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鸿章对日本认识的转变(1870～1880)

清政府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对日本在亚洲的扩张疏于防范，与负责对日事务的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有一定关系。李鸿章早在６０年代就萌生了“联日”的思想。调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极力主张与日本建交，以为如此可以避免日本与西方列强勾结侵略中国，并幻想组织东方联合战线。日军侵台事件后，李鸿章“联日”思想一度动摇，但并非如有的论者所说开始把日本作为“战略假想敌”，而是继续对日本采取绥靖方针。后来甚至受日本愚弄，主张“联日防俄”。直到日本正式吞并琉球之后，李鸿章才对日本在亚洲扩张的野心和对中国的危害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购船置械，进行防范日本的军事准备     

试论李鸿章的对日外交思想

李鸿章作为清政府的重臣 ,在对日外交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他最早主张与日本建交 ,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后 ,李鸿章的“联日”思想一度动摇。 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之后 ,李鸿章开始对日本采取强硬的立场。中日甲午战争后 ,李鸿章无论在外交还是在军事上都遭到惨败 ,他转而求助于“联俄拒日”。李鸿章的对日外交由于种种原因最后都不可避免的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论李鸿章的日本观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影响巨大的政治人物,长期主持清政府的洋务及外交工作。甲午中日战争之前,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经历了“联日”、“防日”、“师日”的复杂发展过程,但“轻日”倾向非常明显,而且贯穿于李鸿章对日活动之中。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尽管李鸿章有一定的“师日”趋向,但“制日”的思想是主流。     

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及其外交策略——以1870年代为中心

19世纪70年代,是东亚国际关系的转折时期。在中朝日三国关系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李鸿章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这期间,他对日本的认识颇为复杂,其对日外交策略也有多面性。起初,在中日"修好"订约之时,李鸿章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待中日关系,认为日本是调节中西关系的重要因素,而有联日制西的倾向。当日本出兵台湾,进而吞并琉球时,李鸿章看到了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向西方学习而逐步强盛的事实,清醒地认识到日本的侵略性,并认定日本终究为中国之患,中国只有变法自强才能图存。与此同时,李鸿章积极推动朝鲜与美国立约通商,乃至向西方列强开放,以实现其以西制日防俄的外交策略,希望借助美国以及西方列强抵制日本、俄国对朝鲜的侵略,其根本目的还是维护中朝宗藩关系,尤其是中国的国防安全。李鸿章是一个务实的外交家。他的对外思想与外交策略直接影响了清朝政府的对外政策,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19世纪80年代乃至甲午战争之前的中朝日三国关系。     

论明统治者的对日政策及其影响

明朝时期中日两国的关系错综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统治者——明王朝的皇帝,对于日本情况的认识及态度,很大程度上左右他们对日本的政策,从而对中日关系的进程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通过分析明代统治者对日本的认识,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们对日政策变化的原因,进而把握不同时期明朝统治者的对日政策对两国间关系产生的影响。     

中日同形异义汉字词的摄取和接受

本文根据中日两国大量的历史文献材料及学者们的论文，详细地分析了中日双方对中日同形异义汉字词摄取和接受的因素、途径及方式，帮助人们从语言外部要素理解同形异义汉字词进入到中日词汇系统中的机制，以便更好地认识同形异义汉字词在中国和日本的双向传播及存在的人文性特征。     

章太炎与日本的无政府主义

一章太炎是一位立场坚定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他主张对外反帝爱国,对内反清革命,目的是建立独立自主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中华民族统一的国家。在他接触日本无政府主义的过程中,正是在这种坚定的立场上来接受日本无政府主义的某些内容的。第一、章太炎接受了日本无政府主义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揭露和要求同亚洲被压迫民族社会党联合起来反帝的某些内容。从章太炎一八九七年参加社会活动以来,他一直是反帝爱国的。在戊戌变法前后,他痛感亡国的危机,尤其是对来自北方沙俄侵占我国东北大片领土的威胁,非常敏感,主张联日拒俄、德,对日本政府存有很大幻想。一九○六年到日本后,章太炎受了日本无政     

近代日本对俄结盟初探

近代日本存在"恐俄"思想,但日本的对俄认识并没有停留在消极的"恐俄",而是滋生出利用俄国的实力和列强矛盾进而同俄国结盟的思想。与日俄结盟论关系密切的日俄协商论一度因日英同盟的形成而偃旗息鼓,但随着日美矛盾的增长、日英同盟对抗美国功能的减弱,日本对俄结盟论复活。日俄经过在中国东北的协调行动,1916年签订第四次日俄密约,日俄关系上升到为了共同的安全而采取军事合作的同盟层面。日俄同盟是日本第一次与本地区内国家、自己的近邻结盟。日俄同盟建立后,日本在历史上首次同时运转两个同盟。     

福泽谕告对近代中国的认识

福泽谕告是近代日本最负盛名、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他的《劝学篇》、《文明论概略》、《西洋事情》等启蒙著作,在唤醒日本国民砸碎旧的封建枷锁和向欧美资本主义学习方面,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但同时他对中国等近邻国家由批判、蔑视到转向鼓吹侵略,为日本近现代军国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日本近代化的发展方向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日本侵入中国大地,南进占领太平洋地区以及建立“大东亚共荣以的构想都可以追溯到福泽的侵略扩张思想.分析研究福泽对中国的认识,对于认识日本近代历史的发展,对于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有重要意义.     

德富苏峰之中国认识

迄今没有日文或中文的专文整理德富苏峰的中国认识.日本认识中国的方式有别于欧美者,主要涉及日本自身的定位,而观察者对日本的国家定位与对国际局势的认识,又常与日本当时的国家政策息息相关.见证明治雏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富苏峰,就是日本近代史的最佳见证者.德富苏峰除了长期从事政治工作与新闻工作外,也有多变的政治思想与政治观察角度,以及对于日本发展的热切期盼,是日本近代史上最难以了解的人物之一.德富苏峰除了长期观察中国之外,也曾经两度前往中国,除了实地考察之外,也与中国的政要与思想家有互动与往来,其中国认识也因此具有时代的代表性,并可藉此反射日本在近代化历程中的自我认识.     

日本汉诗引用《诗经》的方式及其学术意义

日本汉诗推崇《诗经》,常用《诗经》的语言和表达形式进行创作,主要表现为对《诗经》中的诗题、诗句、诗词、意象的引用和化用。日本汉诗引用《诗经》形式的多样性显现出,日本汉诗对《诗经》从刻意模拟、融会创新逐渐到适合日本文化审美需要的不断探索。日本汉诗引用《诗经》时不仅重视继承《诗经》所蕴含的文学灵性,而且在内在精神上与"温柔敦厚"的诗教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显现出对《诗经》政治教化功能的继承。这种学中有创的引用《诗经》的方式使得日本汉诗修辞优雅、婉转含蓄,丰富了日本汉诗的表达方式,提升了其表现力和文化内涵,彰显了《诗经》在日本的文化影响力,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具有重要意义。     

论20世纪初美国与日俄争夺中国东北问题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 ,西方列强掀起了一场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 ,一时间各种秘密外交与结盟加紧进行 ,战争危机与局部战争频繁出现 ,国际关系格局不断改变。在那场被称为“外交革命”的角逐中 ,新崛起的美国在东北亚围绕对中国东北 (即满州 )的控制与日本、俄国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从“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到日俄战争中帮助日本打败俄国 ;从日俄战争美国资本力图控制满铁遭到日俄抵制到塔夫脱金元外交不能奏效 ;从俄国力图联美制日未能成功到俄迫不得已联日拒美 ,这一切都表明 ,美国的东北亚政策是失败的 ,在与日俄争夺中国东北的斗争中是自食恶果的。对这段历史的回顾与分析不但具有历史价值 ,而且对于我们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如何认清国际形势 ,以实施正确的外交政策也具有重要意义     

戊戌前后的孙中山与刘学询关系发微

本文以中日档案史料为依据,探讨了从兴中会起义到戊戌变法失败后孙中山与刘学询之间的关系演变。揭示了刘学询在东京执行“联倭杀康”计划期间,于“夜深人静”之际与孙中山“闭户密谈”。孙中山试图通过刘学询筹集革命经费,而刘学询则心怀鬼胎,另有图谋。孙中山对刘学询抱太多幻想,又太重乡情,因而对刘氏效忠清廷、唯利是图的本质缺乏足够认识,故屡遭挫折。     

“九一八”事变之前冯玉祥对日本的认识及其原因

冯玉祥一生对日本的认识复杂,早年盲目仇恨和排斥日本,"北京政变"之后,随着自身实力的增长和时局的变化,对待日本逐渐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主张在爱国的前提下,对日本一定程度的友好合作。"九一八"事变之前冯玉祥对日本的认识,对抗战时期冯玉祥抗日思想的成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梁启超日本观的演变与反思

梁启超是清末民初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对日本的感情经历了由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以日为师,称赞日本为可爱可钦之国,以及辛亥旅日时期认日本为第二故乡,到民初反日、憎日、惧日的转变历程,这一历程深刻揭示了19世纪的大亚洲主义愿景伴随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加深,至20世纪10~20年代之交趋于破灭的现实。总之,梁启超日本观的演变并非孤立现象,而是时代缩影,值得深思。     

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的近代世界市场观

19世纪中叶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初步形成时期,而此时被迫开国的中日两国对世界市场的认识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途径:中国在40~50年代坚持“以商制夷”,到70年代才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对世界市场了解的深入,逐渐形成了“商战”论等近代世界市场观;日本在开国之初争论的主要焦点是贸易无用还是贸易兴国,并在60年代发展为自由贸易思想。中日近代世界市场观的区别是:中国是带有政治化色彩的世界市场观,日本基本是从经济角度分析世界市场与本国的关系。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知识阶层的“天职论”

中日甲午战争前后，福泽谕吉、内村鉴三、内藤湖南等知识阶层纷纷发表文章探讨日本应尽怎样的天职，这些出自不同思想派系的“天职论”，尽管论述角度及论述内容各有不同，但都涉及到了在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的融合、对峙、冲突的复杂纠结中日本如何定位的问题，都将日本行使天职的对象设定为中国及朝鲜等东亚国家。探讨和分析甲午战争前后的“天职论”，不仅能够透析日本当时流行的东洋观、西洋观及对华观等各类问题，同时有助于认识日本知识阶层在明治政府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过程中起到的特殊作用。     

论日本占领区的道德状况

日本占领中国领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与日本签署《马关条约》,把台湾岛及所属岛屿、澎湖列岛等地的主权让与日本,开始了日本对台湾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炮轰中国东北军北人营,袭击沈阳。1932年3月,日本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溥     

从《文镜秘府论》看日本诗学的继承与创新

日本歌体论的许多分类名目和汉诗对属都来自中国诗学，这说明了《文镜秘府论》对日本诗学的直接影响；但日本诗学在发展中又经历了一个本国化的过程，即使那些与中国诗学风体概念有相通之处的歌体论，也融入了日人的独特认识，日本诗学对中国诗学的吸收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创新过程。     

试论战后日本外交的特点

战后日本从战败国的废墟上迅速崛起 ,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 ,也是亚洲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的高速发展 ,引起世人的震惊与重视 ,今天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三大力量中心之一的日本 ,正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 ,迅速向世界政治大国的目标迈进。本文试图从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探寻其外交的特点。一、从无自主外交到自主外交1 945年 8月 ,日本战败投降 ,丧失了国家的独立。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 ,日本处于美国占领军的直接控制之下。按照 1 945年 1 0月 31日美国占领军总部的指令 ,日本停止外交活动 ,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