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井盐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命运——关于“简井风波”的考察

八九百年以前,当那些带着崭新技术和交换关系的民间卓筒井,初次加入四川盐井群行列之际,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其影响所及,甚至逸出经济领域,多次成为朝廷和地方上争议的重要问题。围绕这种筒井的论辩,屡息屡起;填闭和反填闭筒井的斗争,绵延不绝。这些论辩和斗争,不妨称之为“筒井风波”。其实质,则是包括资本主义萌芽在内的筒井商盐,与旧井官盐竞争的一种反映。拙文《宋代四川盐业生产中的资本主义萌芽》①曾指出,庆历、皇祐间创始的筒井作坊,不仅以小型井腔和活塞汲卤机械工艺等为技术特征;而且,以崭新的经营方式——二、三十至四、五十名“工     

自贡

自贡世称“盐都”。其盐井原分自流井与贡井两群,合称自贡。四川在上古时代.只销巴东的泉盐(主要是巫溪、云阳、忠县、彭水四县,其次是奉节、万县、开县、长宁四县,邛崃县的火井槽,上古时也有盐泉)。秦灭巴蜀时,巴东盐泉被楚国占有了。于是秦国与楚国为了争夺巴东的盐泉发生了几十年的拉锯战,直到楚亡才结束。在秦人尚未夺得巴东盐泉之前,蜀郡盐荒严重。蜀太守李冰,创造坑道取盐的方法,在广都县界(今成都附近双流一带)掘深坑取得含盐的水来煎盐,解决当时食盐缺乏的困难。《华阳国志》说李冰“又识齐水脉,穿广都盐井诸陂池。于是蜀盛有养生之饶焉”。这是我国古代很大的一项科学技术的创造发明,可以同都江堰水利工程媲美。李冰创造的坑井,是掘地作大坑取水,挖造梯级,用人携牛皮袋下去汲水,肩负出来煎煮。比较盐泉煎盐困难百倍。但是经过劳动人民不断改进,最后变成筒井,终于压倒盐泉生产而成为几千年来四川首屈一指的经济生产事业。贡井这个名字,原始名称为“太公井”,是第六世纪就已有了的。那时并无竹筒井,只有坑井。     

宋代四川盐业生产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十一世纪中叶,在我国四川地区,曾出现过一种新式盐井——卓筒井,简称筒井。由于宋代盐法峻棘,严禁私人凿井,这种卓筒井在相当长时间里,都处于半非法和半秘密状态。而恰在这种私井中,不但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活塞机械技术,实现了中国井盐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革新,并且采用了截然不同于官井的崭新经营方式。在这里,生产关系已突破封建主义樊篱,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人们或许要问:关于明代中叶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史学界尚有争论,难道比此早五个世纪的宋代,反而会具备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条件吗?纵使多少具有了这类条件,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没有出现在经济发达的都市或沿海地区,何以会在边远僻陋的四川地区冒出头来呢?本文拟从宋代四川的食盐贸易、井盐业生产力的发展和新式盐业作坊的经营方式等几个方面,就此问题展开论析。     

宋代四川卓简井研究

卓筒井是11世纪中叶四川井盐生产者发明的一种新型钻井技术。从工艺本身来看，无论是钻凿工具、井身结构，还是扇泥和汲卤技术，卓筒井的确是一项伟大的创造性科技发明。这一工艺的出现，对于明清时期小口深井的开创，以及对世界近代钻井技术的发明，都起了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宋代四川卓筒井的诞生，是中国乃至世界钻探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     

论《蜀王本纪》成书年代及其作者

《蜀王本纪》相传为西汉末杨雄所作,但其书不见于《汉书·艺文志》。《隋书》及新旧《唐书》始著录其书于地理类中,是记录蜀中掌故的地方志书,原与正史中的本纪不同,所以《隋书》、《新唐书》纪皆作记。纪虽可训记,但在习惯用法上究有不同。《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帝王书称纪者,言为后代纲纪也。”《蜀王本纪》初名《蜀本纪》,或省称《蜀纪》(见《华阳国志·序志》)。《蜀纪》,他书征引皆     

伐蜀实为惠王而非昭王

刘泽华等编著的《中国古代史》(上)第212页说:“秦昭王采纳了司马错的建议,于公元前316年由司马错率兵攻占了巴、蜀。”此乃张冠李戴。据《战国策·秦策一》记载:“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曰:‘蜀两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惠王曰:‘善!寡人听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惠王“十四年,更为元年。……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击蜀,灭之。”《史记·秦本纪》也记载昭王事,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八月,武王死,族孟说。武王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诸蜀”

一北魏时期,分布在今山西境内的“河东蜀”、“绛蜀”、“建兴蜀”、“正平蜀”等诸蜀的活动异常活跃,史不绝书,披籍可见.如:天兴元年(398)夏四月,鄜城屠各董羌、杏水卢水郝奴、河东蜀薛榆、氐帅苻兴,各率其种内属.”同卷又载:“天兴二年(399)秋八月,西河胡帅护诺于、丁零帅翟同、蜀帅韩砻,并相率内属.”《魏书》三《太宗纪》三曰:“永兴三年(411)夏四月,河东蜀民黄思、郭综等率营部七百余家内属.”     

论蜀史“三代论”及其构拟

一、“三代论”的由来所谓蜀史“三代论”,就是把杜宇王国以前的早期蜀史(约相当于西周中叶以前)看成一个次第相续、一以贯之的统一的蜀王国。在这个王国中,由于出现了蚕丛、柏灌、鱼凫三位名王相继统治各达数百年之久的情况,于是按照年代早晚整理成为一个完整的、一系相传延续蜀祚的所谓“三代”。根据现存典籍考察,“三代论”首见于汉晋之间成书的历史文献。蜀汉学者谯周所著《蜀王本纪》就认为,“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曰柏(艹氵隻)(一作灌),又次者名曰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至东晋成汉史学家常璩著《华阳国志》,则进一步予以引伸并整理加工,其《蜀志》篇首即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又说:“周失纲     

杜甫《蜀相》诗中的“空”字之我解

李祖祯同志在《<蜀相>诗是壮歌还是悲泪》(载本刊一九八一年第二期)一文中,将《蜀相》“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一联中的“空”字释为“空旷寂静”,窃以为此解恐非。在古代诗歌中,“空”和“自”是经常对举并用的,在这种情况下,“空”字应是个副词,其意义一般相当于“唯”或“独”。如刘长卿《使次安陆寄友人》:“孤城尽日空花落,三户无人自鸟啼。”“空花落”,犹言“唯花落”。又如李华《春行寄兴》:“芳树无人花自落,春山一路鸟空啼。”“鸟空啼”,犹言“鸟独啼”。上述二例都描写出这样一种意境:四围“无人”,只有花鸟如何如何。《蜀相》中的这两句诗虽然没有直接出现“无人”的字样,但它的意境是     

“蜀伐楚,取兹方”考辨

《史记·楚世家》说:“肃王四年(前377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捍关以距之。”对待这一史料,有的文章怀疑蜀不可能越过巴而到达楚境,径将此蜀理解为巴。另有文章认为此蜀当为巴或巴蜀联军。此事究应如何理解,值得深入讨论。一、关于蜀王“王巴蜀”的古史传说为了探究伐楚兹方的蜀究为何属的问题,我们先注意一下蜀王“王巴蜀”的古史传说。公元前四世纪末,秦举巴蜀,在四川地     

“宁可”类复句观点性述评

“宁可”类复句是汉语中一种较为常见的复句,但学界对其归属等问题一直以来未取得一致性意见.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较为全面的整理,可以看出“宁可”类复句在《马氏文通》等汉语论著中就受到关注,在近三十年的研究中,各种专著论文对其描写较为全面,但无论是研究深度还是视角,都有深入的空间.     

论李白作品中的儒家色彩

李白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歌风格豪放、感情饱满、语言清丽，是中国文学中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李白之文学成就的取得，固然以其英丽卓出的天赋为基础，但也无法否定唐以前的中国文化对他的浸润之功。于自述身世时李白曾说自己“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上安州裴长史书》），而对中国文化的广泛涉猎吸取又多在李白出蜀漫游之前，居于幽静之地，广读圣贤之书，神交古人，李白不由得自许以经世济民之伟业，个人之自我空前扩张膨大。广泛接受中国唐以前的文化影响是李白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来源。出…     

简论吕、王、高三书体系的异同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三部语法学专著，在中国语法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有较大影响。三书都力图抛弃从《马氏文通》、《新著国语文法》以来一般研究汉语语法的方法——套用西方语法来写汉语语法，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指导，建立反映汉语自身特点的语法体系。因此，三书在体系上有同有异。三书共识之处很多是对汉语语法特点的精辟见解。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句法问题上，认识到汉语缺乏词类形态的变化，但却有着丰富的造句法。改变了历来以西方的“词类研究为重心”因袭模仿之法，根据汉语语法…     

说“消息”变为“音信”意义的时代

王力先生在他的《汉语史稿》562页讲到“消息”一词时说:“‘消’是‘灭’,‘息’是‘生’(文选七发李善注),‘消息’本是等立仂语,等于说‘消长’”。“到了第五、六世纪以后,‘消息’才有‘音信’的意义。”并以南朝梁元帝诗和唐代骆宾王、李白、杜甫的诗句为例。我们认为,“消息”作为“音信”的意义,在公元三世纪初就已经出现了。如东汉末年蔡琰的《悲愤诗》:“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西晋陈寿著的《三国志》中“消息”已经普遍用来表示“音信”的意义,例子很多,我们仅举几例: 《三国志·蜀书·董刘马陈董吕传》:“魏尚书仆射陈群与丞相诸葛亮书,问巴消息。”     

《庄子》中的“气”及“气化词”的文化本源

“气”在《庄子》中内容广博，灵活多变，与老庄哲学思想融为一体。在庄子的思想中，“道”是“气”产生的基础。《庄子》中“气”的概念，建立在道家学说的基础上，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源，极大地丰富了汉语文化的内涵。汉语中，有许多“气化词”，其内核和庄子中的“气”是一脉相承的。     

《蜀道难》是李白在蜀地时的作品

《蜀道难》是李白诗作中的名篇。对于李白为何写这首诗的问题,自中唐以来,众多的学者各持己见,迄无定论。归纳起来,主要有“罪严武”说、“讽章仇兼琼”说、“刺玄宗幸蜀”说和“即事成篇、别无寓意”说这四种观点。无论哪一种观点,几乎都认为《蜀道难》是李白写于秦地的作品。但是,这种说法是很值得商榷的。笔者认为,弄清了这首诗究竟写于何时何地,对于“为何而写”的问题便会迎刃而解。拙文拟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切望方家指教。     

“五虎将”是否官衔

罗贯中《三国演义》封了蜀汉“五虎将”;施耐庵、罗贯中《水浒全传》也有梁山的“五虎将”。但“五虎将”者不见于历朝职官建制,即使是平话戏剧创造,它也是一种与武人的荣誉称号,并非是作官衔授与的。 古史多记以猛虎比喻勇猛的将军。见于陈寿《三国志》称关羽张飞,就有“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蜀书》卷六评）;“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吴书·周瑜传》）。此当是后世“虎将”一说。但冠有“五”,即要追溯于它了。     

也谈诸葛亮的澹泊——与黄裳同志商榷

黄裳同志著文于《人民日报》,说如果相信诸葛亮“主张淤泊”,那便是“中了《商士传》、《隐逸传》以至《三国演义》之类读物的宣传影响,”“上了过去论客的当。”请葛亮究竟主张过澹泊没有呢?黄裳同志似乎说得过于绝对了。黄所举的一些读物,当然不宜用作分析诸葛亮的论据,但至少还有《三国志·蜀书》和《诸葛亮集》,可以为我们弄清这一问题,提供可信的史料。请葛亮主张澹泊,     

《蜀道难》主题新探

李白《蜀道难》创作意图是什么?这是我国文学史上一桩聚讼纷纭的疑案。或谓“罪严武、危房杜”;或谓“讽玄宗幸蜀”;或谓“讽章仇兼琼”;或谓模拟乐府旧题,纯山水之作;或谓送友人入蜀;然而,此五种影响最大的说法亦各有其不妥之处。兹分别驳论于下: 一 (一)“罪严武、危房杜”说。唐李绰《尚书故实》:“《蜀道难》,李白罪严武也。”唐范摅《云溪友议》说:“李太白作《蜀道难》乃为房杜危之也……。”《新唐书·严武传》和《韦皋传》、宋钱易《南部新书》等都认为:杜甫晚年和房琯同为剑南节度使严武的幕僚,严武为人暴虐,李白深恐杜、房遭难,作《蜀道难》劝其离蜀避难。但是,《蜀道难》最早见于《河岳英灵集》。殷璠作序云此集的收诗年限“终癸已”(天宝十二载)。唐时日本人遍照金刚在《文镜秘府论》南卷引殷序也作“终癸巳”。《文苑英华》和《全唐文》所载是“终乙酉”     

《周易》成词例说

《周易》成词例说徐传武王国维有《与友人论待书中成语书》，对于《诗经》、《尚书》之成语，多所发正。但王氏“成语”，失之庞杂。姜昆武认为：“在目前的汉语语词研究中把四字句熟语称为成语，这是很恰当而科学的，因为大体它是一个其实的语句。但自宋以来，有人把诸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