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和体"的文学思想

"元和体"是指唐代元和、长庆时期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的,用通俗的语言所写的以唱和为主的长篇律诗和以言情为主的"小碎篇章"."元和体"创作所体现的文学思想是诗歌内容由普适性向感受性转移,诗歌功能由讽谕教化向审美娱乐转移,诗歌书写由歌唱向描摹转移,诗歌语言由典雅向通俗转移."元和体"文学思想的形成是元和时期"尚怪"的世风、文人仕途的坎坷以及言情文学传统"合力"作用的结果.     

略论元和体通俗诗风与佛禅思想的关系

元和体指白居易、元稹通俗诗歌所体现出的平易浅切的风格特征 ,其形成的最重要的因素 ,是元白在中唐佛禅 (主要是洪州禅 )世俗化倾向的文化背景影响下 ,在以俗为美审美观指导下 ,在诗歌创作上追求一种任情直吐、率意而成的表达方式和老妪能解的通俗语言风格     

论元稹、白居易的文学观

唐代中期,以元稹、白居易为核心形成一个客观存在的诗派,在当时及后世均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诗体》中既以“元和体”特指“元、白诸公诗”.又单立“元白体”.足见其文学史地位。在体派纷呈的元和诗坛,元稹、白居易大倡儒家诗教的功利性文学思想以及为时为事而作的写实化创作实践,显然是元白一体得以确立的最重要原因。     

论"元和体"之形成与接受学的关联

“元和体”是诗史上的重要概念,也是中唐元和年间诗歌的一种重要体式。本文在详细解读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白氏长庆集序》的基础上,对“元和体”称谓的产生,创作与传播、接受的时间,形成的过程,传播的范围、方式和接受者的层次、态度,元、白的两面心态及其趋于自觉的接受意识等,予以考订、辨析。认为:“元和体”与接受学具有紧密关联,其接受过程犹如一柄双刃剑,既在接受者与原作者间形成有力的双向互动,又因拙劣的仿效而导致大量庸滥作品的产生。而从终极意义上讲,没有接受者,元和体诗就难以形成完备的规模和传播的高潮,也就没有从唐代开始一直传到今天的“元和体”的称谓。     

“我无工巧唯无私”──纪念中唐诗人李绅逝世1150周年

“我无工巧唯无私”──纪念中唐诗人李绅逝世１１５０周年刘明浩（上海市社联）元和十五年（８２０）正月，宪宗李纯崩，太子李恒继位，是为穆宗。未久，穆宗召右拾遗李绅为翰林学士，与李德裕、元稹，同在禁署，时称＂三俊＂。这二李、一元＂情意相善＂①，观点接近，成...     

元稹通州诗歌编年──《元稹年谱》疏误举例

本文列举《年谱》对元稹通州任内诗歌编年疏误约七十余首。全文以元稹通州任内的时间为序，逐条标示《年谱》编年疏误的诗歌，全面引述《年谱》编年的理由；然后笔者说明《年谱》编年缪误的原因所在，扼要列举正确编年的理由。从而比较客观地表述了元稹通州任内的行踪和生平，以及元稹和白居易通州江州唱和的真实情况，纠正了《旧唐书·元稹白居易传》关于此事的错误记载……为读者正确理解元稹的这部分诗歌提供了可信的资料和依据。     

一代风流 千古绝调——谈元稹悼亡诗的艺术成就及其地位

元稹的原配韦丛,自幼生活在一个世代“相继为显官”的家庭。贞元十九年(803)始嫁于稹,元和四年(809)七月即病卒,年仅二十七岁。在她与元稹共同生活的七年里,稹官卑禄微,且几经贬谪。韦丛“食亦不饱,衣亦不温。然而不悔于色,不戚于言”(元稹《祭亡妻韦氏文》)。贫贱夫妻,感情笃厚;一旦逝去,元稹悲不自任,先后写下了多达三十三首的悼亡诗(见《元氏长庆集》卷九),所以元稹有句云:“悼亡诗满旧屏风”(元稹《答友封见赠》)。     

明清诗坛论争与元和诗歌选录——以元和十大诗人诗的入选和体裁分布为中心

明清时期,随着诗学思想由界分唐诗、独尊盛唐向打破疆域、变化融通发展,元和十大诗人诗在唐诗选本中的入选量也表现出由低迷渐次增高的变化.通过对13种具代表性之明清选本所收元和十人2609首诗的分析,一方面见出其与宋元选本的承接和若干差异,另一方面从诗体分布上得出结论:元和十人最被选家看好的诗体是七绝,达658首;以下依次为五古、七古、七律、五律、五绝、五言排律等.而就每种诗体之代表诗人言,七古之韩愈、李贺及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五古之孟郊、柳宗元、韩愈,五言排律之白居易、元稹,七言绝句之王建、刘禹锡,五言律诗之贾岛,均各占胜场.而就总体看,十人的古体选量又远远超过了近体.由此而言,元和十大诗人诗在明清选本中的入选状况和体裁分布,大致与其创作实绩及其在诗学批评领域的相关接受相吻合.     

浅谈白居易的山水诗

提及中唐文学,人们很容易想到“诗到元和体变新”,想到元稹、白居易倡导的诗歌革新运动。白居易初以“兼济天下”的极大热情关注着社会,他诗歌主张的核心,就是要求诗歌为政治服务,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认为文学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具有深刻的社会认识价值。同时,他在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将内容放在主要地位,要求语言形式为内容服务,他反对盲目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按照这样的文学主张,他创作了不少讽谕诗,并且很看重这类诗歌。应该说,这     

论元和五大诗人的参政意识与政治悲剧

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是中唐贞元、元和之际举足轻重的五大诗人。尽管他们在文学创作中或偏于诗,或重于文,取得的成就不尽相同,但有一     

科举阴影下的女史心态——以席佩兰的科举诗为例

诗歌研究史中对科举诗的研究相对不足,女性科举诗更是如此。袁枚第一女弟子席佩兰在其《长真阁集》中共有五首科举诗,通过这些诗歌的解读可以洞悉在科举笼罩下女才子的复杂心态。她对科举并非心仪皈依,而是依违两可。她有明显的男性意识、名士情结以及竞技心理。这是女性话语权缺失时代女才子们的常见心态,从中可看出其对科举的思考,对诗歌的介怀,对男性话语垄断的腹诽心谤与抵抗颠覆。     

大历十才子与盛唐边塞诗派边塞诗歌内容之比较

边塞诗派是唐代著名的诗歌流派。盛唐过后,唐代宗大历时期的著名诗歌流派“大历十才子”诗派也创作了不少边塞诗,他们的边塞诗与盛唐边塞诗派的边塞诗有同有异:其同在于两者均有边塞景色的描写及胸臆愁懑之情的抒发。其异之一在于盛唐时期蓬勃的时代精神造就了盛唐边塞诗中瑰丽雄奇的西域风景画,“大历十才子”边塞诗中的边地风物则少了盛唐逸气多了感伤色彩;之二在于盛唐边塞诗中的离愁别绪表现得愁而不惨、悲而不凄,而“大历十才子”笔下的乡思之情则凄惨愁郁、幽怨绝望。     

论元和贬谪诗人的后期心态

元和五大贬谪诗人除柳宗元葬身贬所外,其余的韩愈、元稹、刘禹锡、白居易四人历经磨难后都陆续返回朝廷。他们回朝后的心态,以苦闷的变化为中心,大致可分为淡化、延续、沉潜三种类型。其中韩愈、元稹属于苦闷淡化型;刘禹锡属于苦闷延续型;白居易属于苦闷沉潜型。     

元和体、长庆体与元白体论析

元和体、长庆体、元白体是研究元稹、白居易诗学乃至中唐以后诗学演进必须弄清的基本范畴。在后世诗学视域中,元和体外延要么超出、小于或游离于其原初内涵。长庆体既可指"长庆长篇"七言歌行,也可指其所有的"古体"及七言律诗,还可指元、白浅切平易的诗风。元白体真正作为一个诗学范畴出现时,最初是指元、白创作表现出来的"顺熟"、"浅易"的诗风,后认识趋向多元化。     

论姚贾与元白

姚贾与元白尽管年龄上相差不多,但在诗歌发展史上,姚贾与元白却并不属于同一个阶段的诗人,从贞元末到元和末是元白诗歌创作的成熟期,而姚贾二人诗歌创作的成熟则起始于长庆年间。故而历代学者都将元白与韩孟一同视为中唐诗坛两种主要潮流的代表,而姚贾通常被视为变革中唐诗风的后劲和晚唐诗风的开启者。其中,贾岛曾投诗元稹请求援引,其他往来并不多,而姚合虽然在仕宦经历、审美情趣、吏隐作风和语言风格上均与乐天有近似之处,但二人在家世、性情、品味、修为、才学上的差异依然是主要的,在诗歌风格上更多地表现为貌合而神异。     

大历诗风向齐梁复归中的女性介入——以升平公主为中心

大历诗风向齐梁的复归过程中,女性的介入是一个关键.唐代宗第四女升平公主凭借女主身份,乘天宝以后声色绮靡渐兴之势,对其驸马郭暧门下大历十才子的创作风气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升平公主对绮丽和雕琢的崇尚,去除了儒家正统价值观念对诗歌的附着,使诗歌回复到审美主义的本体.这种超功利的审美主义倾向,与梁陈宫体诗的宗旨是一致的,对于乱后诗风审美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的推进,有着重要的作用.从整体上来说,升平公主对绮艳风气的引领,破除了传统雅正观念影响下的诗坛对于追求至美的欲念的约束,使文人的审美意识能够更加广阔,审美视角更加多元,对诗坛的风气和文人的心灵都是一种解放,并在某种意义上为元和诗歌部分风貌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名篇与选本——以元和十大诗人被选诗为中心的定量分析

对古今有代表性的46种唐诗选本所选元和十大诗人诗作予以统计,厘定入选10次以上的91首诗作为名篇,用定量分析等方法进行考察,可得出以下结论:就具体诗人名篇占有量而言,刘禹锡名列榜首,其下依次为白居易、柳宗元、韩愈、李贺、张籍、王建、贾岛、元稹、孟郊;就名篇所用诗体而言,七绝占绝对优势,其下依次为七古、七律、五古、五律等.名篇的形成,盖由诗歌表现力、感染力、篇幅、韵味和独特本事、名家推赏、重要选本选录等内外因素共同促成,而与诗人之成就、地位倒未必尽属正比例关系.此外,名篇对诗人来说也像一把双刃剑,既可促进诗人声名之传播,也会对诗人整体诗歌的传受形成负面影响.     

论元稹与薛涛

关于元稹与薛涛的情爱关系,在元薛时代就已流传开来,元稹的好友白居易,以及李德裕、刘禹锡等人的诗歌中都涉及到这一点。三十年代的几部关于妇女的文学专著,如谭正壁的《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梁乙真的《中国妇女文学史纲》、谢无量的《中国妇女文学史》,对此也都作了论述。     

“世纪初诗歌”的历史构造与书写图景

从＂世纪初诗歌＂的构造出发研讨此一概念的生成及其书写图景,可以发现,＂世纪初诗歌＂既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又与其现实生存空间密切相关。无论是它所具有的＂历史逻辑＂、＂代际划分＂还是＂反思＂与＂标准＂确立包括底层写作参与所实现的＂再造想象＂及诗歌的地理场域,都决定了＂世纪初诗歌＂的独特性、稳定性以及一种开放的历史状态。     

雄直劲健:刘禹锡贬谪诗文的风格主调

刘禹锡、柳宗元、韩愈、白居易、元稹五大诗人在中唐贞元、元和之际均多次遭贬,形成了此一时期一个独特的贬谪文人群体。他们在谪居期间创作的文学作品——以贬谪为主题、抒发个体忧怨的文学作品,无不充满浓郁的悲剧气息。值得注意的是,对元和贬谪文学的创作来说,诗人们生命沉沦的身世遭际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则在于是否能由此身世遭际激发起一种顽强抗争的心理动力,能否激发起一种充满活力行健不息的生命意志。如果不仅得到了激发,而且在其文学作品中给予了充分有力的表现,那么,其悲剧精神便达到了最高层级,其文学风格也必将呈现出雄直劲健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