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之“象”与《诗》之“兴”

《易》之“象”和《诗》之“兴”是两个既紧密相关又互有区别的范畴:其共同之处是两者在本质上都是隐喻,都需要借助“象”来表情达意,而且存在一定的源流关系。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一哲学范畴,后者是一艺术范畴,这就决定了前者主要用于言理,后者主要用于抒情;前者是灵活多变的,后者则是固定不变的;前者所取之“象”既有实象又有虚像,后者所取之“象”则仅限于实象。     

试论崔张故事的几种不同“讲法”——兼及文学的继承与发展

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故事在文人手中的传承，主 要经历了由元稹的《莺莺传》到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再到王实甫的《西厢记》三个阶 段。在这一传承过程中，由于加工者的身份、经历、所处时代背景及所采用的创作形式的不 同，使崔张故事有了几种不同的“讲法”，有了不同的接受群体。就是在这个不断的继承、 发展、创新的过程中，崔张故事的情节才得到进一步完善，其审美意义也一步步得到升 华。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文艺创作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总集生成考——兼论章学诚《文史通义·文集》

总集鳊撰研究是中国书籍鳊撰史上的重要问题。自觉的总集编撰始于魏晋。“总集”是与“别集”相对而言的一种编撰体式，不以“文学”为域限。从《隋志》著录看，早期总集多按文体编排，大致分单体总集和多体总集两种。前者产生略早。其编撰出于各种实用的目的；后者的产生取资于前者尤多。二者均发生于文体辨析的大背景。《后汉书》著录文士各体著述的方式直接启发了单体总集的编撰。《文章流别集》是总集生成的一个范例。章学诚《文史通义·文集》对“总集生成”问题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人世兴灭的隐喻——《百年孤独》与《红楼梦》的简单比较

《百年孤独》与《红楼梦》是两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学巨著,两者在许多方面却表现出相近而有别的特征,如两者都是述兴亡之事,但前者侧重于毁灭而后者侧重于幻灭;前者叙述悲剧系沿用西方人格悲剧的套路,属于自灭,而后者叙述悲剧则直承天道盛衰反复周行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属于它灭。通过与《百年孤独》的比较,《红楼梦》折射出了它新的光辉。     

《山海经》浅论

《山海经》详于言山、言水,略于言海,谓之“山海经”名似不正,故辨之。(一)由《山经》五方山系的走向状况及所述山名可考可知者,可以肯定《山经》所载之地域为今之南起江、浙,北至豫、晋,西起陕,东至鲁的多山丘陵地带。而《海经》并非言“海”,所谓“海外”、“海内”之“海”是被作为欲述主体的“位置”的“座标”,其本身并非“主体”。《山经》、《海经》所载“山北海南”的地貌特征符合中国“西北高而东南低”的地理特点,此实为远古先民对我国古代疆域原貌的真实记录,非“虚构的神话”。(二)古人关于“方位”有三类体系,即“四方体系(东南西北)”、“五方体系(东南西北中)”、“《河图》、《洛书》体系(北东中西南)”,其中,“四方体系”、“五方体系”乃东部初民“天象观感”的“自然主义”产物,“《河图》、《洛书》体系”是从哲学义理角度对人类文明所作的精辟概括。《山海经》采用“四方”“五方”体系,尤其是《大荒经》用“东南西北”体系,可征《大荒经》为《山海经》的最初文本。(三)《山海经》之“始态”只是“图”,是太古初民之岩画的摹本。“文”后图而作,是对“图”的直观的描述与解释。《山海经》成书的历程是：初“由图生文”(“图文异处”)、“图”亡“文存”;复“由文生图”(“图文异处”)、“图”再亡而“文犹存”;再“由文生图”(“图文合壁”)。     

足迹闪光照后人--评刘冰同志的《求索:难忘的历程》

《求索:难忘的历程》是刘冰同志继《风雨岁月》之后又一部自传体著作。前者记叙了作者在“文革”中的独特经历;后者则是作者对1949年之前人生足迹和成长道路的回顾与反思,具体生动,真切感人,对今日青年人之健康成长大有启迪。     

王家台秦简《归藏》与先秦文学——兼证其年代早于《易经》

秦简《归藏》的筮辞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叙事型”和“隐喻型”。它们都蕴含有明显的贞卜“程序”,如前者中的“卜亓邦尚毋有咎”和后者中的“黄鸟”。筮辞中“程序”的存在暗示《归藏》与古老的口头传统密切相关:“叙述型筮辞”承续了前代的某些筮占口语,“隐喻型筮辞”则继承了原始歌谣的某些语词。从两种筮辞反映的不同思维特质上看,秦简《归藏》的产生年代应早于《易经》。《易》、《诗》等先秦经典文本与秦简《归藏》,甚至其它出土贞卜筮辞有着某种程度的直接亲缘关联,值得进一步探寻。     

《海内十洲记》版本考述

《海内十洲记》现存版本可分为云笈七签、正统道藏与续谈助三大系统。在云笈七签系统中，明刊《云笈七签》本成书于宋代，且与宋刊《记纂渊海》本的文字基本一致，可知二者所据底本当为近似的宋本或宋前古本，或《云笈七签》本即为《记纂渊海》本之底本。正统道藏系统中，《正统道藏》本刊刻年代早于《顾氏文房小说》本，二者文字相似度极高，前者很可能为后者之底本。续谈助系统仅包含独一的《续谈助》本，然其文字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在诸版本中，最具代表性，且争议最大的为《云笈七签》本与《顾氏文房小说》本，经过细致的校读考辨，可以判定：《云笈七签》本当为目前所知最接近小说原始文貌的最佳版本。     

论《诗经》与中国古代诗学尚古传统

《诗》在成为儒家经书之前先经过了史化.《诗》作为历史典籍,其权威性早在孔子出生之前便已普遍深入人心.孔子的《诗》说,是从前人和时人用《诗》现象总结出来的.孟子也把《诗》作为史,他的用《诗》、解《诗》大多是把《诗》作为古训的,即要以古为训而不是要以经书为训.虽然孟子已有将《诗》经化的倾向,但《诗》之由史转经则是由荀子来实现的.以《诗》为史和以《诗》为经最明显的不同在于前者引《诗》是以故(史)为训而后者引《诗》是以书(理)为训,前者所体现和强调的是历史的权威性,后者所体现和强调的是思想的权威性.汉儒在忠实继承荀子《诗》说的基础上完成了《诗》的经化,史化的《诗》一经经化,其"史"的价值和地位在诗学领域随之至高无上,作为经的《诗》使中国诗歌史上的传统意识的核心具有了崇古和宗经双重内容.     

解读《西厢记》之"主脑"--诚信

诚信是元杂剧《西厢记》的"主脑",王实甫在剧中以张生与老夫人、张生与莺莺为主体的戏剧冲突中分三步刻画了张生诚信的个性特征,由此表现出全剧诚信的"主脑".这一"主脑"定格于作品所产生的那个具体时代的历史支点上,它作为一种传统的优良道德准则和民族性格而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价值与实体性普遍意义.     

《唐会要》阙卷后人伪撰考

《唐会要》是我们全面了解唐代典章制度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学界一般都认识到通行本（即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或出自殿本的排印本、点校本）《唐会要》卷七至卷十，是后人所补，非其原本。然而采用史源学、版本学、校勘学以及避讳学的方法，考察《唐会要》阙卷文字来源，亦可证明卷九二之“内外官职田”类及卷九三所采文字与明本《册府元龟》一致，而与宋本《册府元龟》有异，当是抄撮明本《册府元龟》，卷九四则全抄录《通鉴纲目》。由于其补作方式与卷七至卷十迥然不同，而与原本他卷没有任何差异，后人多受其欺，故视之为伪撰。今人利用《唐会要》须谨慎区别。     

《二郎宝卷》与小说《西游记》关系考

《二郎宝卷》因其卷末有“大明嘉靖三十四年壬戌刊”的字眼 ,一般被认为是嘉靖年间的宝卷 ,但根据宝卷所载的一些内容 ,如吕祖归圆等祖师的事迹以及《伏魔》《泰山》《十王》等宝卷 ,可以判断它是万历四十五年之后的一部宝卷 ,有可能出现于崇祯元年。理由一 ,宝卷所记之归圆主要活动于万历年间 ;理由二 ,《伏魔宝卷》产生于万历四十五年 ;理由三 ,宝卷提到戊辰年 ,万历四十五年之后的戊辰年 ,应是崇祯元年。尽管《二郎宝卷》晚于万历二十年出版的百回本《西游记》 ,但并非是小说《西游记》影响的产物。在南方刊行一系列小说《西游记》前后 ,北方的民间宗教中普遍流传着西游故事 ,这些故事不论在故事形态上 ,还是宗教譬喻上 ,与小说都有很大的区别 ,有些还留有明初《西游记平话》的痕迹。民间宗教家们基本上是农民 ,知识有限 ,他们接受宗教思想基本上是口耳相传 ,不可能成为小说的直接读者。这说明在北方可能流传着以唐僧取经为底本之讲唱文学。这种讲唱文学可能与百回本《西游记》都是明初之《西游记平话》的后代 ,其最终形态的差异 ,应该是传播过程中 ,被不同接受群落改写加工的结果。     

论《毛诗》的经本及其学派归属

《毛诗》在西汉初兴之际 ,其经本只不过是与《鲁诗》、《齐诗》、《韩诗》、“阜诗”等相似的一种文本 ,其“古文”的简本已不见于西汉有关的文献记载 ,但《毛诗》却历来被列在古文经派。本文拟就《毛诗》“古文”经本何以不可考见及《毛诗》何以归于古文经派这两个问题 ,作一简单说明。     

明代岳飞故事小说考论

明代为岳飞故事作品发展演变的重要时期。本文以三部长篇小说为中心,考辨明代岳飞故事小说的演变轨迹。于华玉《岳武穆尽忠报国传》、托名邹元标的《岳武穆精忠传》皆据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改编而成。《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产生间接受到《精忠录》的影响。而《精忠录》最早成书于"土木堡之变"后景泰年间汤阴岳庙成立之时。诸本间流变关系大体可描述为:景泰本《精忠录》—弘治本《精忠录》—正德本《精忠录》~嘉靖本熊氏《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于氏《岳武穆尽忠报国传》、托名邹氏《岳武穆精忠传》。从中可见,明代政治时局变化以及官方褒扬对于岳飞故事作品的产生和繁荣影响深远。     

《宠儿》与《奥德塞》的互文解读

托妮·莫里森的《宠儿》与荷马的《奥德塞》的互相交错和衬托的互文性关系,鲜明地表现在前者对后者的依赖和影响,又体现在后者对前者的孕育和滋养。在结构上,莫里森利用了《奥德塞》的"回家"模式,并注入具有时代特征的女性主义观念,使《宠儿》的女主人公塞丝跻身于古希腊史诗中的英雄之列;两者在情节上的相似,则表现出在道德伦理内在价值尺度上所形成的一种暗合,凸显出精妙的艺术手法和深邃的思想内涵。     

《文心雕龙》《诗》论中的两种诗学范式

《文心雕龙》《诗》论中蕴涵着两类诗学形态 :象征型诗学范式与直感型诗学范式。前者以先秦用《诗》和汉儒注《诗》中的“兴”论为理论资源 ;后者以新起的“感物”诗和“感物”说为言说语境 ,并吸收了直感型“兴”论的审美经验。从诗学范式切入 ,有助于全面认识《文心雕龙》《诗》论的内涵 ,并超越“政教”与“抒情”的新旧之争 ,充分估量两种诗学范式价值的自足性和普遍性 ,拓展“龙学”的研究视角。     

从辩证矛盾到真正对立:辩证法的终结?——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反思

从起源来看,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同属于意大利传统,他们都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路径,拒绝承认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存在任何继承关系,力图从根基上彻底终结一切辩证法.不过,在历史起源和建构路径上,他们又完全不同:前者是科学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外在嫁接的理论产物,而后者则是意大利工人主义实践与后结构主义相融合的内在结果;前者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视为反辩证法的“圣经”,而后者则选择了《大纲》.这两条路径虽然具有一定的积极价值,但也存在不可避免的理论缺陷,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内在本质.     

“末泥”色研究综述

宋金元杂剧中皆有“末泥”，然其称呼承载着不同意向所指。分而论之，关于宋金杂剧“末泥”色，其于杂剧演出过程中职司“主张”。在元杂剧中，根据其“一人主唱”的脚色体制的不同，可分为“末本”戏与“旦本”戏两类。在“末本”戏中，其主唱脚色为正末，亦被称作末泥，简称为末。对于宋金与元杂剧中两个“末泥”的研究，以往论者主要集中于对其脚色来源的考察，且研究多从文献史料记载中探索其渊源。然因二者名同实异，故而导致在研究论述的过程中，往往出现将宋金杂剧“末泥”与元杂剧“末泥”相混淆的情况。这种胶柱鼓瑟状况的长期存在表明，有必要对两个“末泥”正本溯源。     

中国的脊梁——解读《非攻》、《理水》并澄清一些是似而非的问题

《故事新编》是开启鲁迅生命历程的至关重要的文本,但长期以来这个重要的文本要么被忽略掉,要么被误读,从而导致了对鲁迅解读的根本性偏差,睿智者如竹内好、王晓明也概莫能外。《故事新编》中的《非攻》和《理水》两篇尤其如此。这两篇既是鲁迅晚年对“希望”的表达,也是他对“大孤独”、“大寂寞”与“大绝望”的表达,而这一切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对墨子和大禹两个历史形象的重新塑造上。在故事中,这两个形象一方面是“希望”与“脊梁”的象征,一方面意寓“大孤独”、“大寂寞”与“大绝望”。而如何将这两个方面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理解,并且讲得入情入理,则是解读这两个文本的关键所在,也同样是解读《故事新编》,甚至是解读鲁迅的关键所在。     

《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

关于《春秋》与《左传》经传关系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虽然《左传》解经不同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春秋》和《左传》不是两本独立的书,《左传》也不是一本伪书,更不单纯是一本史书。参照《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可知《左传》不仅”以义解经”、”以事解经”,还”以礼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