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制度与监察专员制度比较研究

信访制度与监察专员制度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产生的制度,但这两种制度都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制度,所以它们属于同类制度。信访制度与监察专员制度有许多相同点,同时也有重要的差异。监察专员制度已经得到世界上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采用,它的成功对于中国信访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突破结构功能主义：中国信访制度研究的三维框架与治理逻辑

信访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重要方式。从结构上看,信访具有政治性与社会性双重属性;从功能上看,信访是国家和社会互动的连接点。当代中国信访制度的研究多使用传统的结构—功能路径,缺少对信访制度整体性、动态性的观察。结构、功能、过程可以作为理解当代中国信访制度的三个维度。信访研究不仅要关注一个更加完整的信访制度丛,研究信访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定位,而且应该更加关注信访过程中的行动者及行为互动。结构、功能、过程三个维度的研究用整全的、动态的方法观察信访制度,突破结构功能主义的局限,更能透视国家治理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信访制度的法制化研究

信访制度法制化,不仅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需要,而且是切实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需要,更是加强党政机关作风建设、提高办事效率的需要.目前,中国信访制度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信访量连年攀升,总量居高不下;涉法涉诉信访过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司法权威;信访活动组织化趋势明显;"非正常信访"严重扰乱信访秩序.为了完善现存信访制度,要求各部门做到:改革信访机构设置;改革信访案件处理方式;完善信访制度的程序设计;将涉法涉诉问题从信访受理范围中剥离出去;完善信访工作中的领导问责机制等.     

论纠纷解决视野下信访制度的现代转型

信访制度由民主参与方式向多元功能的演进,是适应社会转型的正当功能扩容,但是信访制度的实践却使其处于去留两难的尴尬境地.民众高涨的上访热情以及执政者对信访的强烈渲染使信访承受了不可承受之重,信访不再是化解民怨的地方,反倒是民怨产生和国家权威削弱之处.在此情境下,信访制度变革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亦由此产生了诸多具有借鉴意义的建构措施.笔者认为,单纯政治话语中的信访强化会消解国家权威,而信访回归民意上通下达之本意则难以适应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现状,将信访制度纳入纠纷解决系统进行制度设计应是当前信访困境化解可选择之进路.     

化解我国信访制度困境的理性路径论析——基于信访制度改革争论的反思

近年来我国信访活动面临严峻态势的同时,信访制度亦遭遇着重重困境.在此情形下学界围绕信访制度改革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并大致形成三大观点:“强化论”、“废除论”和“分离论”.对此三种观点的反思,有助于分析其各自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并能为我国信访制度困境的化解打开另一个窗口.总括而言,分离信访制度的权利救济功能而传播法治精神建设法治国家是一种必然.在未来一个时间段内规范信访程序而力避行政权力“越界”解决信访问题,约束政府权力与追求司法独立公正并举,建立普通民众利益表达组织和社会中介机构提供法律援助,把握利用好此过程中两类事例产生的正负“效应”,均应纳入化解我国信访制度困境的理性路径范畴.     

我国信访制度的成本收益分析

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我国信访制度从制度均衡向制度非均衡的转变,指出虽然信访制度的净收益小于零,但与其它权利救济模式相比,仍具有相对优势。因此,我国在一段时间内还不能废除信访制度,而是应当在加强信访制度的程序性和规范性的同时,确立司法救济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论信访制度的内在困境

2005年初通过的新《信访条例》,针对多年来信访制度设计和运行的诸多弊端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以期能够缓解当前信访工作中反映出的矛盾.但是,信访制度的困境并不是一个新条例就能解决的.通过分析改革初期信访制度的内在困境,提出解决机制,以期为信访制度的改善贡献绵薄之力.     

试论信访的功能收缩与制度重构

本文在揭示现行信访制度因功能错位而带来的种种矛盾与悖论的基础上,提出收缩信访制度的功能,将涉讼案件从中剥离出去;并在此基础上借鉴西方国家的议会监督专员体制,建立我国的人大监督专员制度,以完成信访的剩余功能,即在作为一种非讼救济手段的同时,继续履行其广泛收集民意、监督国家机关的职责,完成整个制度的重构。     

德国医疗保障制度变迁及其启示

人们往往认为,医疗保障制度应当是工业社会转型的产物,可是19世纪以前的德国工业经济长期处于萌芽状态之中,受传统文化、民众心理以及社会变迁等因素的影响,德国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工业化完成以前就率先建立起全民医疗保障制度的西方发达国家。另外,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统一后的德国首先建立的不是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而是努力建立统一的医疗保障制度。因此,了解德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原因、变迁状况、存在的问题及其变迁措施对于现阶段建立健全中国城乡医疗保障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信访制度历史源流考评

信访制度颇具中国特色,因而对信访制度的历史源流加以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信访制度在我国经过几千年的积累,除发展了登闻鼓、邀车驾等多种形式的信访制度,还发展了对信访进行甄别和约束的完善机制.思想史上的儒法之争对信访制度的设计和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信访正是由儒法两大板块交界处和分裂处产生而有着两个方向的发展.与此同时,权力配置状况、经济发展水平、乡土秩序的生活环境也为传统中国的民众配合甚至超越信访制度提供了相应的社会基础.     

战后日本教科书制度的演变

战后日本的教科书审定制度是建立在废除战前教科书国定制基础上的,它取消了日本国家对教科书的绝对统制,并以民主、和平为基本原则,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同时又具有局限性。自从战后初期确立教科书审定制度以来,日本政府先后分三次对该制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并在这一过程中以"简化"、"公正"为名,不断加强政府在教科书审定制中的权力。而日本政府在教科书审定制中权力的不断加强,便是战后以来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制度性根源。     

论我国巨灾保险体系的建立

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长期以来，我国对灾害损失的补偿基本上依靠国家财政拨付和民间捐助，没有一个科学有效的国家巨灾风险管理机制，这使受灾者得不到充分的补偿，同时国家也面临者巨大的财政负担。2008年南方雪灾和5.12汶川大地震造成的巨大损失，让我们重新审视巨灾保险体系在灾害救济中的重要性。我国应借鉴国外保险业发展的成功经验，根据国情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多层次的巨灾保险体系。政府应转换职能，由灾后承担主要损失转变为支持完善巨灾保险体系。     

从我国农户对贷款人的选择到农村金融制度创新

农户融资的理性决定了农户对贷款人的选择行为,也决定了农村金融制度的创新,农村金融制度的选择既要遵循内生规则本身的演化逻辑,又需要代表国家的政府等外部组织在内生规则演进基础上,通过组织、协调完成制度创新过程。针对农户融资需求的多层次、多样化,农村金融制度供给的贷款人应是多元化、多层次的。     

政府信息发布系统的研究——以手机媒体为载体

随着3G的发展，手机媒体为政府信息公开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式，它使公众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地了解政府信息，但目前政府并未充分利用好手机媒体发布信息的优势。为了使政府能够更有效地利用手机媒体，从我国国情出发，建立了手机媒体发布政府信息的系统模型，建立了由党的新闻宣传部门牵头，新闻出版、广电和电信等部门相配合的体制。     

清代新疆伯克制度考述

伯克制度原是天山以南维吾尔族地区旧有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大小封建主就是等级不同的伯克,且均为世袭。清朝统一新疆后,遵循"因俗而治"的原则,对伯克制进行改造,废除世袭,将其纳入地方官制序列,但旧有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未从根本上改变。     

政体新探

政体与国家主权的归属没有必然的联系 ,政体与政权组织形式并非属于两个不同的层次。政体的本质是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关系。政体即为政权组织形式 ,但应当包括国家结构形式。对于政体问题应当从多个角度加以认识 ,我国的政体是共和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具有联邦制特点的单一制和民主集中制。     

信访制度的法治化改革:广东个案

信访制度是一项植根东方文化、颇具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近年来因信访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而备受争议。《广东省信访条例》起草过程中对信访功能定位法治化、信访程序法治化、信访组织体制法治化等方面作了有益探索,力图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信访困局,通过地方立法为信访工作和信访活动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广东省的做法或可为全国范围内信访立法质量提升提供镜鉴。     

我国现代化金融治理体系：特征与建构

金融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下，各类金融活动参与者共同维护金融秩序、推进金融发展的制度安排和相互关系；依法治理、市场决定、双向开放、风险可控、权责明晰是衡量我国金融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五项基本标准。当前，我国金融治理缺乏顶层设计和立法框架，没有形成多元化的金融治理格局，监管职责和监管协调有待改进，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不够清晰。应发挥中长期规划立法在完善国家金融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优化我国金融治理体系中的几个重要关系，发挥市场在配置金融资源中的决定作用，完善国家金融治理体系的评估及改进机制，建立风险预警体系和金融安全网，制定我国金融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时间表与路线图。     

试论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特点

近代意义上的即资产阶级的警察伴随近代西方国家制度和法制理论而诞生,依据宪法和法律而存在,是国家行政部门中执行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治安职能的拥有一定武装力量的专业性文职机构和人员队伍。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开创于清末,形成于北洋政府时期。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在其创立以及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系列鲜明的时代特征,即开创的被动性、发展的阶段性、前后的继承性、内容的引进性、职能的镇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