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对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和"革命范式"--与吴剑杰、龚书铎等先生商榷

回顾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在反思"文革"前17年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近代史研究时,在方法论上逐渐突破早先反思者在旧有框架中进行部分修正和补充的做法(例如,作为较早反思者代表的李时岳先生,虽然提出以"四个阶梯"说代替"三次革命"说,但他本人声称自己的提法"对‘三次高潮'论并非根本对立,只是部分的修正和补充"①),认为"我们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些非常基本的概念、范畴、命题、判断,即使有些并不错误,却一直缺乏足够的科学性论证和学术性探讨,有的虽然流行多年奉为定论,其实却似是而非大可商榷"②,主张进行"拨乱反正"式的重写历史,这种激进论的观点集中表现为所谓的"告别革命"说③.     

超越中国近代中学范式危机

中国近代史面临着意识形态化的“现代化范式”简单取代“革命范式”却不具有应有的诠释力的“范式危机”。解决的思路在于以大历史的哲学视野超越之。     

超越中国近代史学范式危机

中国近代史面临着意识形态化的“现代化范式”简单取代“革命范式”却不具有应有的诠释力的“范式危机”。解决的思路在于以大历史的哲学视野超越之。     

中国近代史文本体系的重构——兼论中国近代史的两种研究范式

现行中国近代史的文本体系存在严重缺陷。主要表现为线索单一、文本体系不完整、现实适应性不强。中国近代史的文本体系应当集中体现“两条线索”和“三个过程”，而且“两条线索”和“三个过程”应当平行发展，互不否定，互不包含。只有这样的文本体系才能清楚地反映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貌。     

论法律经济决定论范式

法律经济决定论范式是当代中国处于支配地位的法学研究范式.它对于法学的研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其中对中国法学本体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形成起着奠基性的作用,由此形成的“学术形象”也是非常鲜明的.但它过分强调经济对法律的决定性也有失公允性,它可能遮蔽和抹杀人类的认识能力与选择能力.可以说法律经济决定论是由于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机械、片面地理解、阐释而导致的,是没有对经济与法律的关系做细致的资料收集、核实和理论梳理的结果.这些问题催促我们必须坚持普遍联系的原则对其认真反思和修正.     

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

从 18 4 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近代史究竟意味着什么 ?对此 ,近代史研究是否已经明白无误 ?我不敢说。习惯于“文明冲突说”的史学家们似乎总也摆脱不了“西方中心论”或“帝国主义侵略论”两论对峙的无解局面。 90年代有学者提出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试图打破这种局面 ,不能说没有成效 ,但“问题”仍然不少。其实质不过是把 U.梅洛蒂 (U.Melotti)的“一元多线论”与时下流行的现代化理论、依附论、世界体系论拼凑在一起 ,却未必真正弄清了这些理论的本意。这恐怕是 2 1世纪的历史学与相关学科的学者所应认真推敲的问…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大基本理论范式

中国近代史学界对"范式"概念的运用比较混乱,在对"范式"概念内涵界定的基础上,本文明确提出"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两大基本理论范式,这两大理论范式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排斥与取代关系.每一种理论范式都有其自身固有的局限性,不同范式的竞争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解和认识.     

由名胜古迹谈遗产的中国范式:以“天地之中”为例

在现代遗产事业大潮中,对如何参与到遗产知识(话语权)及规则生产等问题的思考和研究缺乏力度.遗产的中国范式应该如何来体现,是我国遗产研究必须致力的.以我国传统的“名胜古迹”为线索、以“天地之中”世界遗产为例,对中国遗产理念进行分析,可以探知中国遗产特殊的遗存之道,并进而反思现代遗产的“物本位”和有形/无形二分制,尝试勾勒中国遗产范畴和理念.     

古代中西“天人合一”、“神人合一”对“依生之美”审美范式的体现

在古代中西“天人合一”、“神人合一”两种审美理想中,人作为主体,都明显地只是作为客体———天或神的派生和对象,主体人的潜能的自由实现,只能表现为对作为客体的天、神的顺从与趋同。可以说,中西古代的美只是大自然、天、神之美。这完全符合“依生之美”的本质规定,体现了“依生之美”的审美范式。     

“马克思范式”与全球化

“马克思范式”是历史地把握全球化的经典范式 ,其中的三个见解尤其值得我们重视。当下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空间上的扩张和时间上的延长 ,这种“时空扩张”的资本运动为当下的全球化提供了定性的依据。迄今的社会主义运动证明了“马克思范式”的逻辑 :没有资本主义全球化就没有共产主义全球化。应当历史地看待“反全球化” ,“反全球化”依然是全球化的一个构成部分。一旦资本主义全球化走到尽头 ,全球化的主体将发生历史性的变化 :以资本为全球化的主体 ,将转变成以劳动为全球化的主体     

“社会转型”理论的再构与创新发展

“杜会转型”理论是一个关涉社会发展范式层面的理论，今天它已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化社会变迁的理论支点。但由于这种范式是对“早发”国家现代化历程所概括出的发展范式，故显得已容纳不下中国今天的现代化发展要求了，也就是说现有的“二分范式转型论”的“单层转型”的模式——“从农业化向工业化转型”理论，已不能成为研究中国现代化变迁理论的支点。因此，我们必须赋于“社会转型”概念以新的内涵，即用“三分范式”的“社会双重转型论”来代替现有的“社会转型”理论。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分析框架才能够为我国现实中业已存在的“农业——工业——信息业”三元结构的共时态发展和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协同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并成为真正社会转型理论的支点。     

“范式”转移:从“两手抓”到“五位一体”

库恩的范式理论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新"范式"出现是知识增长的重要标志。从"两手抓"到"五位一体",中国每一次发展观念的更新都是一次"发展范式转移",体现了科学的时空观和革命观。"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提出意味着中国发展范式进入到全新的阶段。同时,充分的发展范式转移也对中国的发展理论建设和社会实践提出要求。     

中国近代史两大研究范式的基本内涵与相互关系

在厘定范式概念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中国近代史学科在最近几十年的发展中形成了“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两大基本理论范式。革命史范式奠定了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的坚实基础,现代化范式深化了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认识和理解,两大范式为相互竞争但非否定或替代关系。认识复杂的历史图景需要对理论范式持有开放式心态和警醒意识,应破除对理论的过度崇拜和迷信。     

儿童社会学研究范式——兼论中国经验与反思

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颁布,许多国家的社会学研究者开始关注儿童社会学研究.在一段不算长的时期内,儿童社会学已经形成了三种研究范式:社会化研究范式、社会建构论研究范式及权利论研究范式.就儿童社会学的中国经验来看,虽然学科呼声较早,但后天发育不足.通过反思儿童社会学的中国经验,表明无论是国际层面的儿童社会学还是国内层面的儿童社会学都没有摆脱分支学科丛中的边缘地位;同时,对儿童社会学中国经验的反思,也引发了有关中国社会学自主性问题的思考.无论如何,儿童社会学到了以行动社会学和解放社会学的姿态、实现自我解放和儿童解放的时候了.     

从官僚范式到干部范式：重新界定中国的治理主体

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作为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政治主体,其与韦伯式官僚之间的差异,长期以来受到社会科学研究的忽视。这主要源于学术界广泛采取的制度主义进路,以及改革开放后官僚范式在中国政治研究中的主导地位。一些学者开始反思将中国干部当作官僚来进行研究的局限性,并从干部视角出发逐步构建起一种以中国干部为核心的新研究范式。这些努力揭示了中国干部区别于官僚的品质和行动逻辑,也启示我们需要认真对待干部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能动者类型所具有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伤痕”、“反思”小说新论之一

本文运用埃里克森（Ｅ． Ｈ． Ｅｒｉｋｓｏｎ）的“认同”（Ｉｄｅｉｎｇ）理论，研究“伤痕”、“反思”小说作家中的“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认为它的形成与突显，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认同历史、社会意识形态转型、作家的个人生命周期及身份认同密切相关，而且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作家的“知识分子”认同，从而制约了他们的文学活动，使他们的“话语讲述”难以超越当时的“革命话语”。     

社会保障费税改革 ：“范式”选择与阙疑

有关我国社会保障税费改革的学术文章俯拾即是，但存在相当数量的跟风现象，一味地追捧税费改革，缺乏学术独立性，从而降低了部分文章的价值，使税费改革如此浩大的工程在理论准备上仍稍显不敷，而内容上则多偏向于研究具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西方发达国家，真正符合我国国情的探讨并不多见，因此，研究视角宜适当转向亚洲特别是与中国近邻的具有较为成熟社保制度的国家。至于社会保障费改税之后能够增强强制性的观点我们也有两点疑义：一者，对税能提高资金征收的强制性抱审慎怀疑态度；二者，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多数是以国务院行政法规形式颁布的条例，虽不是法律但属于规范性文件，具有法律文件性质，费改税后，以正式法律条令确定下来，然两种条令之间的效力差别不得而知。基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费在征缴力度上已经具有和税类似的强制性特征，拉弗曲线援用至我国社会保障缴费领域顺理成章，但对开征社会保障税仍存隐忧，改革模式的选择须遵循一定的原则。     

“千面马克思”背后的非马克思主义倾向

随着传统教科书体系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当前马哲研究在学术诉求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解读范式,呈现出“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千面马克思”景象。通过考察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研究路径和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新进展,分析对马克思思想解读的“中介化”所导致的非马克思主义倾向,有助于我们以有机整合的方式坚持马克思主义主义指导地位。     

黄宗羲法政思想研究之“自由”范式论要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堪称儒家法政思想在晚期传统中国发展的最高峰。晚清以来对黄宗羲法政思想的研究,自其开始就走向了困境重重的"民主"范式。本文尝试提出黄宗羲法政思想研究的"自由"范式,并对之予以初步论证,以努力在新的视阈和参照中,更深入地理解黄宗羲法政思想乃至整个传统中国法政思想内在的丰富性,及其在现代世界所可能具有的积极价值。     

“实践”、“反思”与“批判”—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研究之省思

当前唯物史观的研究注重宏大叙事的“理论建构”，而唯物史观的微观领域研究和现实解释力仍显滞后。唯物史观的根本理论特征和精神实质可概括为：“实践”、“反思”与“批判”的精神。借鉴当代思想家布迪厄、哈贝马斯等人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理论）的反思、探索，有助于更为深入理解唯物史观并探索有利于唯物史观发展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