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境的古代发生与近现代理论展开

从比较美学的角度看,意境的古代发生与近现代理论展开导因于中印直观方式和中西直观方式的两次交流。第一次交流发生于中古,以禅的空观对古人直观方式的影响为标志,结果产生了唐代山水小诗的意境。第二次交流发生于近现代,以西方直观和表现理论对王国维和宗白华的影响为标志,结果意境被奠定为古典美学的最高范畴。本文意在揭明:意境为刹那直观之产物,意境在感知方式、主客关系、时间意识诸方面有着特殊的规定。     

朱熹对理学家山水诗的批判和继承

朱熹的山水诗在其诗歌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既是抒怀言志的方式,也是体道味理的工具。朱熹在山水诗的创作方面,对理学家“重道轻文”的文学思想持较客观的批判继承态度,并努力“以诗人比兴之体,发圣人义理之秘”,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山水诗歌。     

比兴与写人

从中国文学史上看,历来就是把比兴作为诗歌的正宗表现手法来对待的。从《诗经》开始,一直到近代的诗歌,都继承了比兴手法。朱自清先生认为,《诗》中的赋、比、兴是我国古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这当然是对的。不过,若从美学的角度看,比兴除了是古代诗论的“开山纲领”外,它     

古代山水诗审美心态及其成因

<正> 中国古代诗人写下了为数众多,脍炙人口的山水诗,这些诗电凝聚和积淀着丰富深厚的审美经验和情感。从心态学角度来看,物化于古代山水诗中的审美体验和情感主要可分“依恋”与“忧怨”两类,正是这两种意识交替融汇,腾踔跃涌于诗人的心灵之中,从而形成他们幽情壮采与纷纭繁复的深层审美心态,并由此而开辟出一个独特、崭新的艺术境界——即具有中国传统审美特色,既莹洁空灵,又孕含着壮阔幽深的宇宙意识生命的“意境”。     

中古美学围绕着意境的立与破

以比兴为核心的诗歌原则及其组织规则决定了古代中国诗歌经验中人与自然互相亲和交感的基本性质。它构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主流审美经验。然而,诗歌史上后来曾经起来另一种特异的诗歌经验,它无本体、非假名,无比兴、非联想,色空不二分、情景非二致。它兮兮神秘,置中国古人的感性经验于纯净透明之境。这一诗歌经验之转型,它成功于唐代,而以往我们习焉不察,并不能真正把它与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以来的古诗传统从性质上加以厘别。显然,强大的主流读诗法则如比兴,如言志,如缘情,设障于通向此一新的诗歌经验之路。本文欲借道于纯粹认识论,以现象空观为基本范畴,对意境形成过程中所发生的诗歌经验之转型加以哲学美学之追问。     

元好问山水诗的成就及其特色

中国古典诗歌里,虽然很早就有山水风景的描写,但山水诗的产生却晚在南朝晋宋之际。山水诗的产生,标志着“体育因革”、“山水方滋”,加深了人对自然美的认识。大自然已经从作为陪衬的生活环境或作为比兴的媒介物,变成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欣赏对象。这无论在文学史上或美学史上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中国古典山水诗经过六朝谢灵运、谢眺、何逊、阴铿等人的不断开拓,到唐代达到高峰,成为中国诗坛上的一个重要题材。王维、孟浩然就是盛唐山水诗派的杰出代表。李白、杜甫这两位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最卓越的贡献虽并不在山水诗,但作为才艺超卓、题材并精的诗人。模山范水的诗篇也有很高的成就。金代最杰出的诗人元好问（1190——1257）,“诗祖李杜,律切情深,而有最豪放迈往之气”（徐世隆《遗山先生集序》）。其山水诗“妙绝     

时间视域中的山水诗境——以中古为中心

时间与空间不可析离,而作为一种蕴涵审美意味的空间性体验,山水诗境必然与时间意识紧密关联。考察中古时期的诗作可知,不同的山水体验方式取决于人们不同的时间感知方式、对时间流逝的态度以及人们打量世界的眼光。中古时期的山水诗境中渗透着两种时间意识:一是绵延,一是空观,两者相互缠绕,互相对抗而又缺一不可。正是这种时间性悖论,使得诗人一方面要打破时迁物变的时间宰治,另一方面却免不了流露出昭光不再的感叹。也正是这种悖论,使得山水诗境既显得空灵静谧,同时又呈现出勃勃生机。     

论比兴的创造心理和审美效应

比兴从实践上统一了客体对主体的刺激作用和主体对客体的能动作用。从心理特征上看,比兴体现出对客体刺激作用作出迅速反应时主体的随动应然效应。比兴的创造心理特征是:在兴而起情的瞬间,具体的情思和具体的物象争逸出运动的游移状态,迅速交会,并互为载体,进而达到具有审美价值的同一,呈现出情感思想形象的表达定式。比兴与“蒙太奇”的结构形式相似,都表现在“构件装配”的关系和思想联想性的关系上。在比兴中,景物画面时空上的无域性,与情感思想感知上的可延性一旦结合,就会产生审美效应的无限值域。     

诗化的民族文化精神──论《伟大中华颂》

在海外华文诗歌中，故园、亲情、民俗等“乡土意识”的浓厚与“文化意识”的淡薄是爱国思乡母题中的客观存在。《伟大中华颂》以完全意义上的中华历史文化为观照对象，以完整的结构和邃密的诗思一举突破了表层象征的文化表现模式。作为学者诗人诗化了的理性选择，它超越了一般朴素的民族感情，奂美的诗情不再是血缘挽结与种族标记的本能扩张．而来自于本体文化自身的雄深博厚。这意味着，在海外华文诗坛的这一传统母题下，中华文化真正全面地实现了自身。     

论玄言诗的诗体革命

玄言诗在中古并不是另起炉灶的一个诗类,它是玄学时代诗人们援玄理入诗,各传统诗类被逐步玄学化的结果,具有反缘情、抑比兴和尚自然三大诗学特点。玄言诗创作最初的冲动来自时代危局之下诗人们欲以理思消释、放逐情感的要求,遇"物"不再生情,而转向"理"的体悟。悟理渐次胜过缘情,景与情的架构为景与理的架构所取代,赋体化和玄学论辩成为玄言诗常用的结撰手法,比兴模式遭冷落。"玄对山水"的态度使自然获得了独立之品格,佛教观法的渗入也进一步引导景与理的架构获得直观之品格。赏爱自然的传统于是开启,描写技巧随之大获进步,为田园、山水诗的诞生准备了条件。在中古诗歌从缘情到山水、田园的发展过程中,玄言诗成为诗体革新的关键环节。     

佛教中的时间观念

佛教中的时间观念必得回溯到缘起的基本语境中才能得以澄清。部派时代对这一问题的争执发端于其构造性的时间观遮蔽了时间的绵延维度。依据“应成中观”对“空相应缘起”的深刻领悟,时间不能被化约为作为其基元的“刹那”,它更是一种“出离”。     

山魂·水魂·人魂——论孔孚山水诗的主体意识

<正> 纵观中国新诗发展史,发韧期的“五四”诗坛曾涌现出一批山水诗,虽然它们所蕴含的现代意识和审美价值至今仍给读者以新鲜之感和审美愉悦,但总嫌其浮露,诗味浅薄且技艺粗疏。“五四”以后由于社会解放重于一切高于一切,致使新诗园地的山水诗受到冷落,到了极左思潮泛滥时这朵奇葩已面临凋零枯萎的厄运。直至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春风才吹开了山水诗这朵花蕾,使之重放异彩。孔孚的山水诗,开新时期山水诗风气之先,在新时期山水诗坛上闪耀着灿烂夺目的光彩。他继承了中国古代山水诗的优秀传统,认同了“五四”以来新山水诗的一些美点,特别汲取了西方现代新诗美学和意象派的技法,通过创造性的转换、融合、改制,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山水美学观,又创建了超越前人的山水诗篇。     

论汉藏神话的审美结构

“拜物意识”、“类比联想”是原始神话得以形成的心理因素。这些心理因素的产生是建立在远古人类生存欲望的基础之上的,那么,生存欲望反映在神话中就是远古人类的目的。神话就是这一目的的形式和载体。     

论老庄哲学的直觉与直观

老庄哲学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其诉诸于直觉和直观,以玄览、静观、心斋、坐忘为认识方法,实现与道的直接契合;道家哲学把人与道的关系当作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主客相融的关系,认为世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因而必须得意而忘言,进行意象直觉思维;直观是直觉的一种表现,它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悟”,而是更借助于经验、形象与观察,通过联想与类比的方式来完成的,直观为老庄哲学增添了许多有价值的内容;直觉与直观具有不少缺陷,但它却使中国哲学思维具有了深刻的洞察力和巨大的创造力,道家哲学中所包含的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和其他具有创造性的观点,都与他们注重体悟和直观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浅谈王维诗的用色方法

浅谈王维诗的用色方法张岩绘画离不开色彩，画家常常运用不同色彩的相互搭配，赋予色彩以自身的思想感情，直观地再现色彩；有些诗人也往往“以画法为诗法”，采用富有色彩美的语言，间接地再现色彩。王维历来被推崇为是善写山水诗的大家，在许多山水诗中，诗人都借助了含...     

由《易经》看殷末周初的社会心理

一、《易经》的特点与我们的研究方法在低级的农牧社会里,由于人类自身的思维水平、语言表达能力及外在的认识工具、途径的严重局限,使得当时的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只能诉诸形象的直观或感受,这种直观或感受是一次性的、整体性的。而那质朴的语言又很难在一次性的叙说中表述出夹杂着初民知情意的对世界的整体感受,“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传·系辞下》)这“通”和“类”便是初民陷于语言表述的困窘而生出的无可奈何的补救办法——联想(通),类比(类)。所以,对《易经》的卦爻辞就不能仅仅认为是类似于描述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等情况的纯历史性资料。我们应该努力超越《易经》的文字本身,捕捉其言外之     

唯识学“刹那”义在近代的再中国化——兼论唯识学、儒学与西方哲学的交融

唯识学“刹那”义对近代中国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受支那内学院影响的哲学家熊十力、李石岑等人,他们都认为宇宙万物,包括心识或心性都是“刹那灭”的或说刹那生灭的,这是唯识学种子说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内学院重点宣扬的唯识学的特色理论之一。不过,熊十力等新儒家认为这刹那生灭的宇宙是刚健有为、活活泼泼的,他以《周易》的“生生”之义赋予在这“刹那”义上,从而归宗到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的立场上去了;而李石岑则以“刹那灭”义诠释人生之“生”,用唯识学接引了柏格森等人的哲学,强调刹那变化的人生背后有着一种创造的意欲,这便偏离了唯识学而更接近柏格森等人创造的进化论了。“刹那”义曾是这些知识分子建构近代形而上学的“共同知识”。     

传统山水意识与孔孚新山水诗

<正> 虽然不能说在中国七十多年的新诗坛上尚未出现过山水诗,但像孔孚创作的这样地道的山水诗精品实属罕见.如果说我国悠久的山水诗传统在现代诗歌创建过程中没有得到有意识的继承,似乎出现了“断代层”,那么孔孚山水诗的“文学史意义”就在于填补了二十世纪中国新诗演进所留下的历史缺陷;不仅仅如此,并在弘扬民族山水诗传统的基础上开拓了当代山水诗发展的光辉前景.这里只想从传统山水意识的角度,试探一下孔孚山水诗的继承与超越.     

论王维山水诗的禅趣美

王维的山水诗卓然自立,独擅诗坛。他的佛教信仰和禅宗意识积淀为一种文化心理,形成禅宗审美观照,由此构成了其山水诗的禅趣意蕴:空灵之美、静谧之美、无我之美和冲淡之美。这既是山水田园自然美的体现,也是空静绝俗理想美的体现。     

从《山居赋》看佛教对谢客山水诗的影响

谢灵运的山水诗分为出任永嘉郡守期间和隐居始宁期间两个不同的时期，对这两个时期的山水诗不能笼统看待。出任永嘉郡守期间，由于谢灵运对政治颇感兴趣，以宣泄政治郁闷为创作动机，因此此期的山水诗多表现出与东晋玄言诗相近似的山水加玄言的一般特征。隐居始宁期间则不同，从作于此期的《山居赋》及自注看，佛教信仰已在谢灵运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他思想中已形成了颇具佛教特色的观物态度和文体观念。受佛教观物态度的影响，此期的山水诗多注重对景物所蕴含的以佛教为主之灵趣的感悟，很少以至不再出现玄理之句；受佛教经典诗文互通的文体观念的影响，此期的山水诗多以赋体为之，为千变万化的山水景物觅得了新的描写手法，并为元嘉诗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当然，用“寓目辄书”的赋体手法描写景物，也导致了谢灵运山水诗的“繁芜之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