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教合流视域下的智旭易学之形上学发微

智旭身为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立足于三教合流、佛儒共依的心性论,认为易学和佛学二者并无本质分别,易之心性学与佛门心法是一脉相承的,由是力倡佛易同根共源于“本源佛性”.据此,智旭首先释“易”为“理”,以“易即一切事理本源”;其次,开示“易有太极之义”;最后,以“易即真如之性”为归结,并“密说为易”,从而成就其佛易圆融、三教互通的形上之学.     

德川时代日本儒者对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诠释——东亚比较思想史的视野

德川时代日本儒者对“吾道一以贯之”解释的主要观点是 :多数日本儒者将孔子的“道”界定为社会政治意义的“道”,是经世济民之道。对“一以贯之”的解释要点是 :“贯 ,统也”;以“仁”释“一”;从伊藤仁斋开始 ,德川时代儒者对上述命题的解释 ,部分地体现日本儒者采取“即存在论本质”的解经方法 ,呈现极其强烈的反宋学思想倾向 ,尤其以朱子学为主要攻击目标。韩儒对上述命题的解释 ,则因袭多于创新。从中日比较思想史视野来看 ,日本儒者对宋学的批判并未切中要害 ,因为他们并未进入宋儒之孔学诠释中的两个哲学问题 ,这就是“心与理之关系”以及“个体论或整体论之方法论问题”。     

中国自然主义教育的历史渊源及其现代启示

中国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源远流长,以老庄为代表的先秦道家以“无为”、“行不言之教”等卓越理念确立了中国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萌芽,在随后较长的儒、释、道教育思想相互交融的过程中,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不断得到延续和发展,从魏晋玄学家到唐宋禅宗佛学、柳宗元的教育思想,再到明清时期儒家思想家王守仁、戴震,最后到近现代启蒙思想家的教育思想,隐约都可以看到承袭的关系。梳理中国自然主义教育的思想脉络对解决教育的时弊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戴震对程朱“气质之性”的批判与重释

戴震以批判程朱“气质之性”为基础提出气质之性是人的本然之性。程朱以“理”为人之性善的本体论根据,将人性“恶”的来源归于“气质之性”。戴震论性的思想模式不同于程朱,力主“气质之性”为善。天道观上,他在“天道—天德”中建构“气”与“善”之间的内在联系;性命论上,他从人性结构内部推导出由“血气”之自然到“善”之必然;心知论上,他以“血气心知”为人性的基本实体,通过对“心的本质为气”“心能扩充”的诠释,揭示心知觉道德的能力来源于气,“心”通“事物之则”不惑乎所行。他强调“气质之性”不仅为“善”而且有创造善的能力,彰显了道德主体在道德实践上的能动性。     

探古今之通玄 阐儒释之会融──《佛学与现代新儒家》评介

探古今之通玄　阐儒释之会融──《佛学与现代新儒家》评介李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方克立、李锦全两教授主编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之一《佛学与现代新儒家》，南开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卢升法著，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中国哲学和佛教哲学...     

儒道·儒教·儒者——我之儒学观

儒有其“道” ,此“道”在于涵贯“中庸”祈向的“率性” ,或其真蕴毕竟归落于“率性”的“中庸” ;它呈现于每个人“率性”而致“中”的切己的生命趋赴中 ,却又不尽于任何经验个人的孜孜不懈的践履。儒有其“教” ,此“教”可谓一种启迪人的心灵境界或生命自觉的教化 ;儒也可以以“学”相称 ,但儒学之“学”重在于“觉”。学以致“道”、修于儒“教”而使自己心灵境界成其一格的人可称之为儒者 ,真正的儒者从来就不把自己囿于反躬自省以诚意、正心的一度 ,他也对人在对象世界可能实现的价值有着相应深切的关怀。     

柳宗元不主张“以神道设教”

柳宗元认为佛学心性学低层次部分是与《易》、《论语》合的,可以用来佐教化,但是他对《易》经中“圣人以神道设教”的说法,又一贯抱着怀疑、批判的态度.明确这点,可以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柳宗元“统合儒释”的本意. 柳宗元不但坚决反对把一切虚妄、迷信引入政治哲学作为制定施政措施的依据,也反对把它们作为施用手段来欺骗老百姓.在他当时,主张用“神道设教”的人有这样一种见解:把鬼神、灾异之说引入政令,“盖非为聪明睿智者为之,将虑后代有昏昧傲诞而肆于上人”,所以要用这些迷信来“震动其心”.     

王阳明心意关系与儒释之辨

儒释之辨是宋明理学讨论的基本问题之一。王阳明通过揭示心之内涵及心意关系对儒释之辨做了深刻说明。基于良知应感起意而又不执著于意的特征,王阳明认为儒释两家在形上本体方面没有不同,都是虚灵的心之本体,儒释的差别在于佛教一念执著障碍了心之本体的感应之功,从而堕入虚寂,不能如儒家一样肯定世间价值。王阳明的儒释之辨,在理论上最终完成了唐宋以来儒家学者站在儒家立场上融释佛老、恢复儒家正统地位的历史使命。     

“己之意见”与“心之同然”——论戴震的“意见”、“理义”说及其意义

自宋至清,程朱理学长期占据正统地位,与官僚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相适应,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科学在中国的兴起.伴随着理学的产生和盛行,反理学的思想也从未间隙,先是出现了王安石的“荆公新学”,陈亮、叶适的事功之学,及李贽的异端思想,后是黄宗羲斥理学为“道学之乡愿”,顾炎武提倡“修己治人之实学”,颜李学派主张功利主义,认为“以义为利,圣贤平正道理也”.与以上反理学思想相比,戴震刚从认识论角度对理学进行了理论上的解剖和批判.从哲学发展的成果看,戴震的批判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     

儒家思想在柳宗元世界观中的地位

柳宗元的思想实质是儒家的，但他又是一个不默守儒经而出入于百家之学的人物。他援诸子学说以济儒，充实儒学以新的内容，以图重新建构儒学的思想体系。对待佛教，他不主张盲目排斥，提倡“统合儒释”，融合佛学。柳宗元是一位儒家学者，儒家思想在其世界观中占有绝对地位     

朱子人性论的“自然常道”之思想基础

朱子人性论是“自然常道”思想基础上强调“当然”的客观道德价值论。戴震对理学的深刻批判同时导致了人们忽视了朱子人性论的自然主义思想基础。朱子通过对天道的体认，揭示出人性的自然之常道。在中国思想中“自然”是一个功能性范畴，表征“自己如此”，“自然而然”。强调朱子人性论的自然常道之基础，并不悖于其贯穿始终的道德价值目的论。朱子以理体代替道体，注重“天理自然之本体”，突出了“性即理”的命题，同时又推出了“性气”范畴，使其人性论未脱离理气框架的二难局面。其理欲观、道心人心之辨及其修身论，都是自然常道基础上的人文道德思想。     

柳宗元诗文佛学渗透探析

柳宗元自幼就受到崇佛的家庭影响 ,谪居永州后始精研佛法。当初是为了从佛学中寻找精神上的抚慰和解脱 ,后来主要是为了“统合儒释” ,用以佐世。因此 ,他受贬后撰写的大量传世诗文都渗透着佛学思想 ,并侧重反映在“贬官禅悦”方面。     

“心之所同然”:戴震的“人性论”与实践解释学

戴震对程朱理欲论的批评建立在他对经典的重新解释基础上。他反对理欲对立,认为欲望和情感这些人类生养的基本需要,是理解人和人性的关键,他由此来阐发他关切民生和百姓疾苦的理论志向。戴震的思想具有浓厚的社会批判和启蒙色彩,对戴震思想的理解可以丰富我们对清代考据学之义理特性的认识。     

二程哲学与佛学之关系

隋唐以来,儒学式微,佛道呈上升趋势,北宋统治者急需一种强有力的理论以巩固王权专制。二程适应时代要求,以援佛入儒的方式,对异质文化的佛学进行了批判吸收和改造,建立了新儒学。这种新儒学含括了佛学的理论结构和论证方式,提高了传统儒学的哲理思辨性,使儒学这一思想体系更趋严谨和缜密。二程的援佛入儒,一方面显现了佛学的理论魅力,另一方面也充分证明了二程哲学与佛学之间的密切关系。     

佛门弟子，还是儒家信徒——李贽学说学派性质的再认识

有明一朝发展到极致的“外儒内法”的社会意识形态统治，以及随之而来的媚俗化价值取向的风靡．不仅使我们民族也使思想家李贽面临空前的信仰危机，并且最终导致了李贽的逃儒入佛之举。然而，李贽所理解的佛学，并非是一种宗奉“绝对他者”的佛学，而是一种笃信“内在超越”的生命化的佛学。这使李贽所宗之佛学实际上和以“易教”为其原教的儒学息息相通、精神相契。故李贽与其说是对佛学的皈依，不如说是对原儒的回归。而这种回归是一种吸取了佛学出世取向、包含了其对后儒之否定的回归．是一种所谓的“后后儒”意义上的回归。     

论“童心”内涵之佛学解读

“童心说”是李贽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李贽的哲学思想呈现出儒、佛、道多元化态式.李贽的后半生潜心研究佛学,但他不是认为物质世界为虚幻,而是肯定物质世界的真实存在,正视现实世界.写于万历二十年的《童心说》,无疑受到了佛学思想的影响.“童心”的内涵与佛学的关系是多方面的,本文从“童心即最初一念”、“童心即绝假纯真”、“童心即清净本原”三个方面探寻李贽从佛学角度对“童心”作出的解读.     

论唐代“三教合流”趋势的形成

印度佛教引入中土后,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经过了一段不适应的时期,到唐代已经与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形成互相融合的趋向。这种融合首先以佛学的中国化为契机,如天台宗“一念三千”就与儒家心性之学有某种暗合,唯识宗学理上虽仍与中国哲学格格不入,但亦显示出对皇权的依赖和臣服,华严宗则大量引用老庄而“以老解佛”,同时又对双方都有所改写和调和。禅宗是对佛教作中国化改造最彻底的案例,其顿悟说既融合了道家和玄学的成分,也具有儒家心性论的背景,成为后来宋明理学和心学的重要思想来源。对这些中国式佛学,儒家的回应既有批判,也有吸收,由此而提出儒家“道统说”(韩愈),并试图以心性之学来统一儒佛两教(李翱)。道家则以《道体论》为代表,借助于郭象的“无心论”而将佛理佛法大量融入道家经典,使道家哲学在思辨层次上提高了一个档次。这些都为后来宋明理学吸收三教而成一统准备了充足的理论前提。     

论汉代“谀儒”群体——以汉武帝时期为例

孔子对儒者人格早已做出“君子儒”与“小人儒”的理论判分.至少在汉武帝时期,儒家集团内部已分化为“君子儒”与“小人儒”两大对立阵营,从而历史地印证了孔子的理论预见.汉代大一统的政治环境实际上缩小了士人的政治选择空间,个人与集团利益的保障需要,儒学造诣与禄利的直接挂钩,致使儒者人格渐趋异化,形成了以好利、曲从主意、攀附权贵、排斥异己为典型特质的“谀儒”群体.     

儒禅互融与大历诗风

安史之乱后的大历、贞元时段是中国古代儒学、禅学、文学发生衍变的重要时期。儒学、禅学的新特征在大历时期已显端倪 ,儒学吸纳、认同禅学与佛学趋于儒化倾向是互逆背反而又和谐归一的现象。从形式上看 ,大历时期的思想价值体系已不复统一 ,但实质上 ,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形成的有特点的意识形态的表现。这一特质对大历及其后的诗人的艺术追求、艺术表现、语言运用有根本性的影响。诗人力争学通儒释 ,半儒半禅 ,亦禅亦儒 ,心态夹缠复杂。诗人的“儒释观” ,“出处观” ,形成了“尘内”与“尘外” ,“勤王”与“事佛”的矛盾与融通 ,在儒释之间都经过了一番转换与互融。这使得大历诗歌在艺术表现上给人以亦俗亦雅 ,亦执着亦超脱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 ,但其内在心理机制是同一的。文学语境上也呈现出多极化的特点。     

多元通和:《白黑论》儒释关系思想新论

《白黑论》是探讨南北朝时期儒释关系的重要著作,它假设了代表儒家的"白学先生"与代表佛教的"黑学道人"。慧琳对白、黑二人的往复论辩各有肯定,并借由其相互辩驳分疏儒释二教义理,进而以"六度与五教并行,信顺与慈悲齐立"的调和观点融通二教,体现出其儒释关系思想的多样性与通和性。慧琳的儒释关系思想具有儒释互鉴的理论内涵与儒释共生的思想旨归,不是以儒为宗的"毁佛叛教",而是既提倡以儒家人文主义的道德义务论指引尘世道德修养,又主张以佛教形而上的空观构筑人的宗教信仰。由此,《白黑论》的儒释关系思想既弥补了当时儒家教化中形上世界观认识的不足,又为佛法信仰补充了人文主义的现实关怀,体现了儒释二教关系由分歧对立趋向融通调和的"多元通和"的思想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