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刘勰文学史撰述方法

《文心雕龙》作为兼具“史、论、评”的文学著述，历来被人忽视的是其所具有的文学史性质。笔者认为：《文心雕龙》不仅建构了中国传统文学史学体系，刘勰作为一位杰出的文学史家，还具有独特的文学史撰述方法。如何占有和整理从远古到齐梁的文学发展成果，才能更好的反映前代文学史的情况，就此文学史撰述的方法问题，刘勰提出了两个基本点：一为“博”，二为“史”，从而成就了《文心雕龙》这部中国古代文学史撰述的集大成之作。     

文学史书写与《儒林外史》的经典化

文学经典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而被纳入文学史的书写范畴无疑是文学作品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在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史中,《儒林外史》经历了由缺席到出场直至经典化的过程.仔细梳理《儒林外史》进人中国文学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与发掘并经典化的过程,对我们理解文学史的编撰在经典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体味《儒林外史》的内涵与价值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     

现当代文学史编写的文学史哲学反思

从文学史哲学层面反省现当代文学史编写,如下问题有待深入思考:编写者缺乏本体性的“文学”观念自觉,导致文学史的编写缺乏“中心意识”支持,文学事实选择及作家作品评价随意性很大;在传统“圆型”时间观念作用下,现当代文学强调的是文学的时代之“变”而非文学史内部的“通”,古今文学缺乏必要的对话;文学史叙述的空间意识不足,自然-地理形态的文学史外部空间,与文学“物自体”的内部空间尚未能进入文学史表述;对文学史编写的目的理解存在偏差,突出文学史的文学教育与学术传承功能,而缺乏文学史哲学意义上的对文学“古与今”、“常与变”的演变规律的探讨.     

新时期文学思潮对文学史写作的正面与负面影响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坛出现了三种颇具影响力的文学思潮:一是蕴涵着政治反拨、人的觉醒和文学独立的新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二是在现代化和现代性诉求下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三是1990年代后适应经济转型而出现的市场化或世俗文学思潮。文学思潮的活跃不仅带来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和文学观念的更新,也使文学史的编撰从僵化的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开始重视文学的属性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以开放和包容的世界眼光来架构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框架,使得文学史的书写更加全面、客观和真实。然而,有的文学史也出现了有意淡化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对世俗化文学过分强调和过度阐释等偏颇。     

文学史的名与实:林传甲《中国文学史》考论

长久以来,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被视为“第一本中国文学史”,近时学者又以为这本文学史是依照《京师大学堂章程》的规限写成的“标准教科书”,其内容主要参考日本川种郎《中国文学史》而有所不及。这些观点虽然各有根据,但也存在不少误会和错判。在重新考察林传甲之作的撰写背景和相关资料后,笔者发现这本“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史意识并不强,与日本的《中国文学史》关系亦不深;因为此一著述原是京师大学堂优等师范科的“国文讲义”,其用意和宗旨与现今的文学史著述并不相同。     

提升述史肌质:文学史编撰的创新之路——以杨逵的文学史形象为中心

在当今文学史编撰遇到提升瓶颈之时,文学史观、价值体系、框架结构、述史线索、文学史诸事实的筛选标准等问题尚难一下子得以改变,此时,应当考虑文学史述史“肌质”的提升问题.中国大陆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对杨逵及其作品的叙述,已经形成稳定的模式.如何丰富文学史叙事中的“杨逵形象”,不仅仅是文学史编撰的个案问题,而且是文学史编撰中的述史质量和叙事水平问题.提升文学史的述史“肌质”应当是当前文学史编撰的一条创新之路.     

关于突破近百年文学史“三段式”分期的思考

鸦片战争以降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二十年代就有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晚清部分)胡适的《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1872—1921)、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8—1921);三四十年代又有钱基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860—1924)、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和阿英的《晚清小说史》等.它们对这段文学史都没有严格的界定和分期,“近代”、“现代”两个概念的使用也比较含混.解放以后,随着现代文学史作为一     

《两宋文学史》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新拓展

《两宋文学史》为国内第一部系统的断代文学史。著者继承治史的传统，并透过史学的展示，展示我们民族优秀的精神内髓。在体例和逻辑关系上，注重文学现象的前因后果，不把两宋文学作为独立无缘的历史现象看待。并继承传统文论的特长，增强了对作家内在领域的研究。史料丰赡，论证详实，旁征博引，言必有据。挖掘了新资料，解决了一些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     

论文学史热中的现代文学史观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文学史观讨论”和“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使陈旧的现代文学史观处于被改铸、修正的状态，特别是“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从不同于“政治标准第一”的视角重新评估有关文学现象和作家，对于开拓现代文学史研究及文学史观新局面具有启发意义。中国现代文学具有某种宽容的素质，因此在对它的历史叙述中，也必然吁求着方法、角度、体例的宽容性和多元性。可这时期的现代文学史观的建设与开拓虽然相当活跃，却无法称为“多元”。此外，文学史观须具有可操作性，然而在这些讨论中，学者们指责了那种写文学史的人未必有自己史观的现象，而对那种光提出空洞的、想当然的文学史观却不顾其可否操作的现象指责乏力。这些观念上的缺憾导致了新时期现代文学史写作“热闹”而欠丰富的局面     

论重写《日本汉文学史》

迄今为止,只有日本学者撰写过《日本汉文学史》,但都很不理想。不是材料太简、叙述枝蔓,就是观点偏颇,其中代表日本学者这方面最高水平的猪口笃志写的《日本汉文学史》一书也存有诸多缺点和错误。因而,都不能反映日太汉文学史的起初面貌。无论从文化交流与比较研究的需要,还是显现中国学者的不同立场,都应该重写一部由中国学者撰著的“日本汉文学史”。这部“日本汉文学史”从宗旨、纲目、分期、撰述的方法与具体材料的处理都应该提出新的独立的见解。     

文学史的面孔——以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例

曾经的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及相关文学现象的存在进入后来者的研究视野,对其加以梳理改造以进入某种话语体系、纳入既定的体例框架中便是文学史书写的资源和动力。在"重写文学史"的语境下重新解读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感觉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某种似曾相识而又似是而非。无论是从中国现代文学史概念的生成还是具体的写作实践,都能看出其依附性特点。而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体例以及对具体作家、作品的选择和评价上看,其中纠缠不休的史实与史识、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的对话与妥协既是这部文学史写作的困境,也在众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序列中显示出其独特的价值。     

中国文学史的建构：基于经典名著的讨论

“文学”一词是一个由西方引进的概念,用之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有诸多不适,主要表现为：中国古代诗学的主体精神是“诗言志”而非单纯的文学意义上的以情为胜;中国古代诗学的形式特征是“以体论文”而非“文学”一词的综揽众体;中国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与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之间既有交叉又有乖离。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学人对此进行了检讨和深刻的反思并积极进行文学史新格局的建构,文学史新格局的建构应首先注重“文学”概念的辨析：其次重视文学文本经学背景的交代以及子、史身份与文本文学性关系的强调;再者适当维护集部作品文学性的独立身份。     

《中国文学史》简介

由方铭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分“先秦秦汉卷”、“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辽宋夏金元卷”、“明清卷”）于2013年12月由长春出版社出版,该书试图构建一个以中国固有文学观念为指导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体系．发掘民族传统文学的人文诉求和发展脉络及价值。该书论述务求简洁,不作过度分析,条理清晰,逻辑严密。力求不遗漏任何重要知识点,凡是文学史上涉及的重要作家、作品、流派,都有准确而简洁的解释。对于作家、作品、流派的评价,既强调有独立的见解,同时又尽量简明罗列重要的有价值的学术观点。语言简洁、朴素。     

重写文学史视域下的民国文学研究

民国文学研究植根于这样的语境:1980年代出现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及1990年代以降对这一思潮的质疑.“重写”与“质疑”代表了各自不同的文学史观念,通过对它们进行总结与反思,民国文学研究得以确立了其新的“历史化”学术目标.然而,真正的“民国文学史”写作也会遭遇很多难题,在逐步解决这些难题的过程中,需要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对“民国文学”具体现象的分析和研究之中.     

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整体史观念

20世纪存在着不同的文学史观念 ,但大多强调了“文学”而忽视了“史”的意义。探讨“文学史”的构成 ,可以从 2 0世纪“社会史”学科的“整体史”观念得到启发 ,构建文学史研究的整体史观念。它以雅俗互动为关键性突破口 ,以整合为基本方法 ,形成了宏观、中观、微观三个不同层次 ,由自我否定的矛盾运动和双向共生的交互运动共同构成文学史的动力机制     

芳贺矢一《国民性十论》与周氏兄弟

芳贺矢一是近代日本“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其代表作之一《国民性十论》,是在日本近代以来漫长丰富的国民性讨论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本书,于明治四十年由当时的日本出版业重镇——东京富山房出版发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国民性十论》立足于国民教育立场,面向普通日本人讲述本国国民性之来龙去脉,是从文化史的观点出发,以丰富的文献为根据而展开的综合国民性论.具有明显的从积极的肯定的方面对日本国民性加以“塑造性”叙述的倾向,就内容涉及面之广和文献引用数量之多而言,堪称前所未有的国民性论和一次关于日本人自我塑造的成功尝试.《国民性十论》是周作人关于日本文学史、文化史、民俗史乃至国民性的重要入门书之一,他对日本文学研究、论述和翻译多有该书留下的指南痕迹.鲁迅对《国民性十论》的参考,主要体现在由芳贺矢一对日本国民性的阐释而关注中国国民性,尤其对中国历史上“吃人”事实的注意,促成了《狂人日记》“吃人”主题意象的生成.研究此书与周氏兄弟的关系,不仅有助于解读周氏兄弟的知识结构及《狂人日记》的生成机制,亦有助于将近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从狭隘的“一国史观”拓展到整个近代跨国界的处在不断流动、转换、生成状态的广阔的“知层”.     

《长恨歌》的文学史意义

在中国诗歌史上,白居易的《长恨歌》是一篇很有影响和特色的诗作,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面貌的一个新的开端,也标志着中国古代爱情诗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本文通过题材的创新与深度、反思和表达的情感重心、现实创作观与浓郁文学色彩的并行等三个方面,对《长恨歌》的文学史意义重新进行了解读。     

文学史研究中的“史识”问题

文学史研究，需要从文学的基本特性入手，体现 出文学史家对于文学发展规律的见识 。文学史家自己必须是文学鉴赏和批评的行家里手。对于作品中所体现的审美意识、语言风 貌和文体形式等方面的历史变迁，尤其要有洞察能力。要超越进化、退化的层面理解文学的 变迁。历代鉴赏家、批评家的观点及选本在文学传承和革新中有过积极的影响，因而具有历 史意义。文学史的史识还应该在史实的基础上体现出文学史家的主导意识，这种主导意识包 括时代精神和独特个性。     

法国早期的中国文学史编撰——以德·莫朗的《论中国文学》为例

法国虽为欧洲汉学重要发源地之一，但其中国文学通史编撰却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后才有了较为成体系的专门文学史论著。乔治·苏里耶·德·莫朗的《论中国文学》乃其先驱之作。该著体例已非常接近“现代”文学史。通过文本细读，可以了解20世纪初法国汉学界对中国文学的一般看法与普通读者的期待视野，也可看到德·莫朗对中国文学的个人趣味和独特见解。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另一种叙述——对《世界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的批评

俄罗斯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撰的《世界文学史》第一卷上册第二编第一章《中国古代文学》,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叙述及其所体现的文学史观念,与中国学者所编写的同样时段文学史及其所体现的文学史观念具有很大的不同。本文探讨这部文学史中有关中国汉以前文学史叙述形成的特点与优势,以及它存在的问题和出现问题的原因,更加清楚地认识其独到的文学史观念与独立的文学史研究方法,从而为以后的中国文学史著述提供必要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