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办抑或官办：试论近代广州粪秽处理变迁

广州粪秽原分别由主理水粪、干粪的承商穗义公所和保安堂雇夫处理,并由该两堂分别提抽粪溺埠租五成、干粪厕租三成办理洁净事业。1924－1927年粪商与粪工因加薪问题引发数次粪潮,政府调解无果,决定在1930年将粪秽处理收归市办,并制定清除粪溺、改良厕所详细办法。因财政支绌难以筹款,政府不得不招商承办,并订立粪溺价格。虽然此后广州粪秽处理的状况改善有限,但政府以现代卫生观念,从商人手中取得了粪秽管理权,并将包括粪秽处理在内的诸多卫生行为纳入政府公共卫生的管理范畴。     

卫生话语下的城市粪溺问题——以近代天津为例

作为公共卫生的一环,城市粪溺处理是城市近代化的重要内容。本文从中国传统的粪业经营及观念入手,论述了西方列强在传播近代公共卫生的过程中对便溺惯习实施的"暴力"化治理和对传统粪业体系的规范化管理,诠释了卫生普及背后西方文明的传播方式和路径。     

从方便到不方便:近代中国城市粪溺问题——以天津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以降,随着西方公共卫生的传播,中国城市中的粪溺问题成为当时政府、行业和社会民众所共同面对的一大社会问题,而由于东方粪溺所特有的经济属性、西式卫生的殖民属性及传统居民的惯习行为等因素的存在,使得近代城市中"方便"问题变成了困扰社会各界的"不方便"现象。     

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力车夫群体研究--以20世纪20～30年代为中心

民国时期 ,人力车夫群体构成了上海街头一幅独特的城市图景 ,其兴衰存废折射出了上海现代化的曲折历程。作者试图从描述该群体的构成、生存状况着手 ,分析民国社会各界对其评价 ,进而反思其历史命运与归宿 ,以加深对民国社会的理解与认识     

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

前近代时期 ,欧洲城市与中国城市在公共卫生方面处于同一水平。工业革命带来了欧美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近代化 ,拉开了与中国城市的差距。中国被动开放以后 ,来华传教士首先关注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进步 ,并作出努力。上海租界领先全国 ,在污水排放、饮水卫生、食品卫生、传染病防治等方面作出表率 ,其他通商口岸和北京等城市接踵其后。公共卫生事业的近代化 ,关乎物质层次、制度层次、精神层次的文明。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举步维艰 ,正是中国近代化的缩影。     

1935年上海法租界人力车夫罢工初探

1935年7月法租界公董局发出通告限令人力车夫进行登记,企图以此限制车夫人数.这一城市社会管理的举措有其合理性,但由于没有考虑解决被淘汰车夫及其家属的生活出路问题,损害了人力车夫这一弱势社会群体的利益,矛盾骤然加剧.在多方与公董局交涉遭到拒绝后,人力车夫实行罢工.他们在遭到巡捕弹压时群起自卫抵抗,宣泄平日郁积的仇恨情绪.在这次罢工中,车夫与车商的关系有利益冲突的一面,车夫因怀疑车商会不顾甚至牺牲车夫的利益,一度采取过激行动.但双方更多的是有合作抵制法租界当局、共同维护人力车越来越边缘化的行业利益的一面.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人力车夫的工作方面总体上说并没有少花力气,但未能统一领导、协调上海两个租界的人力车夫的斗争,也没有在法租界的人力车夫中建立基层支部.因此,对于中共在上海人力车夫中的工作成效不宜估计过高.     

人力车:近代城市化的一个标尺——以上海公共租界为考察点

本文以上海公共租界为考察点 ,通过剖析市政当局人力车管理制度的“改良”和指导人力车夫的“自助” ,揭示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痼疾与畸形 ;同时 ,从人力车夫的生存状况这一特殊的视角审视近代城乡关系以及城市下层民众的边缘特性。     

近代上海民间时疫救治

在近代上海都市公共卫生的发展中,一批倡导公共卫生的民间组织,包括慈善组织、工商社团和业余组织,在时疫救治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与政府公共卫生管理相比较,民间组织表现出较强的自愿性、主动性,发挥出政府强制政策所不能企及的优势,取得较好的卫生治理效果。但由于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常常导致这些民间组织经费不足。     

从被救济到抗争:重析1929年北平人力车夫暴乱

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通过文学和社会调查的方式,塑造了人力车夫"被救济"者的形象。南京国民政府接管北京后,国民党北平市指导委员会设立了总工会,人力车夫被组织起来,运用政治方式予以救济。在总工会支持下,他们向市政当局请愿、示威,获得了一定的权益,但是,人力车夫不过是国民党内政治斗争的工具而已。在总工会内部政治斗争中,人力车夫借机酿成了一场打砸电车的全市规模的暴乱,被军政当局坚决镇压下去。这场暴乱背后的深层原因则是人力车夫对于威胁其生计的电车的仇恨,而这点又恰恰是知识分子和当局所忽视的。     

移风易俗:近代上海华人公墓的缘起

上海开埠之初仍然保持了中国传统的墓葬习俗,然而传统墓地既不利于城市公共卫生,也不利于市政建设,故日益成为城市化发展的障碍,墓制改革成为必然趋势.上海租界公墓制度的引入,为华界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范式.沪上有识之士对传统墓葬进行反思和批判,民众丧葬观念逐渐发生变化,开始认同并仿效西式公墓制,上海华人公墓由此得以兴起.     

二十世纪初的游动摊贩与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以武汉、上海为中心的考察

游动摊贩是活跃在古今中外、城市乡村的一个社会群体。在近代中国城市社会,游动摊贩遭遇了新的生机与挑战。都市的胸襟确实给他们提供了谋生的机会,但即便他们练就五花八门的生存技艺,却依旧无法摆脱漂移不定的生活境遇。他们与都市居民形成了良好的互动,与市民日常生活相伴相生,成为美妙的城市之音。然而,其难以避免的不良习性,又成为城市社会不和谐的音符。在近代中国市政建设和城市管理浪潮中,摊贩被纳入国家强力控制范围,他们因生计问题与市容交通之悖时而与市政当局滋生冲突。尽管面对国家公权的暴力执法,大多小贩无力应对而选择忍受避让,但当生存受到威胁时,他们也会联合起来,采取激烈的抗拒行为,以维护自己的基本生存权和生活方式。冲突的结果是,市政当局回到体恤民生的政策与实践轨道上来,终归重获地方社会的秩序和安宁。     

大都市环境管理中的大学和地方政府

学术研究与城市政策的关联20世纪后15年城市范围内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变革使其未来产生了很大的变数。城市扩张的控制、社会一地域的整合、住房和环境政策的制定、城市项目的可持续性、可持续流动、环境管理工具的开发、城市环境规划中的公民参与等等，都是大都市的市政当局面临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     

政府职能与公共卫生——以2008年医改新方案为例的讨论

最近，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公布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甫一发布，便引起了各方高度关注，赞同与批评的声音纷至沓来。由于这一方案关乎公民的基本利益、涉及到政府职能的履行状态、又与目前公共卫生状态令人不满的现实紧紧勾联，因此有必要在政府职能与公共卫生的相关视角加以深入讨论。     

王符思想浅识

王符是我国东汉时期的杰出思想家。他不肯苟合流秽,遭到冷落、排摈,退而著《潜夫论》。兹就个人阅读体会,略作几点粗疏的介绍。     

网约车背景下地方出租车市场法律监管的改革与完善

《城市出租汽车管理办法》的废止与网络预约出租车的兴起,对出租车市场的法律监管提出了挑战,地方出租车市场法律监管的改革已势在必行。出租车市场是为消费者提供出行服务的市场,出租车市场的法律监管改革应当充分体现消费者的基本利益诉求。应以消费者利益保护为制度设计的出发点,通过市场准入和运行环节的制度调适,建立以消费者利益维护为基本导向的、统一的地方出租车市场法律监管体系。     

近代上海租界公共交通专营制度述评

为了保障以纳税人为主体的公众利益,保护各自主权和区域利益,促进租界社会经济繁荣发展,近代上海租界创立了公共交通专营制度.该制度对专营企业日常运作中的权利和义务以及专营权的期限和终止条件作了具体的规定.通过专营权管理,体现了租界当局一系列现代城市公共事业管理的新理念.     

公共卫生内涵解读——兼论刑法视域下的公共卫生

公共卫生与人的健康权利密切相关,各国通常通过立法建立一套稳定的公共卫生规范和秩序以保障公共健康。公共卫生的概念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经历了一个内涵和外延都不断变化的过程。在公共管理（或行政）的视域下,公共卫生的本质是有组织的科学与实践,目的是预防疾病、促进健康、延长寿命。公共卫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群的健康状况;或者政府及被授权承担公共职能的机构组织开展的环境卫生、疾病防治、基本医疗保健等以实现公众健康为目标的公共管理和服务活动。在刑法视域下,公共卫生是刑法所保护的重要法益,包括公众健康和公共卫生秩序。公众健康是指不特定人或者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公共卫生秩序是行政法律规制所形成的法律秩序,刑法视域下的公共卫生秩序包括健康相关产品安全、传染病防治检疫、血液及其制品管理、医疗相关管理、环境卫生、毒品管理等内容。     

民国初期北京饮食卫生管理初探

在清末近代京师警察机构成立之前,北京的公共饮食卫生一直没有得到政府的专门管理。京师警察机构成立以后,承担了北京公共饮食卫生管理的任务。民国成立后,京师警察厅成为负责公共卫生最重要的官方机构,在整个民国初期,其负责北京的食品卫生管理,在对多种公共饮食物品的监督、管理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进了北京城市公共卫生的发展,也成为全国城市公共卫生行政的典范。     

城市治理多元化及利益均衡机制研究

随着我国城市发展环境日益复杂,政府在处理城市事物上越来越力不从心,而同时城市其他主体拥有的资源和谈判力却在不断增加。城市管理变革的本质是城市主体间博弈均衡和利益关系协调的过程。要构建现代城市治理结构,实现城市管理的社会化,必须基于主体间利益博弈均衡的诉求,进行关键影响因子的制度创新和长效机制建设。利益最大的功效是其激励功能,要协调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博弈,首先要培育城市主体利益确认机制,其次要建立城市主体利益规范机制。而规范政府权力是实现各方博弈均衡与治理多元化的关键。     

公共卫生与城市现代性:1898-1949年的上海

20世纪前半期是上海城市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时期,而卫生制度在其中充当了重要的推动角色。公共卫生制度的形成是租界正向示范和反向刺激、政府和民众的民族意识觉醒、华洋冲突与合作等多方作用的结果。公共卫生引发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民间社会力量在近代上海公共卫生的发展中广泛参与,民众个体的文明习性因此逐渐养成,推动了上海都市文明的进程,反映了近代上海城市现代性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