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还是“社会福利陷阱”——基于“后发外生型”转型国家的视角

“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种经济表象,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福利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而“社会福利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政府在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方面难以有所作为.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既无法打破造成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现有不合理分配体制和利益格局;同时又没能适时增加社会福利和民生投入,从而扩大内需、培育人力资本、促进产业升级.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转型国家,要突破“社会福利陷阱”,政府必须转变角色、职能和治理模式,承担起应有的社会福利责任.中国走出“社会福利陷阱”的过程是走向法治国家和福利社会的过程,这既是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三阶段的第二阶段,也是国家治理模式的重大转型.     

贫富差距与“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相关性分析及战略对策

“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经济增长问题.2010年,中国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进入向发达经济体发展的风险积聚和高发期,分析结果表明,“中等收入陷阱”与贫富差距关系密切.中国要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方面应通过缩小贫富差距来提高经济发展动力系统的效率,另一方面应通过强化政府职能来降低收入分配引发的阻力风险.     

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金融政策研究

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2010年中国已步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正在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然而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亦面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鉴于金融与经济的强相关性,金融体系的完善与否对一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在分析金融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作用机理和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诸多金融体系障碍的基础上,提出了从金融组织体系、金融市场体系、金融调控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四个方面完善我国金融体系的政策建议.     

“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策略

收入提升与经济增长在理论逻辑上并不存在二律背反，一些采取赶超战略的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本上源于政策失误，因而“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一个伪命题。为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落后国家往往采取收入分化政策提升资本积累率，并努力开拓国际市场获得需求支撑。但是，随着财富积累和收入提升，海外市场的拓展逐渐接近上限甚至开始萎缩，需要转换经济发展模式以维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政策上需要做好两大战略转化：提振国内需求以实现经济增长引擎由外需到内需的转换，这与收入分配有关；提升竞争能力以实现产业竞争由低端市场到高端市场的转换，这与技术创新投入有关。事实上，一些国家对外转向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则而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对内则转向了科斯的产权定理而实行自由交换政策，导致经济模式和需求结构无法根据形势发展做出相应转变，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相应地，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思维也应做好两方面转换：在发展战略上，重视生产力而非交换价值；在分析思维上，引入权力与结构主义的分析思维。     

进行制度创新,遏制第四次分配

什么是腐败 ?对此 ,人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释 ,笔者赞同腐败简单来说就是“运用公共权力来谋取私人利益”的观点 ,但更认为腐败实质上是一种利益的再分配。由于“在市场经济中 ,人们通常把市场进行的收入分配称做第一次分配 ,把政府主持下的收入分配称做第二次分配”1 ,“而在两次收入分配之外 ,还存在着第三次分配——基于道德信念而进行的收入分配”2 ,因此笔者把腐败称为“第四次分配”。第四次分配是公共权力与经济利益交换 (交易 )的结果 ,它是一种经济利益的不正当转移——为实现不正当的目的通过不合法的手段从资本拥有者向权力持有…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研究

本文通过库兹涅茨假说把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和“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有机地联系起来,实现收入差距的缩小和“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目的。通过非参数估计模型、线性回归模型和非线性回归模型对库兹涅茨假说在更强的假设条件下进行了实证分析,证明在人均收入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时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是成立的,并考虑了时间虚拟变量对库兹涅茨曲线形态的影响。在计量实证的方法下,利用48个国家／地区的630组数据对本文的观点进行了计量检验,检验结果证明了库兹涅茨假说的成立。     

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与包容性产业创新

在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由于转型缓慢、收入分配失衡、需求结构失衡和创新能力不足,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因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中国在经济社会转型期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为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产业创新和包容性增长来完成跨越。但在这一过程中,产业创新和包容性增长不能割裂,转型阶段的中国应采取包容性产业创新的模式。为实现包容性产业创新,需要通过建立并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达到以上目的。     

和谐发展下的收入分配:规范政府和市场的秩序

规范政府和市场的秩序对于个人的收入分配至关重要,它不仅是经济和谐发展的前提,更是社会公平的保障.正是由于经济秩序失衡的耗散效应,才使中国式收入分配制度难以走出低效的陷阱.从经济秩序形成的历史因素考察,政府转型是关键变量.因此,构建和谐发展型的政府秩序,加快市场化进程,缓解收入财产差距的一系列制度设计才能发挥它们的有效性,才能体现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协调机制的和谐.     

“中等收入陷阱”：成因、理论解释与借鉴意义

曾经和现在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有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原因.“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原因往往具有综合性,其中既有资源配置方面的原因,也有制度转型障碍方面的原因.“中等收入陷阱”可以纳入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探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目的是认真吸取其他国家的前车之鉴和经验教训,从而避免出现经济增长的不合理减缓甚至停滞现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     

收入差距缩小的条件——经济发展理论与中国经验

本文从"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命题出发,回顾了发展经济学理论与经验中关于收入分配与发展阶段关系的成果,评述了相关的发展模式及其得失,探讨了随着经济增长逐步缩小收入差距的条件,指出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市场机制的完善、政府再分配效率的提高和社会对收入不平等容忍程度的降低,是改善收入分配的必要务件.本文特别揭示和论证了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新阶段特征,强调了劳动力更加充分流动对于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论收入分配中的若干关系

在我国目前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条件下,在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着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分配、效率与公平、名义收入与实际收入、企业员工收入与公务员收入、竞争性行业收入与垄断性行业收入等一系列的对应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这些关系,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     

分享增长:中国与亚洲"四小龙"的收入分配比较

中国与亚洲"四小龙"虽然都经历了约3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在实现分享增长方面却出现了很大的差别。亚洲"四小龙"被认为是在高增长的同时保持了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的典型,原因在于它们均采用了一些特定的机制以大幅度增加民众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机会。但中国的经济增长成果并没有被大多数人所分享,民众普遍感觉收入增加不明显。因此构建我国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的基本思路和要点,就是通过积极创造各种有利的制度条件和政策环境,建立和形成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经济高速增长模式与有利于推动经济高效增长的收入分配模式,形成收入分配与增长之间的一体化相互促进型的良性互动关系。     

“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新特征

本文讨论了中国在"十二五"时期经济增长所面临的新特征和新挑战。首先,中国处于典型的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着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更高要求。其次,跨越刘易斯转折点之后,中国普通劳动者工资增长加速并将持续,改变了生产要素禀赋结构,提出了加快向生产率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第三,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推动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特征的城市化以及扩大消费,中国可以继续保持其竞争力。最后,本文从改善收入分配、中西部地区发展、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探究——结合“卡夫丁峡谷”理论

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方式积累大量财富与发展经验的同时,拉美、东南亚、前苏联及东欧的一些国家在经历了经济快速发展以后进入了经济徘徊停滞时期,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马克思“卡夫丁峡谷”理论为世界上旨在跨越资本主义艰难时期的国家提供了理论指导。本文结合马克思的卡夫丁峡谷理论对中国如何规避“中等收入陷阱”进行深入探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优化我国收入分配体制研究

近十多年来,随着政府对民生的大力度投入,我国居民收入增长连续7年快于经济增长,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收入增长与分配格局呈现出改善的势头。但是,由于拉大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很多体制性和机制性因素并没有完全被消除,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仍然比较严峻。如何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继续推进分配体制的调整和改革,力争建立起一个稳定预期的收入分配趋向公平的体制机制,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重要任务。     

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实证分析与政策建议——基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视角

2010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4260美元,步入世界银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进入一个只有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新阶段。我国长期粗放型发展,造成需求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矫正结构失衡是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突破口和关键点。对我国经济增长与经济转型升级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提高居民消费率、城镇化率和现代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能够拉动经济增长,而基尼系数则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因此,必须通过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来推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最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论中国经济增长中潜在的分配陷阱——兼评库兹涅茨倒U分配曲线的适用性

要实现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必须解决好分配问题,分配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更是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前提条件。分配问题解决不好甚至会引发社会混乱,造成社会经济的长期徘徊,从而出现分配陷阱危险。库兹涅茨倒U曲线没有从理论上揭示经济增长过程中分配差距由过高向公平化转变的实质原因,只是一种对社会分配演进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现象描述,对解决中国经济增长与分配关系没有指导意义。中国要跨越经济增长中潜在的分配陷阱,必须分析可能引致中国陷入分配陷阱的因素,着力解决当前中国分配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如分配原则认识混乱、政府分配职责不清、经济领域分配不公、权力参与分配、分配斗争方式单一和慈善分配弱小等问题,使中国经济与社会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挑战与发展战略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事关中国的发展和民众福祉。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诸多特有的挑战:经济增长动力减弱甚至停滞、财政和信贷过度扩张引发金融潜在风险增加、社会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在增大、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强化。因此,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实施工业转型升级战略,推行自主创新战略,落实资源节约优先战略,深化改革战略。其中,深化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以及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厘清政府主导我国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职能边界

改革开放以来,在收入分配利益激励机制的作用下,中国居民收入总量和收入分配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伴随城乡居民收入规模显著提高,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也日益突出。然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较之于市场作用而言,政府作用更具有优势。因此,明确政府职能,充分发挥政府在宏观调控、中观调整、微观规制、收入支付四个不同层面的主导作用,有利于促进我国“橄榄型”分配结构的最终形成。     

收入分配与制度变迁关系分析

不同经济集团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是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因 ,收入分配是利益关系调整的主要方式。我国 2 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不同的经济集团收入差距增大 ,突出的是国家与地方利益、城乡利益、区域利益、政府工作人员和群众利益。调整利益关系可以减少制度维护成本 ,促进经济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