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地被征用,出现了大批的失地农民,因而引发了一定的社会矛盾和纠纷。如何在城市化过程中保障农民土地经营权不受侵害,笔者认为,应当从法律上界定农民土地权利的内涵和外延,从而根本性地提升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地位。     

土地纠纷与基层政治生态的重构

当前,对土地纠纷的研究必须跳出传统的"就土地纠纷谈土地纠纷"的怪圈,深入考察其背后整体性的与深层次的支配逻辑。在土地纠纷中,基层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围绕着土地收益的分配规则与方式展开了各种形式的博弈。但各利益主体都面临不同的行动困境,并为此采取了不同的行动策略,这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基层政治的具体形态。要从根本上解决土地纠纷问题,必须从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三重角度重构基层政治生态。     

边远地区土地撂荒与家庭承包经营土地制度

在城镇化进程中,随着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的数量不断增加,在部分自然条件较差,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边远山区,大面积土地撂荒的现象比较严重。其主要原因是家庭承包经营土地制度已难以满足农民在生产经营中对土地使用权主体地位的要求和农村经济走向市场的需要。     

土地整治纠纷之农民参与解决路径研究

土地整治纠纷表现为土地整治过程中各权益主体间的利益对抗或冲突,且伴随着农村社会结构和土地制度变迁呈现阶段性特征。土地整治纠纷多由农地产权细碎和利益分化所引发,并导致农地利用过程中的"反公地悲剧"。解决土地整治纠纷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结合当前土地整治纠纷的特征,构建适合当下、顺应社会结构变化趋势的多元化解决机制,又需要相关的政策支持和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不仅涉及政策、法律之间的协调,也涉及解决途径之间相互转换和融通。要鼓励农民参与土地整治、土地流转等土地公共政策的制定,不断培养农村社会资本、依靠农民自治解决土地整治纠纷。     

从“田制不立”到“土地兼并”:民生视角下宋朝土地制度的形塑与演化问题研究

耕者有其田、民众安居乐业是历代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美好愿景,民生保障和土地制度则是关系到社会稳定甚至王朝兴衰的关键。从民生视角出发,本文通过剖析宋朝土地制度与民生实践的互动演化发现:在“田制不立”政策导向下宋朝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封建地主阶级所有制空前发展,民生状况堪忧;尽管租佃制客观上推动了地权分离,有助于农民租佃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然而繁重的地租和徭役赋税进一步恶化了民生问题。两宋期间的土地利用和赋税等制度曾有过阶段性调整,但始终无法缓解地权分配严重失衡所带来的民生状况恶化和社会矛盾冲突。透过民生和土地的内在逻辑发现,民生状况恰是土地制度演化的关键因素,民生保障应是地权结构调整的实践理性。     

走近农村土地“确权”——柳街镇土地“确权”调查

近30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速,耕地弃耕、薄耕、撂荒、流失和缺乏长期性投入,农民掠夺性经营土地等现象越来越严重.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出现了两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大量的农村土地被撂荒、弃耕与专业化农业企业、种粮能手难以稳定取得足够的土地生产要素并存,造成稀缺的土地资源的无效配置和浪费,危害着我国粮食安全.种种现象表明,现有的土地产权制度已经走到了一个瓶颈,改革势在必行.改革的基础和前提是土地"确权"——确定土地的产权归属.     

土地承包农户纠纷的制度原因及其化解路径

土地兼有生产和保障的双重功能,农民对土地具有某种生存性依赖。由此,政府延长土地承包权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这符合国家战略并以土地承包法为实施依据;而农户间的土地契约是连接土地保障功能和生产功能的一种装置,这符合农村资源禀赋特征且以合同法为执行基础,农户土地纠纷的实质是政府的政策目标和农民的契约基础之间存在不一致。为了协调政府政策和农户契约,根本化解农户的土地纠纷,必须正确理解政府土地使用权的期限规定,回应土地生产和保障双重功能的特征,采取措施逐渐弱化农户对土地的生存性依赖。     

机会主义、土地产权、合法权威与农村“界畔纠纷”——制度经济学与法律社会学视角的精练解释

在我国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土地征用所致的农村土地价值显性化激发了农民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而农村土地承包权划分不清和农村"合法权威"的缺位则使得农村土地产权制度难以有效约束农民的机会主义行为。在机会主义行为盛行之下,村民间为争夺土地附加价值而产生的"界畔纠纷"有其必然性。应继续做好农村土地的确权工作,建立划分明确、易于执行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并通过建立惩罚和约束农民机会主义行为的法律法规、树立政府管理部门的廉政形象以及提高农村居民的法律文化素质,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规则在农民内心进行内化,实现法律秩序的经验效力,树立农村社会"权威",才能有效控制当前我国农村的"界畔纠纷"。     

社会转型视域下农村历史遗留土地问题探究——基于杭州市L镇的调研

当前农村土地纠纷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基层社会的稳定。所谓“历史遗留土地问题”．是由于基层治理主体在以往的治理实践中留下了大量土地纠纷的隐患,并在当下演化成了现实的土地纠纷。这类问题具有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即问题遗留与纠纷结果之间的非即时性、与基层治理主体行为瑕疵发生关联性以及问题的极难解决。土地价值凸显、农民地权观念膨胀是促使大量历史遗留土地问题浮出水面的直接原因,而“土地的长期模糊化管理”与“基层权力的非程序性滥用”,则是其生成的根源。这类问题在农村的长期存在并难以解决,并易诱发各种类型的群体性冲突事件,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感恩大地 诗意栖居——昌耀与惠特曼诗歌“土地”意象比较阐释

20世纪以来,人类普遍遭遇被物化、被异化的生存处境,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严重的割裂现象,最为突出的表征莫过于人与土地的显性或隐性的关联了。本文旨在通过诗歌文本的分析与解读,选择具有"土地情结"的诗人为解读个案,比较阐释其"土地"意象所呈现的意蕴,就人类对土地的姿态、情感及认知作出思考,为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重拾"诗意栖居"的价值建构寻求一种可能性。     

集体所有土地产权保护与征地痛苦指数

土地制度是农村的一项基础制度。我国土地制度的特征是城乡分割;土地的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并存;政府的土地征收权是联系两种土地所有权的唯一纽带。土地征收的经济实质是用责任规则保护土地的所有权。我国的土地征收并不完全满足效率限制原则,即公共利益和合理补偿。征地痛苦指数可以用来反映土地征收中的效率扭曲程度和农民福利损失状况,我国目前的客观征地痛苦指数接近于1,反映出效率严重扭曲和农民福利严重受损。唯有持续深化改革,坚持市场机制在土地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才能实现土地配置的效率要求,切实保证农民利益不受损害。     

土地征用法律程序的失范与完善

国家行使土地征用权的机会结构是土地征用制度改革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土地征用权正当合理的行使,不仅需要在实体法上进行规制,更需要完善程序法来实现进一步控制。在土地征用启动环节中建立公告程序、公共利益认定程序,明晰土地征用补偿纠纷救济程序,有助于提高政府公共政策的社会可接受性,避免征地过程中的抗争行为。     

土地征收征用纠纷解决机制的解析与建构——基于系统结构分析方法的研究

本文首先运用系统结构分析方法,解析了土地征收征用纠纷解决机制的几个重要影响要素的层次关系,揭示了影响土地征收征用纠纷解决实际效果的根本因素是体制不完善和手段单一.然后,围绕如何合理有效地建构我国土地征收征用纠纷解决机制,考察了西方两大法系关于土地征收征用的相关制度和方式,并总结出几点值得关注与借鉴的经验和启示.最后,基于上述分析和考察,建设性地提出了建构我国土地征收征用纠纷解决机制的几点法律设想.     

祖业亦或私产:论农民的土地产权认知——对赣北z村征地纠纷的个案解读

笔者通过赣北Z村实地考察发现,基于宗族性村落特有的祖业观念,当地村民没有对土地私有化的想象,在对土地为国家集体所有的法律认知之外,他们还有一层非正式的土地认知——祖业权,这是一种特殊的对土地所有权的想象。不同于对个体私有的强调,也不同于村社集体共有,祖业权更具有宗族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混淆了祖业与私产,处理不好祖业权与法律产权的观念冲突,土地纠纷就难以得到根本解决。     

浅论“元始人口土地调查”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进行过一次接近全国规模的人口和土地调查,并留下一大批数字,这是我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人口土地调查,在世界史上也占有较高的地位.西汉没有单独的户口册,而是户口和土地在一起;调查时二者同时进行.其中有三个数字非常重要:各郡及封国内有12,233,062户,59,594,978人,已耕土地为8,270,536顷.这些数字的准确程度一直为后人所肯定.     

中美两国土地征收补偿比较与借鉴

中美两国征地补偿都以保障人民合法财产为理论基础。在美国,尽管征地实践中存在不予补偿的非经济损失,但因补偿对象、标准、方式、支付期限等比较明确合理,所以基本上没有补偿纠纷。我国现行立法没有明确被征地农民是直接受补偿的被征收人,补偿标准、补偿费支付期限等方面的法律规定也含糊不清,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实践中被征地农民利益受损现象严重,征补双方矛盾、冲突多发。我国应借鉴美国的征地补偿经验,明确被征地农民为被征收人,对被征地农民蒙受的损失给予合理、甚至大于被征地价值的财产性补偿,采用总体收入和重置资本法来计算土地价值,补偿费由征补双方协商确定后及时到位,增加土地互换等补偿方式,征补纠纷由法院裁决。     

“土地级差收益”形态刍议

土地级差收益有哪些基本形态?研究这个问题,首先应当了解土地级差收益各种不同的形成途径。土地级差收益,在其确切意义上,是指在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的广义农业之各个分业中,投在土地上面的劳动(包括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由于主客观条件不同而形成的收益对比上的相对差异。显而易见,土地级差收益可由下列五种途径发生: A 由土地肥力的优劣及位置的差别发     

农户分化视角下防止流转土地“非粮化”对策研究

近年来,伴随着农户分化、土地流转,土地"非粮化"现象十分严重。分化农户的特征差异影响"非粮化",并且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农户差异甚大。东部地区农场类农户的"非粮化"最为突出;普通农户仍然存在"谁来种粮"问题,但以农为主农户在粮食生产中的主体地位没有变,中部地区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变;以农为辅农户大多没有放弃农村的"一亩三分地";农业内部粮经争地的矛盾依然存在。防止土地"非粮化",必须加强对土地用途的管制,疏通农田水利设施的"最后一公里",对不同类型的农户分类指导,重视种粮的人才储备和技术支持,确保种粮农户的收益不低于当地其他农户的平均水平。     

民法视野下的我国土地征收制度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现行土地征收制度凸显土地征收补偿范围过窄、补偿标准过低、矛盾解决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对此,应在借鉴国外一些国家土地征收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不断完善土地征收制度,以减少和消除日益增多的土地征收纠纷,从而实现广大农村的和谐与稳定.     

土地产权制度与土地投入方式关系研究——兼谈土地整理的制度经济学背景

笔者以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从分析土地产权制度与土地投入方式的关系入手,解读土地整理产生争发展的制度背景.结论是不同的土地产权制度下会导致不同的对土地的投入方式,从而诠释为什么在目前的家庭承包责任制下要由政府投入开展土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