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实践张力与路径选择

不同于既往以村庄为乡村振兴实施单元的传统模式,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乡村振兴具有加快县域城乡融合、促进县域共同富裕与完善县域治理体系的内在逻辑。囿于国家介入有限与基层行为偏差、城市发展偏向与乡土卷入风险、工商资本嵌入与公共利益缺失等实践张力,县域乡村振兴面临着多重阻力。应通过规划引导、机制转型、治理重塑与要素支撑等途径,完善县域乡村振兴规划,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打造城乡治理共同体,增强县域内生动力,以全面推进县域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城乡共同富裕与农村农业现代化。     

保供与强链：基于县级融媒体的城乡信息分化治理路径

当前我国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信息化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出现了城乡信息分化的现象,其中新媒体突飞猛进带来的媒介分化、信息全领域全流程广泛使用带来的信息应用分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城乡社会分化表现突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从物质条件和信息传播渠道等方面为城乡信息分化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基本保障,从战略层面统筹了城乡信息传播的一张网建设。县级融媒体在解决城乡信息分化问题时,可以通过延展媒介供应链缩小媒介分化、拓宽县级融媒体公共服务链缩小信息服务分化、增强自媒体关系链弥合信息的社会分化等三条路径,促进城乡信息化同步发展和县域内的信息资源平衡。     

推进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推进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环节。应当切实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强化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理念,认清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的现实挑战,选准推进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技术路径,加快推进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融入社区治理的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新思路

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是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但信息不对称问题依然是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难点,“普惠金融+社区治理”是我国农村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新思路。“普惠金融+社区治理”以农村信用建设为纽带,形成农村信息搜集的新途径,有利于解决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中的“信用”难点问题,能够间接借助于有效的社区治理促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为持续推进“普惠金融+社区治理”的新思路,政府和银行应该加强“互信”机制建设;金融机构要深入农村,与农户实现信息互通;金融服务要嵌入社会民生,同时也需要在理念创新、人才培养和制度完善等方面做好保障,促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     

论国家治理的公平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应该包括国家治理的科学化、民主化、公平化和法治化这四个主要趋势。其中,国家治理的公平化,是指通过国家的公平治理以促进经济公平发展、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进程。根据十八大报告的总体布置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改革新要求,推进国家治理公平化,需要确立公平治理的价值理念、推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构建公平治理的体系能力、推进经济的公平发展和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特别是要注重提升政府通过公平施政、公平行政和公平治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能力,在借鉴西方福利国家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走中国特色的民生国家建设之路,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论统筹城乡发展中社会管理的协同治理

创新城乡社会管理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内容。源于西方语境的协同治理,为推进我国统筹城乡发展中社会管理提供了借鉴范式。鉴于当前统筹城乡发展的现实困境和制约因素,我国应构建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为基本架构的多元合作型城乡社会协同治理模式,并通过优化协同治理主体结构、培育优质现代社会资本、构建社会管理协同机制和改善城乡管理体制机制环境等路径,推进城乡社会管理协同治理。     

中国县域发展差距变动及其协调路径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推动共同富裕亦应在高质量发展基础上实现县域协调发展。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对县域发展差距进行测度和分析的结果表明：与2010年相比,县域总体绝对差距扩大,相对差距缩小,但仍处于高位;县域城乡差距不断缩小;脱贫县和非脱贫县均呈现分化特征。在此基础上,基于2010年居民收入和2010—2020年居民收入年均增长率变化,将县域划分为高基数高增长、高基数低增长、低基数高增长、低基数低增长四种类型。在新发展阶段,应重视分区分类指导县域发展,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健全区域协调发展长效机制,尽快制定欠发达地区发展政策,切实促进县域协调发展。     

新中国城乡关系思想演进与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新发展阶段,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融合走向深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城乡内部及城乡间经济关系的动态调整,共同富裕在各个历史时期表现出阶段性目标要求。通过梳理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变迁促进共同富裕的思想、政策与理论,从城乡关系的角度解读共同富裕道路演变的逻辑线索,可以发现：与时俱进是调整城乡关系以促进共同富裕思想发展的理论品质;经济开放是影响城乡关系与共同富裕思想变迁的重要约束;城乡关系视角下共同富裕思想变迁存在从增长逻辑向权利逻辑转换的演进路径;学术讨论与政策制定的双向互动不断推进城乡关系视角下共同富裕思想的完善。     

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与路径

共同富裕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目标。马克思城乡发展思想和共同富裕思想是我国城乡发展实践的理论来源。中国城乡发展进入城乡融合发展阶段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结果。从共同富裕角度分析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与路径,为观察和理解中国的共同富裕问题和城乡发展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路,有助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实践和理论创新。新时代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一要坚持"目标—动力—机制"一体两翼的发展逻辑,即坚持目标与过程相统一,不断增强改革和创新发展动力,坚持完善机制;二要走"核心力量领导—满足需求—创造供给—共享机会成果"四位一体的发展路径。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生成逻辑与现实路径探析

新发展阶段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具有极其深刻的生成逻辑,从理论上看,是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观的理论延续;从历史上看,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推进共同富裕的深刻经验总结;从现实上看,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现实要求,三者相向而行,统一于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以百年经验为考量、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三位一体”实践向度。当前,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依然面临着廓清共同富裕观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内外风险挑战加剧等诸多困境。针对这些问题,全国人民必须在实践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从理论教育、发展质量、监督监管、城乡循环四个方面入手,真正从本质上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结构优势与优化路径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构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对解决当前基层治理实践中存在的结构短板问题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关键环节,是对宏观国家治理与微观基层治理之间存在的治理枢纽的补强。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统筹城乡一体化的结构性优势、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专业性优势以及协调区域发展的整体性优势,对于破解县域治理和基层治理的结构性困境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当前,构建连续贯通的社会治理体系、建立市域视野下的新型市县关系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和着力点。     

乡村振兴战略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一个分析框架

县域是乡村振兴战略下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从县域社会学的角度，这源于乡村振兴以县域全面振兴为前提，也源于县域城镇化进程中农民流动的特征。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变革要求城乡相互打通，充分尊重农村的主体性，具体涉及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农村产业发展、农村公共服务、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四个方面的变革。从实践来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有两个问题需要避免：一是避免劣质城镇化；二是避免过度“经营”村庄。     

跨越信息不对称的陷阱: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信息维度

信息具有分散性、多样性和可变性,也是不均衡分布的。信息不对称理论从主体关系的角度揭示了差异化的信息处境,成为分析社会行动及其策略的工具。不仅经济活动中广泛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国家治理领域也存在着普遍的信息不对称难题,具体包括国家治理体系外部和内部的信息不对称。国家也经常是信息不对称的弱势方,受到信息短缺或偏差等问题的困扰。国家通过集中化的信息普查和分散化的摸清底数等途径来采集信息,目的都是要系统性地获得有关社会事实的信息,破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的事实塑造了信息短缺的焦虑、搜索信息的冲动、完备信息的想象以及信息保密的本能等扭曲效应,构成了国家信息化活动的基本底色。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要正视信息不对称问题及其影响,重构和优化国家治理的信息机制,着力跨越信息不对称的陷阱,最终提升国家治理的准确性、适应性和有效性。     

论乡村治理体系的法治建构——《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理论与实践》书评

《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理论与实践》一书通过对农村基层治理进行必要的理论剖析、现状审视、路径探索,提出采取实体上消解农村三大社会纠纷、程序上完善农村多元解纷机制、宏观上深化农村法治县域实践的策略,以推进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健全乡村治理体系。该书通过环环相扣、层层推进的逻辑,独辟蹊径的见解,为我们展示了农村基层治理内在的实质与应对方法,是一本在解构农村法治问题、建构治理模式、指明未来研究方向等方面具有较大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著作。     

明代徽州的乡约推行与县域治理

明代徽州乡约最早推行于成化年间,时任休宁知县的欧阳旦为推行乡约颁布《教民条约》,在贯彻明太祖圣谕六言主要思想的同时,聚焦社会实际问题,希望通过乡约移风易俗、减少诉讼,实现县域社会的有效治理.嘉靖时期徽州乡约逐步发展,既有府县守令积极推行,也有地方社会主动响应.随着嘉靖末期徽州地区治安形势的恶化,乡约的治安功能逐渐受到官府的重视.万历以降徽州乡约达到兴盛,地方官员纷纷采取宗族乡约化、巡行乡约、慎选约正副等方法,致力于解决乡约行之不实、流于形式等问题.乡约作为县域治理的重要手段,被明代徽州的府县官员们反复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整齐城乡礼俗教化、稳定地方社会秩序,从而助益县域治理的积极作用.     

统筹城乡就业的地方治理研究

统筹城乡就业必须在促进劳动力这一资本要素加速流动的前提下加强劳动力市场的地方治理,深化户籍、土地、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重点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消除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的各种体制性障碍,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提供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并最终实现城乡共同富裕。成都试验区的经验无疑有极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城乡治理的升级再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治理成效显著,但也存在一些局限和瓶颈问题.一是一定程度上存在模仿西方的倾向,有模式化、类同化和形式主义做法;二是片面发展城市而忽略乡村,存在失衡、失当和去乡村化倾向;三是偏向外援,忽略内动力,缺乏发展后劲.这亟须对城乡治理进行升级再造,突破固化僵化思维,获得全新的变革发展.四川天府新区的"公园城市""公园社区""乡村梦"等新探索,可为中国城乡治理提供借鉴.今后,应真正改变对城乡治理的错误理解认识,确立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理念与方法,快速提升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进行城乡治理制度特别是内部制度创新,强化城乡治理的内在发展动能,以智慧特别是民间智慧提升城乡治理能力.     

“十四五”时期乡村数字化治理创新逻辑与取向

在城镇化快速推进、乡村振兴与数字乡村战略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传统的自上而下的乡村治理体系的不适配问题日益凸显,亟需重塑乡村治理格局。数字技术作为现代化治理体系的有力支撑,契合乡村精细化、透明度、专业化治理需求,推动乡村数字化治理发展转型。基于此,结合乡村数字化治理的内在规律,对"十四五"时期乡村数字化治理创新逻辑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乡村数字化治理从敏捷治理、多规合一、多元协同角度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创新知识、信息等溢出效应,可加快乡村现代化发展步伐。进一步提出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强化数字化规则适配能力、发挥数字技术引导效用、构建多元主体联合机制、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十四五"时期乡村数字化治理取向,以求提升乡村数字化治理水平,推进农村高质量发展。     

现代化视野下的城市风险治理：研究综述与展望

随着城市空间的高速扩展和城市系统日益复杂化,城市成为各种风险要素的聚集区域。城市空间资源分配不平等、城乡发展失衡、社会利益分化、公共安全事件频发等问题,表明当前中国城市风险治理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进行系统性、综合性应对。全面梳理和系统总结当代中国城市风险治理的理论、政策、制度和实践创新成果,对推进城市风险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共同富裕目标下的城乡融合:内在关联、现实困境和推进逻辑

城乡融合发展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与内在要求。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包括产业融合、制度融合、文化融合、公共服务融合与空间融合，共同富裕目标对“五大融合”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新征程上，城乡融合发展面临城乡要素双向流通不畅的产业融合困境、城乡二元体制迟滞性强的制度融合困境、乡村文明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过程中优势未被充分挖掘的文化融合困境、城乡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的公共服务融合困境以及城乡空间规划整体性不足的空间融合困境。破解逻辑进路为，加速城乡要素流通以推进城乡物质共富；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推进城乡多元共治；推动城乡文化互促以推进城乡文明共生；优化城乡资源配置以推进城乡社会共建；加强城乡整体规划以推进城乡生态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