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保障缺失下的土地撂荒问题研究

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缺失的情况下,土地还承担着农民社会保障的功能.随着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土地的农业生产功能和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一是土地的保障功能与生产要素功能的矛盾;二是发挥土地保障功能与土地保障功能弱化的矛盾.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替代农民对土地的保障依赖是消除农民后顾之忧,促使农民放弃土地承包权,确保土地流转,加强土地集约经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土地撂荒问题.     

基于大样本调研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化解对策

近年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呈现上升趋势,摸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状况成为当前土地确权过程中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历时三年(2013—2015年)对东、中、西部多个省(区)不同类型农户土地纠纷现状的调研发现,区位关系、经济水平、政策及乡规民俗等是导致我国农村土地经营纠纷的主要原因;土地纠纷发生率在10%以内是大概率事件,且农户之间分布较为分散,各地区土地纠纷发生率存在差异,解决途径仍以自行调解和村委会调解为主。为此,需扎实做好农村土地经营管理基础工作,完善土地制度和农民利益保障机制,并进一步推动村民自治和强化仲裁渠道作用,为预防和化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保驾护航。     

中国农村土地环境退化的成因与国外政策设计的启示

非点源污染的广域性、随机性和监测困难,使得非点源污染治理无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难题.即使在发达国家,非点源污染治理政策设计仍然面临诸多困难,包括:如何从政策角度诱导和激励农户的土地保护行为、政府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支持农业土地保护技术变革和与农户分担土地保护的成本、如何通过劝说和教育方式诱导小规模养殖场遵从政府管理规定.中国农村土地环境管理的关键在于政策与制度创新.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粗放经营为特征的传统发展模式,使得中国的非点源污染政策设计面临更大困难.中国农业污染的事前预防,显得更为迫切;考虑农业生产行为变化的环境和社会效果后的资源保护行为变化的政府与农户成本分担是政府环境政策制定的基础;如何通过激励机制诱导农户的资源保护技术参与行为,对于未来中国农村生态环境管理政策创新意义重大.     

农地确权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的政策衔接问题研究

做好农地确权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的政策衔接，既有利于维护前期农地确权成果，也有利于化解第二轮土地承包期间的农地矛盾和纠纷。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的方式选择上，农户和基层干部群体都有较为强烈的调整诉求，且适当调整的农地延包方式占据主流意愿。农户和基层干部群体诉求的内在逻辑不同，农户群体归因于无地和少地人口对获得农地的诉求以及解决家庭层面土地细碎化问题的诉求，基层干部群体的诉求缘于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化解土地纠纷的考虑。做好农地确权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延包的政策衔接，要立足农户和基层干部群体的诉求，在坚持维护好农民利益和促进农业现代化大方向的前提下，开展多层次的衔接试点，做好衔接的前期准备工作；构建“有地分地、无地赋权”的利益调整机制，保障无地少地农户合理权益；合理发挥集体所有权的资源配置功能，推进“小田变大田”和功能分区改革。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律制度完善研究——以农民土地权益实现为视角

土地对农村养老保障具有重大作用,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是我国传统农村养老的重要基础。但是．新时期集体土地流转、征收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律制度的实施与完善产生了重大影响。因应于这一背景．必须在农民土地权益实现的视角下观察、分析和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律制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既不能过度依赖土地的保障功能,又不能完全忽略土地本身的价值,必须通过机制创新使集体土地流转、土地征收和新农保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制度绩效。     

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研究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深入发展,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成为必然。关键问题是要建立健全依法、自愿、有偿流转机制:一是建立农地市场机制,明确产权关系。其中确立农户市场主体地位是前提,搭建市场体系平台是关键,政府依法监管和处理纠纷是保障。二是完善农地流转市场法律机制。其中市场主体机制是基础,权利机制是核心,行为机制是桥梁,责任机制是保障。     

农村土地基本生活保障向社会保险过渡存在的困难——兼论农民对土地决策基础从生存伦理向经济理性的转移

从土地的基本生活保障向社会保险过渡的主要困难, 从大到小依次为: 经济收入比较稳定的工作难找、房子太贵、社会保障没有或不足、一旦没有找到工作生活就没有保障、集体对农民放弃土地不给予经济补偿、转为非农户口难、不习惯城镇生活。这些困难的解决, 有利于降低农民对土地的基本生活保障效用的依赖。从总体上讲, 本文研究的结论也印证了Scott关于“小规模土地时农民的决策基础是生存伦理而不是经济理性”的结论。启示是, 在制定有关农村土地政策时, 要充分考虑农民的生存伦理基础。     

农地调整现状及农户相关政策认知水平分析--以山东省典型地区134份农户调查问卷为例

基于山东省典型地区134份农户调查问卷，对山东省农地调整现状进行分析，着重解读农户对当前农地制度政策的认知情况，并阐述当前制度环境下农户对土地分配的实际意愿。结果表明，实际生产生活中小规模的土地调整仍然存在，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政策认知和经营情绪，且农民对各项制度政策的认知水平普遍不高。建议采取积极措施以进一步稳定土地调整，提升农民认知水平，以促进农地资源的合理利用。     

现行土地征用制度的理性反思

我国现行土地征用制度存在土地征用目标泛化和征地补偿标准偏低等缺陷 ,并侵害了农民的土地权益。中国农民缺乏维护自身利益的土地权力基础和组织保障、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具有侵害农民土地权益的利益冲动、公共利益界定和征地补偿标准制定技术上的困难等导致农民土地权益屡遭侵害。明确界定公共利益 ,规范政府土地征用行为 ;提高土地征用补偿标准 ,完善土地征用补偿机制 ;赋予农民国民待遇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有效约束机制 ,避免政府暴力潜能等有助于规范政府土地征用行为 ,切实保障农民土地权益。     

我国传统农业区农地制度改革:一种“土地换保障”的方案

中国农地制度改革的困境在于农户生产要素功能与社会保障功能的冲突。农地作为生产要素功能的发挥,要求能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与自由流转;而农地目前所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要求农民在失去农地时获得作为补偿的某种生活保障。这就要求农民能够将农地置换为社会保障。考虑到仁慈政府假设和定价成本为零假设的非现实性,我们主张通过农户自主交易来实现"土地换保障":赋予农民自主交易农地权利,政府在交易中提取社会保障金为农民建立社会保障账户。     

社会和谐视野下的农地制度

目前,一些学者对农地制度与农村社会和谐的关系存在误解,错误地主张以土地私有化来化解土地纠纷.征地纠纷及其上访针对的主要是城郊农村的土地,牵涉的主要是土地的级差收益,不能作为中国农地制度的经验基础.在户均不足十亩、分为十多块的农地上,农业生产需要农民合作提供公共品,土地私有化会使合作格局崩盘.农用地纠纷及其上访多发,这与取消农业税、农产品市场变动、土地制度预期等多因素有关,与土地集体所有制基本无关.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符合中国农村现实,它赋予村庄集体的治权,能够保证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和纠纷的顺利解决,可以真正保障农村社会和谐.     

农地流转纠纷:基于合约视角的分析——来自广东省的农户问卷

本文从合约及合约交易的维度,分析了农地流转中利益纠纷的形成机理及其特征。分析表明:第一,农地流转合约主要表现为"关系型合约",并具有不稳定性;第二,缔约对象的亲缘性、缔约形式的非契约性、以及农户普遍存在的"价格幻觉",是引发纠纷的关键。本文认为,强化农地流转的组织化与契约化,保障缔约的自主性、缔约程序的规制性、合约内容的适度完整性以及契约维护的规范性,是缓解流转纠纷的重要方面。文章进一步指出,将耕地质量保护与农民土地权益保护结合,并达成政策目标的相容,应该是农地流转政策调整必须关注的问题。     

土地整治纠纷之农民参与解决路径研究

土地整治纠纷表现为土地整治过程中各权益主体间的利益对抗或冲突,且伴随着农村社会结构和土地制度变迁呈现阶段性特征。土地整治纠纷多由农地产权细碎和利益分化所引发,并导致农地利用过程中的"反公地悲剧"。解决土地整治纠纷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结合当前土地整治纠纷的特征,构建适合当下、顺应社会结构变化趋势的多元化解决机制,又需要相关的政策支持和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不仅涉及政策、法律之间的协调,也涉及解决途径之间相互转换和融通。要鼓励农民参与土地整治、土地流转等土地公共政策的制定,不断培养农村社会资本、依靠农民自治解决土地整治纠纷。     

农户加盟跨境农产品供应链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理论机理及基于西南地区的实证检验

加快外向型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建设是农户增收的一条有效途径,农户加盟跨境农产品供应链的意愿受农户特征、生产能力、制度(政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基于对西南地区农户问卷调查资料的实证分析表明,农户特征(文化程度、土地面积、家庭收入)、生产能力(生产规模、经营成本、商品化水平)、制度(供应链联盟制度、政府监管和保护政策、政府补贴政策)3方面的因素对农户加盟跨境农产品供应链的意愿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其影响的显著程度依次为:制度因素﹥生产能力﹥农户特征.农户应加快向新型职业农民、农场主及家庭农场转变,跨境农产品供应链及其核心企业应维护农户利益,政府应完善制度环境,以有效增强农户加盟跨境农产品供应链的意愿.     

农村土地纠纷的类型及原因

随着国家惠农政策的实施以及土地价值的上升，土地权属的争议也开始大量涌现。在调研乡镇，按照纠纷主体划分，当前的土地纠纷主要包括三种基本类型：农户之间的土地争议、农户与村集体之间的土地争议以及村民小组与村集体之间的土地争议。在某种程度上，三种类型土地纠纷的实质是土地升值所导致的利益之争。因此，土地纠纷的化解既需要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更需要一种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     

农户土地流转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宁夏南部山区288户农户的调查

基于宁夏南部山区288户土地转出农户的调查数据,通过农户对政府土地流转政策的认知和风险预期两个层面,运用Logistic计量模型分析农户转出土地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68.1％的农户对转出土地表示满意,31.9％的农户表示不满意.农户受教育程度、单位土地面积租金、农户流转土地的数量和农户对政府土地流转政策的认知程度对农户流转土地的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中农户对政府土地流转政策的认知程度对其土地转出满意度的正向影响最大;而农户对土地经营风险的预期对其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资本下乡、要素置换与农业生产体系转型

农地集中和农业生产职业化是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逐利的基本条件,因此,"资本下乡"必然带来经济、社会和管理结构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为土地经营权的变更、生产方式的转变和雇佣制度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小农户"身份的蜕变和"大资本"功能的转换,管理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社会对劳动力流动的管理、政府对土地流转的管理和农业企业对"职业农民"及农业生产的管理等方面.目前,在"资本下乡"引致农业生产体系转型过程中,还存在农民利益未得到充分保障、环境污染问题未受到充分重视等问题.应建立和完善合理的农民与农业企业利益分配机制,充分保障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应有权益,并大力发展生态农业.     

政策认知、确权方式与土地确权的农户满意度

民众的政策评价是衡量政策实施效果的重要维度,有必要从农户满意度的视角分析土地确权政策实施的效果.利用对苏、鲁、赣、皖四省农户的591份调研问卷,基于农户满意度视角,考察农户的政策认知和地方政府的确权方式对土地确权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分析发现:农户对土地确权政策了解程度和工作参与程度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的满意度,而确权方式由于本身受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而与农户满意度无显著相关性;平原地区的农户和以家庭经营收入为主的农户对土地确权政策实施的满意度较高,而家庭人口数较多的农户满意度较低.地方政府应通过加强政策宣传、积极引导农户参与等方式提高土地确权政策实施效果;采用何种确权方式既要尊重农户真实意愿,又要符合地方经济发展水平.     

契约与法院:民国时期土地交易与纠纷解决的二元嬗递

民国时期,契约在土地交易乃至处理土地纠纷的过程中仍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国内社会形势的复杂多变以及国外法治理念的渐趋渗透,契约原有的法律效力大打折扣,甚至还时常发生失效的情况.当面对土地纠纷,契约无能为力的时候,法院就自然而然地介入其中,并发挥了其独特的强制裁判功能.这对于重新厘清土地产权的最终归属与稳定乡村社会秩序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不过,由于民国时期仍然处于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折的初始点,法律也还正处于摸索学习借鉴西方法律阶段,因此,在处理土地纠纷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尽管如此,当时留存下来的处理土地纠纷的经验仍然值得我们当今借鉴.     

我国家庭农场的发展困境与对策研究

家庭农场的本质是扩大的农户家庭经营模式,它既具有传统农户家庭经营的所有优势,又克服了农户家庭经营存在的弊端;既可以激发农民对新技术、新知识的需求与推广,又有利于农村土地的规模化、集约化,实现规模经济,确保国家粮食安全。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为家庭农场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但家庭农场的发展在土地、人才、资金等方面面临诸多困境,必须完善土地流转制度,构建土地保障新机制;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创新人才支撑体系;完善各项扶持政策,创新金融支撑体系,以促进我国家庭农场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