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实践”的法学——读黄宗智著《过去和现在》

在著作<过去和现在>中,黄宗智先生坚持从"实践"出发展开研究,可称为"迈向实践"的法学研究.这种研究找到了沟通部门法学与理论法学的途径和方法,它可以以实践反思表达,从而有助于认识实践本身;可以以实践反思制度,从而使研究有政策意义;可以从解释实践出发建构理论,从而使研究有理论意义.这种研究有可能摆脱西方社会科学主流的主客二分法,成就真正理解中国法律实践的法治和法学理论.     

爱默生与东方主义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是19世纪美国文学的思想领袖、著名作家和超验主义哲学家。他在建构超验主义思想体系时除了吸收西方文明本身的养料外,还特意把中国乃至整个东方文明纳入自己的视野,并从实际需要出发“品味”东方文明,不过,他在评判异族文化时依然采用一种根据东方在欧洲西方经验中的特定位置来处理、协调东方的方式。他对中国———东方的臆想及其种族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东方主义。本文以爱默生具体的文本为例分析并论述其东方主义思想及其表现。     

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

国内外中国研究领域长时期依赖现代西方的理论而没有能够形成自己独立的理论。作者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理论多从理性人的构造出发,把它作为一切认识的前提。近年来西方理论界本身已对这种“启蒙现代主义”提出多种质疑。在社会学领域,布迪厄又提出了以实践为根据的理论设想。它其实接近于中国革命在大革命失败之后所形成的独特的认识方法:要求从实践的认识出发,进而提高到理论概念,再回到实践去检验。排除其伴随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在调查方法上,这个认识传统接近于现代人类学的参与者的观察方法。在学术上,它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于费孝通那样的现代中国的社会学。正是这个传统为我们指出了一个方向: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和理论。     

在他者的意象关联性中重新建构主体性中国形象（上）——世界秩序原理的批判性解读：关于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

本文的研究指出，《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以其“新拓扑历史主义”的视角和话语理论，而成为中国学术界前反思性阶段即仅仅消费、搬运后现代学术阶段的结束而进入反思性阶段的标志性著作。作者周宁以其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出色的知识系谱化能力，有效地回答了“中国”和“中国形象”的问题在西方现代性以及东方主义话语谱系中是如何形成和被建构起来的问题，     

“生活之艺术”观与现代中国理想文明的整体建构

中国新思想家在1920年代中后期积极倡导“生活之艺术”观，尝试为中国的新生建造整体的理想道德与文明体系，这是1920年代的重大思想事件。“生活之艺术”观既是一种理论模式，包含实证科学时代的世界解释系统、“人学”解释系统与文明史观，同时也是一种通过文明批判逐步建造道德与文明体系的实践模式。它由蔼理斯创建，经过“中国化”的理论改造后，成为根植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新“认识性装置”。周作人等新思想家立足“生活之艺术”的理论系统，针对中国各类具体伦理事象作出文明批判实践，力求逐步推进道德与文明的总体性建构，但国民革命时期加速败坏的社会道德却令周作人等新思想家丧失了建造新道德与新文明的信心。     

新中国法社会学研究70年

发端于19世纪末期西方学界的法社会学在中国找到了广袤的发展土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法社会学研究经历了30余年的沉寂，而后迅速复苏；近40年来，中国法社会学研究从译介西方法社会学理论，发展到运用法社会学解释社会问题，再到在“本土”语境下反思学术研究的知识贡献，呈现出繁荣景象。70年来的法社会学研究仍未完全跳出西方的理论框架，要实现法社会学研究的中国化，需要建构起中国语境下的法社会学理论体系。     

启蒙道德与契约精神──近代西方社会转型期伦理精神的重建

启蒙道德的核心是现代性道德建构，它构成了当今道德论争的焦点。本文从西方近代社会结构转型出发审视启蒙道德及其当代意义，认为近代西方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针对现代人类型和现代国家类型提出的道德合理性问题是启蒙道德论证的重点，“市民社会一现代国家”是启蒙道德进行道德论证的基本框架，“契约精神”是道德论证的“主题伦理言路”。本文提出应该从现代人类型的形成及其对现代国家道德合理性要求出发来评价启蒙道德的当代意义，这对于我国正在经历的社会变革及其现代道德的建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论探究概念在杜威哲学中的重要地位

“探究”是杜威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可以看作是杜威思想的核心方法论，用探究概念来建构杜威的思想体系，可以把杜威在形而上学、语言哲学、知识论、逻辑思想等相邻领域的理论整合起来，这样能够比较全面地展现杜威在这方面的思想全貌。杜威的“真理观”、“发生学方法”、“经验自然主义”、“工具主义”、“操作主义”等也可以纳入到这体系之中来进行探讨。     

谢·米·索洛维约夫与19世纪下半叶俄国史学的特征

俄国国家学派历史学家谢·米·索洛维约夫以《远古以来俄国史》的学术研究实践,影响并例证了 19世纪下半叶俄国史学的四个基本特征:从史料出发建构历史解释;以历史学为中心吸收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世界历史背景下,以融合东方与西方的视角建构俄国立场的世界历史解释;从时代出发开展世界历史研究.谢·米·索洛维约夫的历史学实践推动了19世纪下半叶俄国史学职业化的发展历程,成为凝聚俄国国家学派的中心,缔造了一个独特的俄国史学发展景观.     

理论自觉:从基础问题出发(专题研讨)

毫无疑问,在当今数量化的考核机制的外在促逼和数字化的生产工具的内在辅助下,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跃进式增长:汗牛充栋的学术论文,卷帙浩繁的学术专著,恰如生产过剩的商品一般,不加节制地汇聚堆积成一道触目的学术景观。然而,量的急剧扩张似乎并没有顺理成章地拉抬质的层级跃迁,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自主性之匮乏,原创性产品供应之短缺,依然是一个长期的悬而未决的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究其缘由,毋宁说,急近功利的数量化的考核机制变相催生着理论生产的"来料加工"模式,而数字化的生产工具的肆意滥用则进一步为"处理思想资料,摆弄哲学概念"大开操作主义的方便之门。理论工作行为的短期化正在逐渐排挤一个民族代代传承的渊兮湛兮的慎终追远之思。在看似愈来愈规范的学术研究中,理论与现实渐行渐远,域外搬用与本土原创南辕北辙:"有些研究者只是简单地把西方的东西拿来,有些研究者则径直运用‘西方的理论+中国的材料’的模式,满足于以中国的材料证实西方的理论,还有些研究者完全以西方的问题作为自己的问题……"这些研究者对自己脚下这片土地的轻忽,对西方貌似中立理性学术的盲从,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逻辑的蔑视,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事实上,在我们看来,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正处于即将超越量变迎来质变的飞跃的前夜。因此,尽快走出中国学术的外部支配性阶段,尽早从理论生产的"自在"环节过渡到"自为"环节,从而进一步挺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自主性,积极主动地建构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促成一种学习的文明向创造的文明的转变,就是时下中国学术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本刊特别以"理论自觉:从基础问题出发"为题,邀请多位知名学者专题研讨,希望能够引发国内学界同仁的关注与思考。     

"风"与中国文化中的"社会科学"--关于中国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一个探索

本文对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追随和套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现象进行了批判性分析 ,认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可能需要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之外 ,拥有一套“中国式”的理论预设或概念系统 ;这套中国式的概念系统的建立 ,需要通过分析中国文化的习性来发现。文章通过分析儒家政治学说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风”背后所暗含的中国人的典型文化心态 ,来说明中国文化的习性是一种可称为“人际本位”的文化心理 ,并强调了对中国文化习性的揭示可能为开辟真正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提供重要思路     

转型社会中的法律与家庭——以中国乡村社会中的妇女自杀为例

本文聚焦于“道德的法律实践”两种类型即“滞后道德”的法律实践与“超前道德”的法律实践对妇女自杀的影响。前者将对妇女贞节道德的要求纳入到法律中，具体包含三种机制：法律鼓励妇女贞节道德受到侵犯时选择自杀；法律对妇女的保护与贞节道德联系起来；法律惩罚违犯贞节道德的行为，妇女因选择受限而趋于自杀。后者则关于法律对妇女超前性别道德的追求，具体包括法律对激进性别平等和离婚的鼓励、道德从法律退出后道德约束力的弱化、法律对权利的强调导致妇女对权利的片面理解。两种类型的实践与具体社会实际存在诸多冲突，都造成妇女自杀，因此，法律对妇女不切合社会实际的道德规定促使妇女趋于自杀。法律实践应根据社会实际以实用的方式调整权利与道德的关系，现代法律尤其要处理个人主义与家庭主义的关系。     

为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服务

江总书记去年“８·７”讲话和今年的“４·２８”重要讲话，好像一股春风吹到我们心里，使我们备感亲切，很受教育，备受鼓舞。江总书记在讲话中，反复提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从实践中获取理论创新的深厚源泉和强大动力，努力对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做出科学的理论回答，尤其要注重对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和理论概括，不断深化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我想就深入实践的问题谈一些认识。江总书记为什么要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     

论当代西方正义理论

当代西方对正义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可以分为不同流派。当代西方正义观实现了从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向规范理论的复归．从功利主义向“社会契约”论的回归。社群主义正义论对自由主义传统进行了反思和超越。当代西方正义理论是为西方民主社会发展提供道德判断根据．主要研究分配的正义问题．是想超越传统的功利主义正义观，为分配的正义提供更加广泛和合理的基础。当代西方正义理论日益呈现出政治哲学和具体社会科学相融合的特征。     

实践性辩证存在方式与认识的辩证法

实践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 ,以对人的实践存在辩证本性自觉理解为基础的辩证法 ,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途径和方法。应当在以人的实践存在为基础的存在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统一中理解认识 ,揭示认识的辩证法。近代认识论是体系主义认识论 ,它热衷于建构绝对化、终极化的认识论体系。现代某些西方哲学家在反对体系主义认识论时 ,却又走向主张解构一切理论体系的相对主义极端 ,否认知识和规则的确定性、可靠性。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认识论都以理论脱离生活实践为特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则是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 ,强调认识“贯串着实践”和实践“贯串着理论”的品格 ,在实践交往的基础上揭示了认识主体间的辩证联结 ,克服了局限于语言交流与释义层面理解主体间性的缺陷 ,为不断发现和发展真理开拓道路     

后现代主义思想范式与话语汰变问题

９０年代中国学界遭遇到了诸种“主义的困惑”，解惑的前提应当是“问题的审理”。近１０年来，西方的女权主义、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少数话语、文化研究等，一浪一浪地传过来。相当一部分学者轻视西方的诸种“主义”的精神意向，认为完全与当代中国问题无涉，仅是一种新潮理论而已。另一些关注西学的学者则认为，如果不注意这些新理论的动向，不通过其理论范式对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形象”加以审视的话，就有可能再次滑人学术盲点，并对当代中国文化问题产生误读。我认为，对西方２０世纪历时…     

法、礼、刑的属性(上)——对中国“法律”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反思

本文从古代典籍中相关术语的语义学考释入手 ,对“法”、“礼”、“刑”的概念、内涵及其属性进行了重新解读 ,并对20世纪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方法论提出了质疑。认为 :传统中国是一个以“礼”或儒家伦理维系的礼治社会 ,而并非如西方社会那样主要是依靠“法律”(law)来治理的法治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系统的一元性和整合性结构特征 ,决定了传统学科界限的模糊性 ,这与西方文化中政治、宗教、道德、法律等自成一体相对独立的分化式文化结构 ,也是迥异其趣。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 ,法律史学者们不顾中西方政治文化和法文化的巨大差异 ,简单地照搬和套用西方的法律模式来衡量、评估或裁剪中国的古“法” ,建构起一套行政法、刑法、民法、习惯法等诸法齐备且跨越5000年的所谓《中国法律史》或《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知识体系 ,这样的法律史研究 ,不仅无助于国人对中国政治文化和礼法刑之属性的认识 ,而且造成了对传统和国情特别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环境的误解     

中国现代美育话语的伦理学维度

王国维强调艺术和审美的“解脱”价值，同时也主张要在保持美育独立性的前提下突出美育对德育的工具性价值；而王国维美育伦理学观念中最有意义的部分，则是在席勒“感性—审美—道德”阶段性发展思路的指引下，强调“美丽之心”“美情”对道德建构的基础性意义。与王国维不同，蔡元培更注重席勒以美育囊括德育、引领德育的思路，他将伦理学的核心诉求与美学精神的建构融合起来，强调美育与德育的同一性与融合性。朱光潜通过“想象”阐发“同情”,并由此而强调“美育为德育的基础”,在此前提下，他又从西方现代生命伦理学和中国传统礼乐精神出发，打造和倡导“问心的道德”,凸显感性生命的激活对于道德建构的决定性意义。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的美育伦理观念虽然各有侧重，但都强调以审美来纯洁和完善人性，以人性的自然舒展来实现道德的生长和拓展，这是现代人道主义伦理精神的体现，同时也是中国现代美育话语的核心理论诉求。     

文艺学知识建构的批判性反思

目前，中国文学研究中存在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中庸主义等三种不同的文艺学知识建构方式。文艺学知识建构的本质主义体现在文艺学教材、文学批评实践等方面，文艺学知识建构的反本质主义表现在重建非经典化知识、建构文艺学知识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等方面，文艺学知识建构的中庸主义指涉文艺学知识“场城”、“关系主义”等。文艺学知识建构中多元思维应该形成一种自由和谐的关系，时刻保持自身清理，凸显当代性和社会使命感，加强文艺学知识建构的批判性反思。     

“西化主义”:现代化的误区

现代化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嬗变、由落后国家向先进国家变迁的过程。“西化主义”是指非西方社会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心理、器物和制度层面都无条件地全盘仿效或移植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思潮。从本世纪６０年代起，“西化主义”概念曾一度被弃置不用。但在最近几年，这一思想又重新抬头，出现了回春景象。因此，如何认识和评价“西化主义”，又成为广大非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本文作为作者《理论与经验：历史视野中的改革与现代化研究》一书的阶段性成果，对“西化主义”思想产生的渊源、演变的轨迹及其主要表现形式等作了深入的探讨，用大量有力的史实说明：“西化主义”是刻意照搬的“拿来主义”，是“西方中心论”的变种，是非此即彼的二维逻辑推断，是现代化的误区；对非西方社会而言，其唯一明智的选择是：从本民族、本国家、本地区的实际出发，以自身的文化作为内在驱动力，对欧美富有创见的制度与方法进行多元选择和理性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