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对《太极图说》的发挥

王夫之从"理气充凝"的角度来阐释太极之动静,并指出天地之化至诚不息,动为本而静为辅。这些观点体现了王夫之对周子《太极图说》的创造性诠释,推动了理学思想的发展。王夫之阐释《太极图说》还有一个特点,即将周敦颐与张载的思想联系在一起,将"周张"视为一体,《太极图说》则与《正蒙》互通,由此回归北宋理学之本源而发明"正学",重建理学"道统"。     

王夫之与古代画学之道

王夫之是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他所建立的美学体系也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美学思想虽以诗歌审美意象为中心,但诗画一律,其蕴含了古典诗歌艺术与传统绘画艺术所共同追求的审美旨趣。论析王夫之诗论思想中关于"天人合一"、"神理论"与"象外说"等艺术观点与古代画学之道的内在联系,从而深化其诗学理论的意蕴,也对研究中国传统绘画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为构建现代美学具有重要意义。     

论王夫之的情景合一论

王夫之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集大成式的美学家 ,他的情景合一论是其情理美学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富于思辨特色及和谐美感 ,是对中国古典情景关系认识的理论总结。一、情景说的认识基础和情、景　　　　概念内涵王夫之的情景合一论涵盖两个论题和两种类型。两个论题就是从创作发生机制来说是心物交感论 ,从审美表现机制来说是表情方法论。两种类型是指景中情和情中景表现形态 ,并由此而深入到艺术意境论。王夫之的情景合一论是建立在其心物学说基础上的。如果说他的情理合一论是从心理—伦理关系出发 ,那么其情景合一论则是从心—物(情—境 …     

论王夫之诗乐合一论的美学意义——兼评王夫之诗论研究中的一种偏颇

近年来王夫之诗论研究普遍出现了偏于其情景关系的倾向。在认真阅读了王夫之的有关诗论以后,笔者认为“诗乐之理一”也是王夫之诗歌理论的基本观点之一。他将诗与乐的关系明确表述为:“乐与诗相为体用者也”、“诗与乐相为表里”。乐为“体”、为“里”,诗为“用”、为“表”,王夫之如此强调诗歌与音乐的内在联系,把音乐视为诗歌的本质,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极大的关注。在“明于乐者,可以论诗”口号的指引下,王夫之的诗歌理论出现了与传统言志观诗论大异其趣的三种变化。其一,以形式融化内容;诗的整体结构(即形式)上升为诗的本体。其二,以内在转化外在;诗的内在节奏统一外在声韵格律。其三,以时间率领空间;诗的节奏串连诗的意象。王夫之的这些新观念是对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度理论总结,也是对诗歌审美派理论的发展,更是对前后七子格调说与诗法论的纠正。     

王夫之《诗广传》中的“性、情、理”思想探论

情理问题是中国思想史上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其牵涉了伦理学与美学等诸多领域,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和解答体现了中国哲人对"美善统一"与"情理和谐"的价值追求。王夫之对于情理关系的论述可以说达到了历史上的一个高峰。本文对王夫之的诗经学著作《诗广传》一书进行解读,从王夫之对情的定义入手,进而分析"性、情、欲"三者的关系,最后揭示王夫之"情者性之情"与"天理人情原无二致"的情理统一思想,揭示了王夫之《诗广传》一书在诠释诗经时从政治伦理的角度讨论诗歌美学的诠释学特色。     

王夫之“习与性成”人性论之补见——论“习”字的“习行”义

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总结者,明末清初王夫之对先秦以来的各派哲学体系进行了梳理,在先贤基础上对许多既有论题进行了深层探讨,赋予传统以新的理解。"习与性成"是王夫之哲学的人性论基础。对于"习与性成"之"习"字,学界历来众说纷纭,各有高论。本文从字义、义理切入,试图厘清王夫之的习性论之"习"字所包含的最本质的含义——"习行"。     

王夫之对“见在良知”说的批判与转化

"见在良知"说是中晚明理学思潮的重要论题,尽管同时期的学者也质疑"见在良知"说,但这些批评却没有足够的针对性。王夫之认同"见在良知"说要求的对于本心的肯定,但他进一步从天人关系下的性情关系定位、知觉与心官之间的联系与差别角度,对"见在良知"说的理论前提进行了批判。在此基础上,王夫之批判改造了"见在良知"说关于本心的主宰、性体的发用和本心与知觉的必要联系等理论成果,这些成果构成了他提出"性日生日成"说的重要理论前提。     

论王夫之的尊君和重民思想

建立在传统天道论基础之上的人道论是王夫之哲学、社会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夫之的人道论主要体现为尊君和重民两个方面。其尊君论的核心是以道统限制治统 ,君主只有遵循道统 ,先德后治 ,先公后私 ,以民为先 ,在此前提下励精图治 ,才是合格的君主。否则 ,臣、民可以不忠 ,可以易君 ,可以革命。所以 ,王夫之提倡的是相对的君权论。关于重民 ,王夫之重视人民的力量 ,恤民、忧民 ;要求君主必须采取措施 ,让人民安居乐业 ,富而教之。但他又从理论上和实践中怀疑人民的能力、畏惧人民的力量。所以 ,在制约君权和重民这两个方面 ,王夫之要逊色于同时代的黄宗羲、顾炎武等人 ;在对民主和人权思想的开拓方面 ,他还局限于传统儒学的范畴之内而没有大的创新和建树     

从气本到人本:王夫之生死观的致思理路

与传统儒家"重生轻死"的生死观不同,王夫之的生死观不仅重视"生",而且重视"死",全程关注、重视生死问题。在王夫之看来,生死本于气,气之阴阳、动静交感,表征为一个"生非顿生、死非顿灭"的自然变易过程。更重要的是,王夫之把生死气本论、生死过程论上升到了生死人本论。既重视人生在世的基本物质生活需求,又重视人生在世和离世后道德生命的升华与转换。     

论王夫之的“天人合一”思想

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王夫之的“天人合一”思想:(一)天人授受之际,人受天之所命者为“性”,故天人本自合一;(二)“天道之本然”变为人“性”,主要是受到“质”的拘蔽,形体才情、道德品性等才有千差万别,是为被拘蔽的“天人合一”; (三)通过道德实践,可以重新实现“天人合一”;(四)“发己自尽”与“循物无违”可视为王夫之关于治道的“天人合一”之论.王夫之所论“天人合一”本质上是一种信仰;如果以之与基督教尤其是爱仁钮的“复归元首”说相比较,以上四个方面的信仰体系的特征更为明显.     

从《尚书引义》看王夫之的认识论

《尚书引义》是王夫之的重要哲学代表作之一。该书共分六卷,一二两卷论《虞夏书》,计十三论;三卷论《商书》,计十论;四、五、六卷论《周书》,计三十七论;总计五十篇,约八万余字;在体例上篇与篇之间无甚关联,各自可以独立,且行文洒脱,不拘一格。王夫之在是书中不是正式说经(王夫之对《尚书》的研究下过很大功夫,先后著有《书经稗疏》、《尚书考异》等),而是利用《尚书》诸篇的若干命题来发挥自己“趋时更新”的思想,不仅阐述了他针砭时弊的政治主张,更从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上总结了明王朝覆亡的惨痛教训。在他看来,导致明朝败     

王夫之的宇宙论及天人关系与传统宇宙论困难

王夫之乾坤并建的宇宙论,以阴阳二气的消长隐显说明宇宙万物的变化。当中,人能够以其"天地之心"统合天的"知"与地的"能",以统合和应用此天地之用,具有其主体性的力量。王夫之认为,人通过"继"人性而"继"天道以实践"善",把"善"落在人对于天道的"继"之中。通过把善落在"继"之上,王夫之的心性论和宇宙论的混合系统则可以避免传统宇宙论中人的主体性以及为恶的可能无所着落的问题,而把生活世界中的"生灭"解释为"隐显",则可以解决"生"与"灭"的背反问题的困难。     

王夫之论命运

在世界成为命运共同体的当下,探讨王夫之论命运有其特殊意义。命运有广义与狭义之别,人类从有智慧始,就反思命运问题,中外概莫能外。唐尧时认为命是某种外在力量,冥冥中支配人的命运。《论语》记载"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死生是必然的,富贵因人而异,具有偶然性。命与运既相联系,又有差分。命具有不变性、必然性,运具有可变性、偶然性。综观中外思想文化,命运随人生的生存状态与生命历程而各说齐陈。所谓命运是指生命主体与生存环境在互相会通、交融作用中形成的生存经历、状态与生命必然、偶然际遇的一种价值评价的总和。王夫之从性命合一而万殊出发,度越传统不可变、必然性的命定论,提出"君相造命"说,不仅君相,百姓也可以造命。否定俟命、顺命说。之所以可以创造满足自身需要的命运,是因为主体人具有能动性、有为性,并具有"与天争权"、"与天争胜"的能量,所以主体能造命而掌握自身的命运。     

尊生明有 主动率性——王夫之哲学的特质

熊十力曾指出,王夫之哲学的特质有四个方面:尊生,明有,主动,率性。王夫之阐发《周易》经传的思想,把宇宙看作是生机盎然、永远运动的宇宙,强调自然、社会、人生之变动不居,肯定与时俱进的儒家精神。其"天地之化日新"之精神内涵的动静观、矛盾观及"乾坤并建""两端生于一致"的宇宙观及思维模式极有价值。王夫之继承了张载的气论,进一步肯定天人之间只是一气而已。"气"是王夫之哲学的最重要范畴。"气"为"实有",统贯天人,其宇宙观是"太虚即气""太虚一实"的气化宇宙观。其理气观、道器观、能所观、知行观有甚深意蕴。在人性论、性情论及理欲观上,他有真知灼见。他关于人性"日生日成""天理寓于人欲",情、才出于性且彰显性的看法,都可以作创造性转化。三百年来,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成为近代启蒙思潮的重要资源之一,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王船山对《论语》的新解释——以其与朱子对《论语》解释的比较为中心

通过对王夫之与朱子对《论语》的解释进行比较,来阐示王夫之对《论语》解释的特征。王夫之要求读《论语》,不要把《论语》中的话语局限在那个时代,而是要超越并普遍适用到不同的时代和地域,提出读《论语》时最应该警戒被他称为"药病说"的读法,而朱子及其后学在解释《论语》时,大多采用的是此种读法。王夫之批判"药病说",反对机械地运用《论语》,并将"理一分殊"或"同道殊途"的方式作为解释《论语》的另一种方法。王夫之重视学,断言没有人能不"学"而成为圣贤,彻底站在重视"学"的立场上解释《论语》。     

狄德罗“美在关系”新释

狄德罗提出了重要的"美在关系"说。可以说"美在关系"是其审美本质理论、审美欣赏论和审美创作论的逻辑中介。但是基于种种,学界却一直对该学说存在着严重误读。因此狄德罗的"美在关系"说必须重新给予解释。     

“裸的行为论”与犯罪论体系

阶层式犯罪论体系认为,犯罪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并且有责的行为,从认定犯罪的顺序上可以看出,行为应当是贯穿于阶层式犯罪论体系的要素,独立于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与责任,作为一个单元位于阶层式犯罪论体系的最前端。采纳这种体系的理论被称为"裸的行为论"。关于构成要件符合性与违法性的关系,存在"分离说"与"一体说"之争,鉴于违法性阶段只有违法性阻却事由,所以"一体说"的理论优势更为明显。除此之外,目的行为论的犯罪论体系、故意过失二分法的犯罪论体系以及消极的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论体系都存在较大的弊端。因此,"行为·不法·责任"体系更具合理性。     

王夫之对张载“礼之本”论的承继与新释

张载和王夫之皆基于时代需要,在其“礼之本”论中内嵌天人合一结构。王夫之在承继张载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礼之所以具有自运而运天下的特性,就在于道为礼之本。二者所言之道皆分天道和人道。就天道而言,张载释《礼记》中“礼必本于大一”为太虚即礼之大一,王夫之释礼之大一为理无不涵、富有万殊而极乎纯者。就人道而言,二者皆由天与性的关系,主张礼本于天与礼出于人心是相贯通的,但张载言性是合两结构,以礼可持天地之性,王夫之则言一本然之性,礼通天道之理以治人情。     

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论——中国美学史上审美直觉理论的发展轨迹

审美直觉是审美活动中极为重要也极为普遍的心理状态,在艺术创作与艺术欣赏中普遍存在.中国因为民族心理的特征,所以在美学史上审美直觉理论极为丰富和深刻.文章试图从中国美学史上一些重要理论家的理论如宗炳的"澄怀味象"说、钟嵘的"直寻"说、严羽的"妙悟"说、王夫之的"现量"说、王国维的"不隔"说等入手,梳理出中国审美直觉理论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论的发展轨迹,从而望能给当下的审美实践以启示.     

明清哲学家物身、心物关系论中的信息认识论思想

明清时期的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已经看到了在人的认识发生的过程中，心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被人的感官和理性所中介的性质。王守仁的“心即理”的“致良知”说，虽然属于主观论的命题，但深刻揭示了人的认识被人的认识结构（先已形成的认知图式、理性框架）所中介的性质。王廷相的“思与见闻之会”说、方以智的“质测即藏通几”说、王夫之关于形神物遇而知的理论则更是对人的认识被人的神经生理结构、认识结构所中介的性质作出了统一性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