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佛教孝道观研究的反思——以释契嵩为例

佛教核心义理,无论中印,无论古今,俱是一以贯之的,和儒家的核心义理有本质差别。本文以释契嵩为例,阐明自古以来的佛教僧人和佛教思想家所谈的孝是独立的基于佛教义理的孝,而不是依附于儒家义理的孝,虽然两者在实践层面有颇多相似之处。本文以为,讨论佛教孝道观若理所当然以儒为主、以佛为客,把中国历代佛教思想家处理孝的方式片面理解为对儒道两家诘难的防御性的回应,或以依附性的身份对传教策略做出妥协和融通,即可能障蔽佛门践行者的悲心大愿、障蔽佛教的独特和殊胜。     

不可轻忽的唯识学之“总识”思想

唯识学是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共同关注的大乘学说,研究唯识学不代表我们赞成其唯心主义主张,而是从哲学研究的视角来探讨其理论形态,进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中国佛教的唯识学在传统上主要研究"八识"的分识说,然而在这个传统之主流下,还有一个潜流,那就是唯识学的"总识"理论,该理论没有形成学派和宗派,但透过历代翻译家的传译,我们可以看出"总识"思想一直被传播着,只是"总识"思想被轻忽了。"总识"思想是以佛经为载体被历代翻译家一遍又一遍地传诵着,其代表经典就是后玄奘时代的《大乘显识经》。该经阐述了"总识"是清净、无染、遍在的存在。     

以唯识论直面现代性——章太炎的佛教哲学论要

章太炎在清末列强袭来的新形势下以重建中国的主体性为己任,力图以新哲学的创立为民族主义构建基本的主观条件。章太炎早期创立了传统哲学与现代科学相融合的"蛊"论,试图融通科学与佛教以批判迷信;入狱期间,深刻地研习了佛教唯识论,外在的政治形势和内在的思想认识促成了其佛教哲学观念的转变;主笔《民报》后,章太炎完成了《建立宗教论》,系统化地将唯识论发展为克服主客二分的佛教哲学。     

道安的般若思想与"毗昙"--理解佛教中国化的一个维度

汉地佛教主要是大乘佛教,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及与此相应的伦理观念背景,小乘佛教在汉地无法形成气候.但是,笔者认为,小乘佛学,尤其是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摩"即"毗昙"之学对中国佛学、佛教的影响至为深远,有必要对小乘佛学对中土大乘佛学的潜隐的作用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本文以东晋道安的般若思想与"毗昙"的关系作初步考察,指出毗昙对道安的般若思想的影响,以此为个案,作为理解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新的视角.     

佛教的般若禅定学说与中国的静观玄鉴理论

般若禅定说是佛教认识论的一部分.般若,是认识佛教真理的特殊智慧,以无知而无不知为特点;禅定.是佛教智慧的特殊修炼之法,以虚静专一为特征.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老、庄的玄鉴论,管、荀的虚静论和<大学>的止定说存有相通之处.佛教的般若禅定学说传入中国后,又以其静以观动、虚以照有、思专志一丰富了中国文化的静观玄鉴理论,使其充满思辩活力.     

梁启超的佛教史研究

清末民初,教佛在内忧外患、国运危殆的形势下勃兴。这既反映了知识界经世救亡的需要和理论思维的渴求,同时又是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反应。梁启超不仅用佛理补充儒家之说,形成了他的东方人生哲学和佛教救世主义,而且在向传统折返的同时,从学术的角度,把佛教作为中国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它的输入、发展盛衰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进行了系统广泛地研究,成绩斐然,远在其佛教哲学研究之上。他在佛教历史的考证、义理的阐释以及典籍真伪的辨识诸方面,既有浓厚的兴趣,更有大胆的创新与实践。他对佛教义理的阐释,不再是谈空说有、幽隐玄妙,也不只是注经释相,历数公案,而是以     

生命皈依与价值抉择——熊十力佛学本体论批判历程研究

熊十力"新唯识论"的主要贡献在哲学本体论,在理论上却是以批判借鉴佛学尤其是唯识学的方式实现的。熊十力对于佛学本体论的批判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历程,由批判唯识学的阿赖耶识缘起,进一步引申到对大乘空宗的空寂本体论展开批判,最终上溯到对以释迦牟尼"十二缘生"论为代表的佛教出世主义的总批判,其中既有思维方式上的变革,更体现出价值观念上的抉择。     

佛教五重唯识心理观的认识论辨析

唯识学以其对心理活动的细致分析而构建成系统、庞大的独特理论体系。从代表佛教思想的大乘唯识学理论方面进行剖析,以唯心之性相与诸心所流转变化的认识论切入心与心所相应的心理活动过程,依此显示唯识世界能成立之心理观。心与心所相应,依据种子与诸转识流转还灭为缘起法门而摄持诸法,则以诸法缘起抉择为多重法界心理观的基础。以认识论为基础,佛教唯识学依据诸法缘起逆转清净分的认识作用划分八种识,通过唯识一心观法证解和成立五重层次心理观。通过对唯识变现之心的心理阐释显示佛教信仰能成立的"正理",以五重心理观显示大乘唯识世界心理相的特征,引导当代佛教脱离偏失而归于中道,能够在适应时代的意义上趣入大乘的轨范。     

论僧肇般若学的涅槃学说

涅槃是佛教中一个核心概念,佛教修行实践的最高目标就是证得涅槃.中国佛教学者历来都重视涅槃问题,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涅槃概念作了阐释,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东晋佛教学者憎肇的涅槃观是综合般若学涅槃观念与老庄玄学圣人境界理论的结果,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一个杰出的理论创造.     

佛教应对现代生态危机的理论与实践空间:从“缘起”到“慈悲”

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究其本质是道德危机,当代生态(环境)伦理学试图建立一个新的人与自然关系理念,从而规范人类的行为.佛教以觉悟和解脱为终极目标,以“契理契机”精神随顺不同时空因缘之流转迁变而开出新气象.对大乘修学者而言,生态保护是发菩提心、趣菩提道、成菩萨行的“方便”,是成佛的“必修课”；对非佛教信仰者而言,佛教根本义理中能推导并生发出让不同宗教文化传统下的人群共享的伦理原则并落实于生态保护.基于佛教“缘起”世界观的“慈悲”,是贯通佛教义理和生态保护实践的核心理念,是佛教参与现代事务的“通行证”.     

《上海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推出“唯识学研究”专栏

《上海大学学报》2006年做了改版,改版后的第1期刊登了一组唯识研究的文章,并配发《编者按》:“唯识学是中国哲学史和佛教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理论之一,其体系之庞大、范畴之丰富、学理之严谨,在传统学术中并不多见。对唯识学的研究,虽在唐代和近现代有过短暂的热潮,但终因其难度过大,而长期显得较为沉寂。目前,此领域中已出现了一些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许多学者(包括已毕业和在校研究生)也将研究的视野投入到此领域,研究力量正在集结。本组论文正是这些最新研究的一部分成果,主题包括唯识哲学、唯识思想史、唯识宗教实践等方面。希望此组论…     

藏传佛教噶举派与天台宗哲学思想之比较

本文对藏传佛教噶举派与天台宗从佛教义理,思想渊源,思维倾向,修持方法等方面作了初步比较。论述了它们相同的中观性空理论及佛性论和止观双修学说,同时也说明了二者的不同特色。本文认为佛教哲学的现代价值是一种消解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哲学。     

论佛教诗学的"兼性"智慧

“佛教诗学”是指使用佛法观看诗歌而形成的理论及其批评实践。佛教诗学中充满着“兼性”智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在佛教不落一边、超越分别的中道智慧影响下形成的“道器为一”诗学观;二是在佛教以善巧方便传递般若智慧方法影响下形成的“诗以言智”诗学观;三是在佛教诸行无常而法无定法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不屑古今”批评方法。佛教诗学的“兼性”智慧对中国诗学的多元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禅思与化境

佛教自传入中国 ,就被本土文化所接受 ,儒道释三家冲突、融合、建构、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艺术精神 ,研究禅宗思想的发展及其特征 ,可以了解宗教义理与思维模式对中国艺术的影响 ,有利于探究中国艺术的发展。     

宋代文人与《般若心经》

佛教经典《般若心经》在宋代有新的译本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宋代理学的心性说、本体论及宋代理想人格的建立都从《般若心经》汲取了思想养料。《般若心经》的空幻观影响文人的思维方式和创作方式,宋诗虚静的艺术境界和创作心态、空灵的表达方式都与色空观有密切关系。     

汉、藏佛教演进路向之比较——兼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论原则对当代和谐社会建设的启迪意义

中国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共同体现了北传佛教的一般性特征,即以大乘佛教教义与经典的弘传为主,注重对佛法大义的领悟与发挥.但由于所面临的文化际遇及所处文化势位的差异,二者选择了不同的演进路向,并由此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理论形态与组织结构特征.就整体思维特征而言,汉、藏两系佛教分别对印度佛教采取了不同的提问方式及继承发展模式.简言之,汉传佛教重佛之“心”,由“心”而立“法”;藏传佛教重佛之“法”,由“法”而明“心”.由此,汉传佛教形成了重圆顿、重简捷、重灵活性的修持理念与教化风格,而藏传佛教则形成了重传承、重次第、重体系的教法特色.当前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有着重要的传统文化思想底蕴,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历程及其理论精髓对于中国当代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欧阳竟无“体用简别”思想下的涅槃义辨正

欧阳竟无以"体用简别"思想为依,认为无住涅槃是用,无余涅槃是体。在"即用显体"思想下,重在以无住涅槃彰显大乘佛教的特质。在"即体摄用"思想下,则重在以无余涅槃含摄无住涅槃。在"即体求体"思想下,无住涅槃的地位被不断贬落,无余涅槃则成为唯一宗趣。如果以经典为据,可知欧阳竟无所理解的涅槃义,不仅违背了唯识学教理,也不是受般若中观学或涅槃学影响而有,而是他出于一己之见的理论创说。     

欧阳竟无“体用简别”思想下的涅槃义辨正

欧阳竟无以"体用简别"思想为依,认为无住涅槃是用,无余涅槃是体。在"即用显体"思想下,重在以无住涅槃彰显大乘佛教的特质。在"即体摄用"思想下,则重在以无余涅槃含摄无住涅槃。在"即体求体"思想下,无住涅槃的地位被不断贬落,无余涅槃则成为唯一宗趣。如果以经典为据,可知欧阳竟无所理解的涅槃义,不仅违背了唯识学教理,也不是受般若中观学或涅槃学影响而有,而是他出于一己之见的理论创说。     

佛教“境界”理论与古代文论意境说的形成

意境作为体现中国古典艺术和美学思想特点风格和审美理想的一个重要范畴 ,其理论的形成经历长期的历史过程。东晋南朝至中晚唐是意境理论形成和确立的重要时期 ,也是佛教各宗派义理广泛弘传 ,并在认知思维方式上不断为作家文论家所融摄的关键时期。佛教境界理论深刻影响了古代意境理论中关于主观情感地位和情境统一问题 ,以及对审美对象内在特征的把握等问题 ,确立了古代文论意境说的基本内在特征和发展方向     

从超越到圆融:论华严宗对印度大乘佛学的几处误读

印度大乘佛教的精神是超越的,它否定一切现实存在的自为真理性,坚持色空、性相的本体论区分;反之,华夏精神是自然的,把体验当下现实中万物的圆满具足、互生互容、融通无滞的整体性当成最高智慧.华严的几个最基本的观念,如三性一际、理事圆融、事事圆融,分别来自对大乘唯识的三性说和般若的色空不二、诸法平等思想的独特解读.通过这种解读,华严以理事的融通一如弥合了大乘对色空、性相的本体论区分,以诸法现存的圆满具足消融了大乘对现实存在的否定,从而使华严思想实现了从超越到圆融的转移,也就是脱离印度大乘佛教本来的精神而向华夏自然精神传统靠拢,因而这是一种根本的误读.这种误读,由于华严思想本身是在华夏精神传统背景下展开的,因而应视为华严受后者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