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中国及其当下法学任务——基于历史考察的视角

中国法律和法学建立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民族法制发展的实践基础之上,同时呼应全球化、现代化的时代主题.事实上,传统中国法律文化的儒家传统中不仅具有民主的种子和胚芽,而且宪政民主是中国文化中道德精神内在发展的本质要求;而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当下中国法的历史曾一度在理念与制度建构上谱写了宪政民主的新篇章.我们必须充分认识中国法的上述传统及其当下历史在中国法学主体性重建中的重要意义,同时在全球化大背景中深入探究"中国"的真正意涵,从而准确把握当下中国法学研究的历史任务和中国法的时代主题.     

"中华帝国"视角下的法律及其历史

"中华帝国"在中国史学研究中是一个使用日渐频繁的概念。在"中华帝国"概念之下,不仅能对从秦到清的法律史获得新一层的认识,而且,还会影响到我们对先秦社会及其法律历史的认识。中华帝国以及其前的"帝国化"过程所带给中国古代社会及其历史的帝国特性,对其中的法律及其发展有着微妙而深刻的影响。     

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历史化"问题

文学批评史研究,应当坚持"历史化"原则.所谓"历史化"原则,是指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史研究当中,将批评史文献文本的意义阐发与对其生成语境的分析、考查相结合,将批评史研究与当下的文学理论建设相结合.只有坚持了"历史化"原则,文学批评史研究才能够真正地进入历史、还原历史,也才能够使历史进入到当下,从而使研究行为本身进入历史、建构历史.与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这一"历史化"要求相反,我国的文学批评史研究则长期存在着"非历史化"的现象,其影响之广、危害之大,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重建与解释:丁韪良的中国历史研究述评

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长期以来忽略了近代著名传教士丁韪良在中国史研究方面的开创性成就.本文认为,丁韪良从包括进化论史现在内的当时西方主流历史哲学出发,在梳理和总结传统中国史学缺点的基础上,对重建和解释中国历史、特别是在寻找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和分期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和建设性的见解,开创了近代以来中西重建中国"大历史"的先河,是梁启超"新史学"和蒋廷黻、费正清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声.本文在充分肯定丁韪良对中国史研究方面的划时代贡献的同时,也对其西方中心论和神学目的论提出了批评.     

"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由古代西方历史理论说开去

古代西方历史理论是一份珍贵的史学遗产,于西方史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为寻求黑格尔所说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的哲学意蕴,应从古代西方历史理论出发,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比较考察中,具体探讨古代西方历史理论与后世西方历史理论之联结、与古代中国历史理论之区分、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关联,进而显示中外史学这多彩多姿的一角。     

关于中国逻辑史的历史分期问题

中国逻辑史应当是以名辩为代表的我国本土逻辑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即是中国固有名辩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在我国的输入及其研究情况,分别属于西方逻辑史和因明史的考察范围,它们既不是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对象,更不能将其作为区分中国逻辑史不同发展阶段的依据和标志。从中国名辩思想本身的发展历程来看,它经历了先秦的创立时期、魏晋南北朝的持续发展时期、始于隋唐而终于明末的衰落时期、明末清初至20世纪80年代末的复兴时期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深入研究时期等主要发展阶段。     

浅论中华民族的族源及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形成的影响

浅论中华民族的族源及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形成的影响钱宗范中华民族各民族，包括汉民族及其前身华夏族在内，是怎样起源的？它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形成产生了什么影响？这是研究中华民族史中非常重要、也是对当前振兴中华关系十分密切的问题。近百年来，西方殖民主义者为...     

反思与矫正——论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历史方法及其正确运用

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基本特点是"以史为魂",因此,研究的基本方法应该是历史的方法.目前中国法律史研究对历史方法的运用有诸多错误之处,需要学界反思并矫正.正确运用历史的方法研究中国法律吏,一方面需要研究者正确陈述历史现象,即全面、客观地陈述历史现象.另一方面需要研究者正确分析历史现象,即分析历史现象要结合历史现象所处的特定背景、分析历史现象不可忽视历史现象自身的变动,以及分析历史现象不可把历史现象中体现的历史趋势绝对化.     

从世界历史和中国问题理解全球化：知识、话语、体制的主体性思考

全球化是中国向西方求知识、求理论的一个重要学术领域。但全球化概念的背后存在着发源于西方学术的庞大理论群,而西方的理论是西方学者从他们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处境中发现和思考问题,并在他们的利益取向上提出的。中国学者应当保持敏锐的中国问题意识,研究全球化在中国的发生史和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问题史。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以自己的利益判断和思想方向实行改革、推进开放,才能以共同体的力量参与新时代的全球化竞争,而避免文化主体缺损的被＂全球化＂或后殖民化。     

论儒家文化与法治

法律制度的有效建构和运作依赖于相应的法律文化的存在,法治的成长必须依赖于相应的法律文化土壤.因此,探索中国古代法的文化精神,促成中国法文化的现代化,是法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课题.中国古代法以儒家之价值为价值,渗透着儒家文化的精神实质.儒家思想的核心是道德,在"人"与法的关系上重"人"轻法.中国的这种法律文化传统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建成西方式的法治,中国的法治必须充分利用本土的道德资源.     

法理念的文化冲突与中国法律的多元属性

法律内部的文化冲突与变迁,特别是多元法律理念之间的差异性导致了法律制度的多重属性.中国法同时包含了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性质和西方现代法律精神的三重因素.中华法律传统是“有等差的社会和谐”,社会主义法律特点是“政治权力之下的社会秩序”,西方法律传统是“个人权利和经济的繁荣”.中国法的三重属性之间,既有相互统一的一面,又有相互冲突的一面.中华法系传统与社会主义法律都基于社群主义,不同于西方现代法律中的个人主义;社会主义法律与现代西方法律都体现了现代法律精神,不同于中华法系的古代性;从中华法系传统到现代西方法律代表了人类法律从古代到现代的一般发展模式,不同于法律史中特例的社会主义法律.虽然西方现代法律在20世纪初期和中期曾两度侵入,但是法律的社会主义和中华法系传统仍然是中国现行法中的主体因素.     

从中西方法律文化看"法律信仰"

自先秦以来,中国的"法"与"法律"合而为一,更确切地说,有"法律"而无"法"。位于"法律"之上的是"权力"而不是"法"。与中国相反,西方的法治社会形成至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其源头在古希腊时代,当时的思想家们就已经有了法治的向往,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换取法律的权威和信仰。法治社会是现今中国正在致力建设的一种社会形态,构建法治社会,必须树立对法律的信仰。     

"历史之谜"的三重追问

马克思解析"历史之谜"的逻辑路径,可梳理为对资本主义的三重"追问"一问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源是什么?二问异化劳动的根源是什么?三问分工产生和发展的根源是什么?正是通过逐层递进的考问,马克思确证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并孕育出了新社会的雏形.因此,在马克思破解历史之谜的研究中,我们不难找到对当今中国社会发展进行终极反思的根据.     

什么才是“中国的”思想史?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有一个特殊现象,即在西方学界思想史研究渐渐衰落时,在中国,思想史研究却仍然充满活力,这是由于中国的特殊背景使然,它也呈现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的趋向。回顾这些年来有关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种种争论,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什么才是"中国的"思想史,而不是"日本的"或者"欧洲的"思想史?这一问题不仅涉及到各个文化区域的思想与历史的差异,涉及到各个文化区域的政治、宗教、社会环境的差异,更涉及到的是,如果试图确立思想史研究的"中国性",必须思考这一思想史研究能否在历史讨论中保持对中国现实的针对性,能否在对传统观念的梳理中回应当下中国的思想问题。     

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

20世纪以来,人们对鸦片战争的认识有个变化的过程,鸦片战争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逐步提升。清末认为,它是中外交通中一个普通事件。民国成立后,认为鸦片战争的主要影响是导致鸦片泛滥,烟毒流于中国。1930年前后,认为鸦片战争是帝国主义侵略之始,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20世纪30年代的时势,使得朝野双方在历史研究要有现实关怀的努力下,共同促成了鸦片战争由一般性事件到中国近代史开端的转变。与一般史著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不同的是,代表国家和政府意志的历史教科书采用了"清初(明清之际)"开端。"清初"开端是希图将中国纳入世界历史之中,通过世界历史来寻求自己的历史定位;"鸦片战争"开端所关心的不仅是参与世界历史,而且要努力体现中国历史的独特之处。无论是以"鸦片战争"还是以"清初"作为中国近代史开端,在向西方寻求近代的努力上是一致的,都体现了如何在世界历史中安置中国历史的这一难局:一方面是参照西方历史进行的中国史分期方式,已预示着将中国历史纳入普遍历史之中;一方面是中国鸦片战争以来落后和挨打的现实,又难以回避。今天关于中国史研究的诸多论争,实则是这一问题的延续。     

19世纪初西方英译本《大清律例》述评中的中国法形象

启蒙运动时期,西方对中国法的看法和定位存在"赞华派"和"贬华派"两种声音.1810年乔治·托马斯·斯当东对于《大清律例》的翻译使西方第一次较为全面地从实证法的角度认识到中华帝国的法律.西方通过对于《大清律例》英译本的述评,不仅逐渐消弭了西方自马可·波罗以降,尤其是启蒙运动时期,对于中国法形象的争议,而且通过对于中国法形象专制性、落后性、封闭性的描述,确认了西方所主导的现代性法律的正确性和合理性,"西方法学中心主义"开始形成.     

蒋廷黻与“清华历史学派”

"清华历史学派"是清华大学历史学科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相似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的学者群体,其主要特征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考据与综合并重"。在"清华历史学派"建构与发展的关键阶段中,蒋廷黻在立言著述和治系行政两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清华历史学派"和蒋廷黻之间的良性互动,缘起于诸多深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接续传承"清华历史学派"的学术精神,对于当前中国史学的发展,具有一定借鉴及参考价值。     

法、礼、刑的属性(上)——对中国“法律”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反思

本文从古代典籍中相关术语的语义学考释入手 ,对“法”、“礼”、“刑”的概念、内涵及其属性进行了重新解读 ,并对20世纪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方法论提出了质疑。认为 :传统中国是一个以“礼”或儒家伦理维系的礼治社会 ,而并非如西方社会那样主要是依靠“法律”(law)来治理的法治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系统的一元性和整合性结构特征 ,决定了传统学科界限的模糊性 ,这与西方文化中政治、宗教、道德、法律等自成一体相对独立的分化式文化结构 ,也是迥异其趣。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 ,法律史学者们不顾中西方政治文化和法文化的巨大差异 ,简单地照搬和套用西方的法律模式来衡量、评估或裁剪中国的古“法” ,建构起一套行政法、刑法、民法、习惯法等诸法齐备且跨越5000年的所谓《中国法律史》或《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知识体系 ,这样的法律史研究 ,不仅无助于国人对中国政治文化和礼法刑之属性的认识 ,而且造成了对传统和国情特别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环境的误解     

"萨尔普遍史"的中国历史建构与欧洲近代学术转型

16世纪以来,随着传教士进入中国,大量有关中国的作品在欧洲涌现。基于圣经的历史书写传统遭受冲击,如何将中国历史整合进世界历史中,成为当时学者们所关切的问题。其中,由英国多位学者在18世纪集体编纂的《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也处于这一思潮之中。他们将中国上古历史与圣经叙事相比附,协调中国上古史与圣经编年的矛盾,以解决欧洲思想内部危机;通过讨论中国宗教,为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提供合法性。该书出版后,在知识界曾风靡一时,“萨尔普遍史”中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在西方影响深远。     

历史哲学与中国文明的思想负担

晚清以来,中国文明一直面临着西方"形上之道"的挑战。但按照西方的"形上之道"有古今之别的区分,中国文明迄今仍然面临的思想压力其实来自近代欧洲哲人建构的历史化"形上之道",即通常所谓的"历史哲学"。如果我们细看西方历史哲学在其建构历程中呈现出来的基本问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历史化的"形上之道"不过是欧洲现代文明自身带有根本痼疾的反映。中国思想如果不再把西方的历史哲学变成自己的哲学,中国文明就无需承受西方历史哲学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