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可以观 ——从"易象"到"六艺"之"象"

"象"具有"可见性","象可以观"是"象"发生作用的基本前提,也是"象"实现其表意功能的根本保障.在先秦典籍文本中,不仅《易》中有"象",《诗》《书》《易》《礼》《乐》《春秋》"六艺"均包含"象".走出《周易》之"象",在更为广泛的领域产生思想和理论影响.通过"六艺"文本解读,解析"象"的各种存在形态,可以认识到"象"内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由此进一步探求"象"与文本的联系,揭示"象"丰富复杂的审美内涵和文本内涵,可以为中国古代文艺思想的民族特征提供实证依据和理论支持,理清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生发展的基本脉络和理论线索.     

"象"的含义及其在先秦文学思想中的意义

本文分四部分讨论了先秦时期“象”的思维及理论的发展情况 :首先指出“象”字的抽象含义源于古《象》舞而来 ,由对象这一特定动物行为的模仿 ,转向对一切事物的模仿 ;其次指出“象”思维早于“象”概念的出现 ,是古人在自己的生活活动中形成的 ;第三 ,对先秦典籍中有关“象”的论述进行了分析概括 ,指出了先秦人对于“象”理论的基本认识 ;最后 ,揭示了“象”思维对于先秦文学思想及创作的影响。     

试论佛教"象外"之说对唐代山水诗文创作的影响

佛与道相似,佛家追求"穷神尽智,极象外之谈"的言外之意.一切寓于"象".强调"心为宗",追求一种超越现实时空的空无存在.这种以心感物而非逻辑推理认识事物的方法给唐代山水诗文的创作带来了新的发展方式,影响了"意境"论的形成.     

"散发"的儒、道取向与意象转化

"被(散)发"本是人类早期的容止,经过历代思想家文人的增饰,逐渐成为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符号,用以表达不同的理念:儒家以为纵欲违礼、蛮夷鄙陋之象,儒者通过对散发之举的批判确立儒家礼义的核心价值;庄子道家则赋予其蔑弃礼法、去除世缨的精神自由的内涵,赋予其正面意义;后世诗文主要在庄子道家基础上将之转化为诗文的意象,表达主体在纷纭世情中的心灵需求.     

先秦“文言”的文化成因及其阶段性发展

先秦"文言"①盛行,无论是行人应对,还是诸子谈辩,均有鲜明的文言特征。先秦文言之风盛起,与周朝推行礼乐之教有因果关系。在春秋、战国时期,文言出现了阶段性发展。从应对辞令可管窥春秋时期的文言风气,"微婉其辞"是应对辞令之文言上的特点,这一特点承载的是尚礼精神,即"文辞以行礼"。从纵横谈辩可蠡测战国之世的文言风气,比兴取象、铺排其辞是诸子谈辩之文言上的两个特点,这两个特点如"张罝网而取兽",分别承载的是尚象尚势之时代性追求。     

释"意象"(下)--中国诗学的生命形态论

中国诗学传统中的"意象"范畴导源于先秦两汉时期的玄理之"象"与人文之"象",经六朝挚虞、陆机、刘勰诸人的努力转变为文学审美意象,至唐代更演化出诗歌"兴象"."意象"作为审美者意匠经营之"象",是"心物交感"的产物,其生成途径有"寓目辄书"和"假象见意"两大类型,构造原则当为"意与象合"."兴象"则更强调情意对物象的超越,即由"象内"向着"象外"境界的拓展.从"情志"到"意象"再到"象外之象"(意境),形成诗歌创作活动的生命流程,"意象"实居于这一流程的中端.意象问题成为中西诗学的一个交会点,但我们民族视意象为"天人合一"理念下的诗性生命本体,同西方人的艺象观之间又有许多实质性的差异,可供比照与相互补充.     

释"意象"(上)--中国诗学的生命形态论

中国诗学传统中的"意象"范畴导源于先秦两汉时期的玄理之"象"与人文之"象",经六朝挚虞、陆机、刘勰诸人的努力转变为文学审美意象,至唐代更演化出诗歌"兴象"."意象"作为审美者意匠经营之"象",是"心物交感"的产物,其生成途径有"寓目辄书"和"假象见意"两大类型,构造原则当为"意与象合"."兴象"则更强调情意对物象的超越,即由"象内"向着"象外"境界的拓展.从"情志"到"意象"再到"象外之象"(意境),形成诗歌创作活动的生命流程,"意象"实居于这一流程的中端.意象问题成为中西诗学的一个交会点,但我们民族视意象为"天人合一"理念下的诗性生命本体,同西方人的艺象观之间又有许多实质性的差异,可供比照与相互补充.     

先秦寓言中“物”的叙事分析——以《庄子》寓言为例

先秦寓言中的"物",含义非常广泛,不仅包含可触可视的物质,还包括不可触不可视的物象与心象,它们蕴含了"象"思维模式,成为寓言运用比喻进行说理论道的载体。以《庄子》为代表的先秦寓言,大量出现充满神性的动植物、自然物象、神人等叙事要素,它们承担了"物"叙事的文化符号、主体性和实在性三种功能。以人类学为理论基点,从整体观、复原法的视角探究先秦寓言的"物"叙事手法,有助于理解寓言的"象"思维模式。而对"卮言"的文化原型物象陶均的考察,为先秦寓言"物"叙事提供了旁证。对先秦寓言的"物"叙事分析,不仅从中国视角拓展了"物"叙事研究的范围和对象,而且可以借助古代寓言的叙事方式为"后人文主义"时代的人们找寻精神救赎的力量。     

论先秦哲学中的"言意之辨"及其本体论视野

本文通过考察先秦时期的《周易·系辞》《老子》与《庄子》中的语言观来分析中国特殊的本体论视野.于"变"中求"久",并于"久"中应"变"是中国哲学特殊的本体论根基;《周易·系辞》所奠定的"言-象-意"的三维结构是中国哲学能克服二元分裂的主要原因;老子以"同出而异名"确立了中国哲学"道言合一"的思维原点;庄子认识到了"名言"的对象化趋势,所以强调"道"的不可分性.他们共同奠定了中国先秦哲学的具体性、多样性、变动性和整体性的本体论特征.     

"断桥"考

名为"断桥"而实不断的现象并非杭州西湖断桥所独有,而是广泛见载于唐以来的诗文作品中.其本义乃指渔人为方便用簖捕捉鱼蟹等而设的简易梁桥,亦可行人,或写作簖桥("簖"为"断"的后起分别文).断桥在文人的作品中逐渐被赋予了别离、隐逸以及结缘爱情等象征意义.     

略述清律的诸种同罪异罚及制订原则

“同罪异罚”刑法的适用对象以五服宗亲为主,兼及姻亲,然而大大超出这个范围,将具有拟制血亲关系、夫妻关系、师徒关系、主仆关系,以及具有两造关系的平民、官民都涵盖在内,成为清代,也是古代刑法的一大特色。同罪异罚的刑法量刑,固然是对具有同样罪行的两造,为尊长减刑,给卑幼加刑,事情尚不止此,如将那种量刑同凡斗的判刑作一比较,乃知加刑者重于凡斗,减刑者轻于凡斗,更表明这种原则和法律条文的确定,是为着维护宗族制度,尤其是宗族尊长制。同罪异罚是“准五服以制罪”法律原则的落实,是亲人之间服制不对等的产物,然而为何服制不对等?为何准五服以制罪?意识形态的理解,在于贯彻以孝道为核心的宗族伦理和以忠君之道为核心的等级名分观念,是宗法制和等级制、孝道和忠道伦理结合的产物,是“慎重伦常”,用以教忠教孝,实现“明刑弼教”,或者用康熙帝《圣谕十六条》的话说,是“讲法律以儆愚顽”。     

隐喻视域下台湾“现代诗派”诗歌风格嬗变研究

从修辞学、诗学视角出发,以隐喻为切入点,对台湾“现代诗派”诗歌文本中的隐喻模式、隐喻的生成机制、隐喻类型、隐喻意象以及隐喻的本体与喻体双重视野之间的距离等因素进行的综合分析显示:台湾“现代诗派”对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习染和反思过程大致经历了技法移植、西化质疑和传统内转等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诗歌中的隐喻在共时层面上分别有着相对稳定的深层结构模式,即替代式、范畴错置式和虚实结合式,而在历时层面上则呈现出隐喻风格从夸饰性到抽象性最后向明喻化演变的轨迹.在这一演变历程中,隐喻以“纯粹语言学的否定性策略”,不但实现了台湾现代主义诗歌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一脉相承的“先锋精神”,而且在对西方现代主义艺术观念进行反思的同时,推进了台湾“现代诗派”不断走向艺术自律的过程.以此为基础,重新发掘出了杨炽昌及其所倡导的风车诗社对台湾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先锋性实验价值与贡献.     

评《招魂》为“屈原自招”说

<招魂>内容和先秦典籍再次证明,<招魂>所陈乃"人君"礼体,上帝所"辅"当为"君王",非人臣屈原所可当得;<招魂>所招失魂归返的"恒干",乃在郢都"故居",而不在"江南",与身在放逐之地"江南"的屈原"自招"方位完全不同;"屈原自招"说不能圆说<招魂>序言"牵于俗而芜秽"之义,更缺少推翻王逸所记"宋玉作<招魂>"的事实证据,因而难以令人信服.     

略论先秦“人治”与“法治”思想的论争实质

先秦时期,儒家主张“人治”,法家主张“法治”。他们的分岐是:治理国家主要依靠什么?是道德还是法律?人治论者认为国家主要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道德感化来进行治理。法治论者则认为主要应由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实际上指刑法)来治理。他们在政治制度设计上虽有分歧,但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思想分歧并非现代“人治”与“法治”思想在治国方式上的根本对立。尤其是古代法家的“法治”并非现代中国人正在建设过程中的法治,现代“法治’,是根本否定“人治”即专制的,是以“人民主权”“法律至上”“依法行政”“权利平等”为基本原则的治国方略。而古代法家的“法治”是维护专制的手段和工具。     

释"毛"、"舞"

先秦典籍中,“毛”字含义有三:毛发与兽毛之类;草类;五谷。金文和《说文》中的“毛”,字形像谷子。“毛”字的基本含义就是“五谷”。甲骨文中无“毛”字而有“舞”字,“舞”字中一人所执之物非一般所释的“牛尾”,而是倒执的“毛”,即五谷。“舞”是古人在谷物成熟后执禾而舞。     

英汉动物词语"鸡"的国俗语义对比

英民族文化不同于汉民族文化,因而动物名称“鸡”在英汉语言中存在国俗语义同异并存现象。本文主要围绕动物词语“鸡”在英语和汉语中语义相同、语义为一语独有以及喻义相似动物名称不同等方面作一对比分析。     

王安石议政诗的政见与"诗"性

王安石议政诗的政见多以议论出之,"以议论为诗"是王安石诗歌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但他的议政诗是作"诗",而不是写政论,没有因政见的阐发而改变诗"带情韵以行"的审美特质。他在议政诗的创作中经常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强化"议"的情感力度,使其许多作品成为独具艺术风貌,诗歌艺术价值颇高的优秀诗篇。     

妙慧:空寂与贞定体验的指归——王维诗歌松石意象发微

王维诗中的“松石”意象深受佛、道典藏譬喻、暗示的影响,常常与“水月”、“流泉”、“飞鸟”等喻示“无常”、”无我”、“寂灭”的意象对用,象征着一种与之抗衡的静止的贞定的力量,是诗人契道的心灵语言。这种贞定妙境的获取,经历了由喧嚣到空寂,再由空寂到贞定的宗教、审美体验过程,是经验此美感的主体生命所经历的抽象钵验之呈现,这个抽象体验即牟宗三论审美品鉴时所谓的“妙慧”。     

“玉人”源流考

从诗歌到词曲、杂剧和小说,从先秦到当代,"玉人"一语几乎占尽了中国文学的各种文体."玉人"内涵的流变有着复杂的形态和原因,至今仍模糊不清.在"玉人"的流播历程中,它由善识玉石并能琢磨成器的工匠之意,演变为兼容性美称,性别指向需依具体语境来界定.<西厢记>巧妙地利用了"玉人"的隐语色彩,因之预设了"闹简"等喜剧化情节.至于杨绛的小说<"玉人">,则是对传统文体与文化内涵的吸收与变革,再度提升了"玉人"的弹性系数.     

论诗的审美标准--兼评"第三代诗人"的诗与论

当今诗歌,否定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不关心社会,反意象,消解诗意,审美标准迷失、混乱,尤其是"第三代诗人"的诗与论表现得更为突出.因此应建立诗歌共同的审美标准,以有利于诗的理论建设与创作实践.诗歌的审美标准是一、真、善、美.二、内涵深厚、耐人寻味或热情激荡、动人心.三、诗家可读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