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责任能力比较研究

刑事责任能力对于成立犯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比较研究可以看出 ,刑事责任能力是责任的要素而不是责任的前提 ;刑事责任的本质是犯罪能力而不是刑罚能力 ;在判断刑事责任能力时 ,应当兼顾生理标准和心理标准 ;刑事责任能力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别。对于一些特殊人的刑事责任能力 ,各国刑法的规定既表现出共性 ,也有一些差别     

论决策过失责任的构成问题

大陆法系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是三阶层理论,即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有责性.有责性的内容由刑事责任能力、故意和过失等主观方面的要素构成,被称为主观责任.我国刑法理论的刑事责任包括决策过失责任则属于后果责任,是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后应当承受的刑罚处罚.因此,刑事责任与犯罪构成存在着密切联系.一般说,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就应负刑事责任,具有形式上的一致性.但具体到决策过失类犯罪时,对其构成就由职务身份、过失心理、客观行为、危害后果等要素组成,并不完全等同于犯罪构成.确立决策过失责任形式可以细化刑事责任的分类,丰富刑事责任的理论体系,精确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定罪量刑活动,有助于正确地认定、惩治和预防职务过失犯罪.     

关于我国刑事责任能力上限的立法思考

刑事责任能力上限,就是指对老年犯罪人不予以处罚或减免处罚的最高年龄极限.由于我国现行刑法没有对刑事责任能力上限作出规定,从而导致立法结构上的不周延.基于此,本文提出刑法总则中应明确规定对老年人犯罪可以从宽处罚,一定程度上限缩刑期.执行中对于老年人的减刑、假释规定更缓和的条件,并在刑事诉讼法上增设对老年犯罪人、犯罪嫌疑人特殊程序保障的规定.     

对我国刑事责任年龄最低标准是否降低的反思

我国《刑法》规定14～16周岁的人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14周岁以下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此为刑事责任年龄的刚性规定.但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日益突出的背景之下,是否应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以更好地运用刑罚手段规制未成年人犯罪成为热议问题.但仅依赖刑法手段不能有效抑制此类犯罪现象,无异于"饮鸩止渴".刑罚正当化根据、社会责任以及刑法稳定性这三个角度表明当前我国不应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在刑法规制手段效果有限的情况下,应该更多地依赖社会治理手段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防控.     

关于法人犯罪的三个问题

理论界关于法人的本质问题、法人是否具备犯罪能力及法人是否有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 ,一直存在争论。笔者认为法人是客观存在的 ,并具备犯罪能力和刑事责任能力 ,本文分别对此阐述了具体的理由。     

试论大陆法系国家刑法中针对国家存立的犯罪

针对国家存立的犯罪,是大陆法系国家学者依据法益理论对危害国家之存在安全的犯罪所作的归纳,它与中国现行刑法分则中危害国家安全罪在外延上有很大的重合性。因此,对大陆法系国家对这类犯罪的刑法立法进行深入研究,对于完善我国刑法的相关内容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国际犯罪刑事责任再探

在国际刑法领域 ,刑事责任仍是研究和解决的核心 ,只不过其涉及的问题更复杂 ,认识上的分歧更多。对国际犯罪刑事责任概念的理解应站在国际刑法“两重性”的基点上 ,既体现刑事责任的基本特征 ,又突出国际性特点。国际犯罪刑事责任的范围 ,是国际刑法研究中必须解决的理论前提 ,而国际犯罪刑事责任范围的确定 ,取决于国际犯罪的范围和国际犯罪刑事责任承担者的范围。国际犯罪刑事责任的实现是研究国际犯罪刑事责任的归宿 ,而追究国际犯罪刑事责任的管辖权限、启动程序和实现方式都有不同于一般刑事责任的特殊性     

老年人刑事权益保护制度的完善

成年人进入老年阶段后,其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逐渐下降,我国今年刚刚开始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对老年人犯罪做出了特殊的法律规定。该规定比照未成年人与精神病人赋予了老年人特殊的刑事责任能力,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对老年人刑事权益的保护尚缺乏具体的配套规定,应借鉴古今中外立法,从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两个层次,完善老年人刑事权益保护制度。     

论俄罗斯刑法的犯罪本质之争及中国反思

我国刑法理论中的社会危害性源自苏俄刑法,而俄文的相应术语始终是"社会危险性",即"общественнаяопасность"。自从20世纪50年代该术语传入中国以后,我们按照汉语的语言习惯,普遍地理解成为"社会危害性",但这两个术语具有不同的刑法意义,何者描述犯罪的本质更为准确,在苏俄刑法中曾存在争议。前者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立法层面上,始终居于主流,其作为对犯罪本质的描述包含主观因素,更注重描述未来的动态;后者主要强调行为的客观损害,而不包含主观因素。据此应对我国的社会危害性理论进行反思:必须甄别和区分犯罪的社会危险性即犯罪本质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即客观侵害的不同;作为犯罪本质的社会危害性不能成为犯罪构成要件;社会危害性应当是犯罪客观、主观要件的有机体而非简单的总和;社会危害性理论应当进行中国化改造。这既尊重了历史客观事实,也有助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危害性理论乃至犯罪构成体系。     

对我国单位犯罪刑罚制之反思

我国1997年刑法规定了单位犯罪刑罚制——以双罚为原则、以单罚为例外。对我国单位犯罪的单罚制,鲜有学者提出疑义。我国刑法中只处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犯罪,不是单位犯罪,仍是自然人犯罪。因为其不具有犯罪应具有的最基本的"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基本特征,也不符合刑法"罪责自负"原则。对我国单位犯罪的刑罚原则,最合理的选择应是双罚制。因为双罚制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双罚制既符合犯罪"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基本特征,又符合刑法"罪责自负"原则,应成为单位犯罪刑罚原则的唯一选择。     

“罪名”抑或“具体犯罪行为”之析——对刑法第17条第2款有权解释的几点看法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人犯罪，承担刑事责任能力与其年龄密切相关。立法上始终贯彻“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和“从宽处罚”的原则，对其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作出了及其严格的限制规定。但如何确定犯罪的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触犯的罪名等，在理论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内地刑法与澳门刑法总则若干基本问题的比较研究

《澳门刑法典》是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刑法典,其立法观念、立法技术及一些具体的刑事政策,都反映了当代刑法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它以感化教育和社会防卫为己任,对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执行中也暴露出了一些弊端。本文将内地刑法与澳门刑法总则若干基本问题进行比较研究,就基本原则、犯罪概念及犯罪构成的异同及优劣进行了分析比较。     

司法改革背景下的刑事和解——刑事司法文明的第三种模式

司法改革背景下的刑事和解,兴起于东方经验,继承了古代司法文明“和合”思想,继承了马锡五审判方式“以人为本、司法为民、调判结合”的司法文明理念,继承了浙江枫桥和龙泉地区“以和为贵”思想与浙江“枫桥经验”;借鉴了西方经验,吸收了辩诉交易制度的精髓,并融合了恢复性司法理论的有益经验。从地方试点到中央立法,刑事和解逐步确立,刑事司法文明的第三种模式逐渐形成。刑事司法文明也由传统的“二元”模式逐渐转型为“三元”模式,即“诉讼文明-程序文明-刑事和解”,第三种模式以对受害者利益保护为中心,追求被害者、加害者和社会整体利益“三赢”的诉讼模式,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最终迈向一种“和合型”刑事司法文明。     

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罪与罚问题探究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发生在商品流通和服务行业等的商业贿赂行为非但未得切实有效根治，反其触角逐步伸入社会许多行业和领域，情势严峻、危害严重!为此，“两高院”先后公布、印发《罪名补充规定（三）》及《适用法律问题意见》，以“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替代原来“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贿赂犯罪”，并就当前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提出意见。然而，此举仅是有关罪名改变和部分法律适用，尚未完全彻底有效解决问题。为完善刑事立法，统一罪名应用，规范执法行为，还需进行法条内容调整与犯罪要件修正、入罪门槛降低与法定刑度提高、刑罚幅度协调与刑种机制完善及借鉴英关法系信义义务理论，打造刑民法律之间制度接口，构建我国商业贿赂犯罪体系，健全惩防职（业）务犯罪长效机制，开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局面。     

再论犯罪既遂标准——以对犯罪结果的重新解读为切入点

通说认为，“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作为犯罪既遂标准具有其优越性：它以刑法分则既遂模式论为依托，因而包容各种不同类型犯罪的既遂情形。但通说却存在不能克服的矛盾：它无力解决危险犯既遂后行为人主动消除危险状态行为的问题；各种具体犯罪标准的争论也表明通说并未解决犯罪既遂标准问题；通说还面临其他质疑，这些都使通说陷入尴尬。将犯罪结果理解为犯罪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人或物的存在状态的改变，并将“犯罪结果发生说”作为犯罪既遂标准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可行性。“犯罪目的实现说”目前不宜作为我国犯罪既遂标准。     

民众参与司法的审视：陪审团制度价值功能解读

近年来，中国立法和公共决策过程中民众参与听证会、法律草案评论等情形使得民众参与日益具有促进立法和公共决策的民主化功能。作为民主的产物，陪审团审判具有非职业性、社区代表性、公正性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得它具有4方面的价值功能：有利于发现案件事实真相，实现实体公正；作为一道屏障，介于被告人与国家权力之间，保护被告人权益免受侵害；提高公民素质、塑造国民性格、培养法治观念；提升审判公信力。陪审团审判制度为民众分享政府职能提供了有价值的机会，给刑事司法注入了大众价值观，增加了实现正义和防止政府滥用职权的可能性，强化了刑事司法裁判的权威性，是政府运作中民众参与的象征。     

论党的刑事政策与我国刑法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对刑事法制的领导是中国刑事法制的一大特色。这种领导主要是通过刑事政策来实施的。在《刑法》颁布实施以前 ,党的刑事政策曾经起过《刑法》的作用 ;在《刑法》颁布实施后 ,党的刑事政策仍然起着指导、审视、修改、完善《刑法》的作用 ,无论对刑事立法还是对刑事司法 ,都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坚持党对刑事立法和司法的领导 ,这是我国刑事法制的一条政治原则     

刑法信仰的建构

刑法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应重视立法决策及科学化,保障立法结果的合法正当。重视隐形刑法及其司法环境的权力规训这一治理议题,以刑法学体系即罪责刑关系与罪责刑均衡重构刑法解释的对象和目标。倡导通过互助与合作达致刑法信任,维护刑法学通说的地位,兼顾刑法哲理与刑法诠释。     

美国刑法中精神病鉴别规则的研究

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构成犯罪和承担刑事责任所必须具备的刑法意义上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某些精神病人对白已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没有认识或无法控制，这种精神障碍导致无法时自己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精神病也就成了刑事辩护的重要事由。文章对美国精神病辩护理由中的鉴别规则：即姆纳坦规则、不能控制规则、德赫姆规则及模范刑法典规则进行探讨；希冀我国刑法吸纳其合理的经验，完善和健全我国精神规则。     

国际刑法渊源合法性论要

国际刑法作为国际法的分支 ,作为多种规范的集合体其渊源虽与国际法大体同出一辙 ,但呈多元性。此外 ,国际刑法形成与发展的方式不同于国家刑法 ,其合法性不可能只满足某个国家政治和法律上的需求 ,也不可能以国家为主体调和国家之间产生的争端。实际上在国际刑法的发展和进化过程中 ,国际刑法渊源本身已经揭示、廓清了其存在的合法性。因此 ,国际刑法不仅于形成基础上具有合法性 ,而且在渊源构成上同样具有合法性 ,更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