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城市化进程中“村改居”的理论与实践探讨

所谓"村改居",就是由农村村民委员会改为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目前,在城市化进程中,失业农民几乎整体性地沦为城市社会的贫困阶层,其生活景况应当予以高度关注.反思被动型城市化,可见农民的基本权利受到剥夺和侵犯,其土地收益权也受到侵犯,未来的生存和发展权受到损害.由此,要确立真正让全体农民成为城市化受益者的指导思想,进而设计"村改居"的几项主要制度,包括(1)由农村的管理模式转变为城市的管理模式.(2)完善处理"村改居"过程中有关土地问题的制度积极稳妥地推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实行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3)原有集体经济的资产处置,要公平公正地量化到个人.此外,要加强"村改居"后社区配套建设的制度化.     

旧城更新叙事的权力维度和理念维度——以上海“田子坊”为例

过去二十年,上海旧城改造最有名的项目之一是田子坊。田子坊做得有声有色,却非一帆风顺,它曾多次面临被拆迁的危机。田子坊求生存的斗争既是政府内部关乎开发主导的权力之争,更是城市更新的模式之争和城市发展的理念之争。田子坊实验的艰难,在于它是从政府内部对城市更新主导模式的认真质疑,及对更好兼顾城市文脉、创新产业、居民利益和社会公正的包容性改造新模式的真诚实践。田子坊可能成为孤独的成功者,但田子坊的经验和原则不应成为孤案,而应得到充分的肯定并在未来城市的更新中得以大力地推广。     

代工企业“血汗现象”存在逻辑与治理机制的政治学分析

代工企业“血汗现象”是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问题.存在“血汗现象”的代工企业的劳工,生存权是没有保障的,健康权也受到了严重威胁,自由权被剥夺.代工企业“血汗现象”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压制工会和剥夺工人集体谈判权的产物,也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地方政府庇护和偏袒跨国资本以及司法系统劳工权利保护和救济不力的结果.治理代工企业“血汗现象”,要强化政府的公共责任,保障劳工的集体谈判权,解决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内部为吸引外资的“逐底竞争”难题.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

我国的信息化事业 ,萌发于新中国建国之初。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听取中国科学院关于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情况汇报时指出 :“你们连个情报 (信息 )机构都没有 ,这个仗怎么打 ?!”根据周总理这一指示 ,1956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科学情报研究所(后改名“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现称“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随后 ,1958年在编制国民经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时 ,又将建立全国科技情报 (信息 )工作系统作为发展国民经济尤其是发展科技事业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且将其列为紧急任务写进科学规划第 57项。此…     

实施“村改居”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基本要求与路径

实施“村改居”,是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必然选择,是转方式、调结构的现实需要,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潍坊市奎文区在实施“村改居”中,遵循因村制宜、分类指导是搞好“村改居”工作的基础,公开公正、依法操作是搞好“村改居”工作的保证,维护好、发展好群众利益是搞好“村改居”工作的核心的基本要求,确立了“三改四化”的推进方案,即实施城中村改造、农村集体资产改制和“撤村设居”三项改革,实现社区建设多元化、管理网格化、服务信息化、党建区域化的发展模式,实现了由“村”到“居”的体制转换,全面提升了社区管理服务水平,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心城区实际的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管理社区化、服务均等化、城乡一体化的科学发展新路子.     

“城中村”的经济文化生态诠释

“城中村”具有特殊的经济生态,它主要通过开拓集市型经济,发展房屋租赁产业以及技术性劳务输出,实现创业守业多元增收.但是,“城中村”的环境文化生态比较差,“联宗祭祖”的宗派文化色彩比较浓厚,观念文化上也自我封闭.要化解和排除“城中村”的矛盾和不利影响,应解决“城中村”村民的城市户籍,完成户籍转轨,或者从根本上拆除“城中村”.     

生态旅游社区参与与乡村亚文化价值观的变化

本文将生态旅游作为一种跨文化活动进行研究,结合实证从对外交流方式与语言交际、时空观念、社区意识等方面研究它在当地社区参与下对社区“亚文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生态旅游发展初期,当地社区“亚文化”中层次较高的价值观(终极价值观、社区意识)没有明显变化,环保与生态意识在传统基础上有显著增强,一些低层次的价值观(对外交流方式、语言交际、时空观念)变化很大。     

宏观政策与经济发展:基于理性预期的实证考量——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理论评述

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J.Sargent)和克里斯托弗·西姆斯(Christopher A.Sims)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遵循理性预期理论的发展脉络,从事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尤其是宏观政策实证检验的研究.本文就两位诺奖获得者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梳理与回顾,并就理性预期理论及其实证方法予以简单介绍.     

集体认同的变迁与重构——社会管理创新的组织基础研究

理论层面看,有效社会管理的基础之一在于中间社会以及其承载的集体认同的强大.实践层面看,集体认同的重构正是我国社会管理生态变化的现实需求.“单位认同”削弱之后,“集体认同”呈现多元化、发散式的发展趋势,但总体上并没有培养起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集体认同模式,社会呈现失范状态.而在转型期重构新的“集体认同”,应当拓展公共空间,挖掘新的集体认同资源,多层次、多侧面推进集体认同模式的转化,同时促进公共精神的孵化.     

“抒情”如何“现代”,“现代”怎样“中国”——“中国抒情现代性”命题谈片

“中国抒情现代性”是王德威继“晚清现代性”之后提出的又一重要学术范畴.一方面,它的命题与问题意识直接来源于普实克、夏志清、李欧梵等人代表的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它借鉴了陈世骧、高友工等人上世纪中期在北美和台湾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开创的有关中国古代的“抒情传统”的思考.王德威尝试将二者嫁接在一起,重构现代中国的情感结构与文学谱系.“中国抒情现代性”接续了他在“晚清现代性”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意识,将对“中国现代性”的寻找由晚清延伸到中国古代——进一步拓展到中国思想与情感的内部,表现出海外中国研究者对文化多元主义、“后学”、文化研究以及批判理论等在内的当代西方人文思想的回应,同时也表现出这一代海外中国研究者独特的文化乡愁.虽然无论是以“抒情”这一西方诗学概念来描述中国古代美学传统,还是以“抒情”对“史诗”的对抗来描述现代中国历史,王德威都面临着一系列知识难题与思想陷阱,但王德威的“抒情”方式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