袭晚明"以情抗理"的人文思潮与叙事传统,清末民初的小说开始注重情爱过程与心理描写,其叙事伦理呈现出在情欲与伦理之间徘徊的姿态.这种姿态恰是五四"人的文学"冲决传统文化罗网的前奏.     

道德箴规与中国文学叙事的救赎情结

惩恶扬善的道德箴规制约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在民族心灵文化图景上形成一种追索历史、质问自我的叙事张力,这种拷问灵魂的理性主义取向,影响着中国文学宏大叙事的发展轨迹.对人性的挖掘,对故事结局的设置,呈现出一股基于民族心理积淀的救赎潮流.现实生活中的巨大情欲磁场,促使神道设教向人情回报位移,道德说教流于形式,其针对现实社会的救赎效果往往被汹涌的写情道俗思潮所冲蚀,受到一定范围的打压,消解了它的道德震撼效应.     

论中国小说叙事的神秘性

中华民族经历巫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历史阶段长于西方,文化的神秘性更具普适、丰赡的特征,再与意象思维的诗情画意相融通,独具别情异调和天然神韵.中国小说叙事的神秘性表现于故事、结构、气韵三个层面,呈现为时空、梦境、法力、星相谶语、万物通变、感应果报、神秘数字、避讳避祸等八种形态.它来自于人的有限感知力的无限比拟、联想、推延;来自于对天地、神兽的崇拜和巫觋、术士、僧、道以及普遍人的个体神秘性体验;来自于诸种体验的结果:巫文化,万物有灵、天人合一观念,仙道、僧佛文化等;来自于神秘体验所沉淀成的民族无意识和思维定式.叙事的神秘性产生于叙事意图实践的需求,出现于主要人物意图行为的紧要处和叙述者急需的关键时刻,成为关键叙事与核心叙事.神秘性叙事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总呈现出结构性和审美性功能.     

道德社会学的三个维度

道德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分支学科,有其独特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维度.其理论之维体现在道德社会学以道德事实为研究对象,由个体和社会道德、血缘、业缘和开放的地缘关系中的道德、道德景气以及道德公共政策等概念和陈述构成的一套图式和体系；道德社会学的方法之维可以从“方法论、具体方法、操作手段和技术”以及“宏观、中观、微观”两个层面来分析；道德社会学的实践之维体现在通过描述和解释道德事实,预测道德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通过道德监测,为制定道德公共政策服务.     

艾耶尔的情感主义与非认知主义

A.J.艾耶尔同意摩尔未决问题论证的结论:道德话语中"善"或诸如此类的概念所代表的成分不可能还原为经验可证实的自然属性,但不同意摩尔的看法,即认为这个成分是可认知的.他认为,既然这个成分不是经验可证实的,那么,它也是无法认知的;规范性的道德话语不过是说话者情感的表达.他的情感主义由此开辟了伦理学的非认知主义的研究理路,在当代英美元伦理学的发展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对于深化我们今天的伦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文学性"的审美道德位移与悖谬

文学领域的道德叙事转向,仅从社会外部把握是不够的;文学内部秩序的变动,同样可引发道德叙事的审美移位与价值变迁.近些年来,伴随当代中国作家的"文学性"追求,以及对西方美学思想经验的移植,我们的文学产生不少耐人寻味的问题,如引进西方后现代的"道德悬置",却滋生反道德与道德虚无主义;高度倡扬"生命写作",却因缺乏对生命的批判而导致生命叙事的粗鄙化;在失去苦难的"革命"与阶级论讲述以后,因为文化传统习性的推波助澜,"苦乐叙事"大行其道,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