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审美理念与艺术趣味

历史上的社会转型时期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密切相关,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反映出人们的深刻思考和价值判断。就审美理念与艺术趣味而言,儒家仍然承续着礼乐教化的传统但赋予人本新意,道家则愤世嫉俗高扬返璞归真的自然无为,墨、法尽管立场不同却各自提出简刻、峻厉的实用主张,而随着礼崩乐坏和标新立异,人们具有了更多的世俗情致。"轴心时代"所产生的重要理念达到了一个历史高度,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给人以丰富的启迪。     

春秋时期对西周传统礼乐的重视与运用

自汉代以来 ,“礼坏乐崩”一直作为对春秋战国的经典描述 ,事实上 ,就春秋时期而言 ,西周传统的礼乐虽然在不断遭到破坏 ,一些原来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礼乐规定被改造或僭越 ,但同时西周礼乐的社会功能并没有随周王室的衰落而减弱 ,反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不同的方式受到更普遍的重视和广泛的应用。表现出传统与时代、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     

古礼探源——多维视角的综合考察

"礼"渊源于"俗",而又高远于"俗"。"俗"具有全民性、民主性,而"礼"则带有阶级性、等级性。本文所说的"礼",指的是"礼典",即比较系统、比较成熟的"礼制"。礼乐制度的形成,是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一项标志,并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礼乐文化"。在古文献中,有所谓"伏牺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的记载。来源于民族学的材料与证据表明,此说"渊源有自",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但是,"伏牺制礼"之说目前尚难证实。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记载表明,在尧、舜所处的"五帝"时期就应当已经形成了"礼乐"制度。来源于考古学的证据显示,早在陶寺类型龙山文化时期,古中国就已经出现了"礼",就应当已经形成了"礼乐"制度。     

青铜礼器与礼乐制度的历史沿革

礼器是西周统治者在举行礼典时的礼仪器具,是礼制的物质形象载体和文化象征.礼乐制度的历史变革外在体现为礼器的变化.礼器体制的沿革蕴含着丰富的礼制内涵.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是礼乐体制从建立成熟到衰退崩溃的整个历史时段."器以藏礼","礼"内涵的变化即礼器的变化.     

论老子的文学观念

老子是先秦道家的代表人物,他的文学观念是以其政治理论为基础的.由于老子的政治理论为"君人南面之术",以"清静"、 "无为"为旨趣,因而他对文学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就文学观念发展的内在理路而言,老子的文学观念与孔子的文学观念正相反对.如果说孔子所提倡的文学即文教,企图以西周传留的礼乐文献和礼乐文化来教化人民,那么,老子所提倡的道学则是道教,即以先王传留的道论为旨归来影响人民.老子揭露礼乐文化对社会政治和人的自然本性的戕害,为人们理性对待礼乐文化和深入思考儒家文学观念提供了思想武器,补充和修正了儒家的文学观念,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展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

以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变革世界与变革自己的过程为具体的历史内容."成己"与"成物"的过程同时表现为"意义世界"的生成过程.这里的"意义"是就广义而言,它既涉及对存在(包括人自身之"在")的理解,也以对世界的价值规定为内涵.以变革对象的历史过程以及本然对象与人化存在的历史分化为前提,人不仅化本然对象为人化实在,从而创造现实形态的意义世界并存在于其中,而且也一再追问自身的存在意义并指向内在的意义世界,意义世界则相应地表现为现念形态(精神之境)与现实形态(人化实在)的统一.成己与成物的过程申所形成的知识与智慧,既内化为人性能力.又渗入于普遍的规范系统,后二者(人性能力与规范系统)又进一步从不同的方面制约着变革世界与成就自我的过程.     

先秦"德"义原始--兼论"乐教"成为"德教"之可能

甲骨文“德”字之象形取意与“中国”帝王垄断正历法、方位等天学宗教事务有关。由天学事象衍生出了“德伐”、“正德”、“经德”、“明德”等名词称谓,此种意义上的“德”观念,三代一以贯之。西周时的礼乐制度建设又赋予了“德”字新的人文内涵,就其具体而言,意味着不同等级的贵族所获得的官爵俸禄、配享之礼乐及其所应承担的政治义务;而就其抽象性而言,则意味着亲亲、尊尊、尚贤之类的伦理原则和道德情感,它是政治意义上的“德”的精神支撑。凝聚了“德”之二义的西周仪式礼乐,既具有德政的性质,又具有德教的性质。     

论魏晋玄学范畴“性”的美学蕴涵

"性"在魏晋玄学美学范畴中特别富有哲学本体意味,从王弼、何晏到向秀、郭象,"性"一直为不同的玄学家所关注.对于玄学美学而言,"性"范畴的本体涵义,相应于魏晋时代的人文觉醒而被赋予崭新的意味,即它由之前主要表示宇宙存在的完满转为人生理想境遇的表达;到玄学成熟时期,"性"范畴标示着对人的生命美感给予终极性精神诠解,因而是一个极具人文蕴涵的美学范畴.     

礼乐文化与传统节日休假制度化

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礼乐文化，它包含着一些至今仍然适用的优秀元素。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显著标志，具有深厚的礼乐文化内涵。在当今工业文明高度发达、中西文化相互撞击的时代，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重建礼乐文化，就显得尤为必要也特别重要。保护传统节日，使其上升为国家制度层面，这也是重建礼乐文化的一种尝试。     

“错彩镂金”“芙蓉出水”与儒家文化之渊源关系探析

自宗白华先生明确提出"错彩镂金"和"芙蓉出水"代表了中国美学史上两种不同的美感或美的理想以来,一般论者都会认为"错彩镂金"与"芙蓉出水"分别对应着儒道两家思想。然而,通过分析这对审美范畴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我们发现"错彩镂金"与"芙蓉出水"的内涵其实是根植于先秦儒家关于"文质关系"的论述;而对于这对审美范畴的评判,则与它们对儒家"天人关系"观念的呈现密切相关。作为两种对应存在的审美取向,"错彩镂金"与"芙蓉出水"也体现在不同时代的礼乐文化及各种艺术形式之中。相对于其他各家思想,儒家思想以及作为其实践形态的礼乐文化对这对审美范畴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洞庭渔歌的界定及其分类研究

洞庭渔歌作为一个歌种,其文化内涵已经超越了一个区域音乐歌曲种类的边界,成为一个地方音乐文化的标签。从歌曲概念扩展到歌舞、舞蹈、文学剧本的名称,其意义已经不是一个区域歌曲的统称,而是一个区域文化的美学象征。要理解洞庭渔歌,必须从日常生活和学术研究两个层面理解,必须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给予界定,从多方面进行分类研究,理清其历史的边界和当下的使用范围,让本区域之外的人,历史地了解和理解这一区域音乐文化概念,研究洞庭渔歌的概念及其分类主要是为了确立其研究范畴,划定研究疆域,理清审美界限,推进洞庭渔歌研究走向深化、细化、科学化。     

东周时期的道德虚伪与周礼的名实分离

东周时期,随着传统道德价值观的衰落,社会上逐渐兴起一股道德虚伪的风气。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道德虚伪主要表现为人们关于传统道德,如仁义、孝道、诚信的外在表现与实际行为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离和反差。该现象的产生与中国古代礼乐文化所固有的结构特征有直接关系,它是周礼名实分离影响下传统道德衰落的必然结果。     

两种意义上的历史概念与两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

本文提出可对“历史唯物主义”作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理解,其前提是对“历史”概念的狭义和广义的理解。广义的“历史”是指人类社会的历史,人的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构成历史的两个方面。狭义的“历史”是指人们的历史存在。即人们的物质活动,社会存在。马克思曾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过“历史”概念。“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如果是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狭义的,是指对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如果是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广义的,是指从人们的历史存在出发来解释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唯物主义哲学,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本文认为,只有把马克思创立的新哲学理解为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在哲学上变苹的实质。     

以尊王贱霸倡王道理想——孟子王霸论探析

孟子在以德力、义利之辨凸显德、义作为王道内涵的不可取代性和价值优越性的基础上,对王道与仁政进行了具体论述。他认为,王道与仁政可概括为养教之两大端,即一为养民,二为重视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以及对民众的道德教化,而其中尤重养民。就此而论,孟子的王道论具有一定的重效果和现实的倾向。但由于孟子道德—政治一体化的为政体系以统治者拥有仁德,即以其"仁心"为养民、教民的基础,使仁政成为仁心的铺陈与延展,具有明显的道德理想主义特征,从而使历史性的以礼乐之制为典范的王道政治在孔子之后进一步转化为价值性的王道理想,儒家的政治价值理想至此得以全面确立。     

论《礼记·乐记》的“中和”文艺思想

《礼记·乐记》是先秦时期一篇极其成熟的文艺理论论文。我们可用“中和”二字来概括其文艺思想。在历代儒家心目中,“中和”是个人品格修养、文学艺术作品和治国平天下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是最高的人生追求与审美理想。《乐记》明确辨析了“和乐”与“淫乐”、“道”与“欲”的关系,它虽以乐为名,却礼乐并重。“乐”是德音,凡是堪称为“乐”的文艺都应具有和谐中正的特征。     

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存在方式

作为人类社会的重要现象和生动的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可以说是人的三种形态的存在方式。对于人类而言,它是人类社会延续和发展的基本方式。对于社会群体而言,它是社会群体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方式,推动社会群体的生成,也是社会群体发展的重要动力,还是提升社会群体为真实的集体、自由人联合体的必要手段。对于个体而言,它是个体获得社会群体性、个体性、人类性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的重要方式。思想政治教育正是通过满足主体需要获得了现实存在形态。     

绿色、人文、科技、和谐--大学校园文化的内涵和建设

大学校园文化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大学校园文化建设既是老问题也是新问题。自“大学文化”这个概念出现以后,大学校园文化只能作狭义的理解,特指为大学顺利完成治学育人任务而营造的一种校园文化环境。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迅速实现,近几年来出现了一批大学城和新校园,面临着新老校区的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如何以充实内涵为重点相互衔接和融合的新课题。我国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是以“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高品位,把我国大学校园建设成为自然美与人文美、科学美和谐发展的绿色校园、人文校园、科技校园和和谐校园。因此,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深入探讨大学校园文化的内涵和建设问题在当前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左传》预言的文化指向与叙事功能

李惠仪《〈左传〉的书写与解读》以“征兆”指代预言,进而将《左传》中历史事件与叙事理想的实然与应然并存,解读为“解释的焦虑”,微观阐释有余,宏观考量不足。《左传》从刀简书笔史官文明中寻求大义春秋四方教化,“思而不惧”;《左传》中的预言,不是存在与反映的比附,也不是简单的预设与达成,不能等同于“征兆”。就思维模式而言,《左传》预言是经验的继承与集成:是先民对天人关系的探索,是道德人文的建立,是经世致用的思考;就文学方法而言,《左传》预言是应验叙事传统在特定时期历史书写中的呈现,具有伏笔、承转、省文等叙事功能。     

中西文化的扭结、冲突与疏离:从《天朝田亩制度》到《资政新篇》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 ,正是西学东渐时期。就文化的表现形式而言 ,太平天国领袖不可避免地带有中西文化扭结的特点和西方文化影响的表征。然而就文化的阶级属性或本质而论 ,农民当属封建文化的载体 ,他们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是疏离的。《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即折射出太平天国这种既扭结又疏离的文化倾向。 186 1年《天朝田亩制度》的重颁 ,是太平天国农民领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回归和对西学的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