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解释路径：共犯论与非共犯论

共犯论与非共犯论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两条解释路径。“共犯行为正犯说”“片面共犯说”和“量刑规则说”三种观点以共犯从属性为理论根据，“帮助行为例外禁止性规定说”和“从犯主犯化说”两种观点以共犯独立性为理论根据。这些解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观点虽然理论根据不同，但在具体问题的解释上并不对立。以共犯从属性为理论根据的观点着眼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刑法条文内涵，以共犯独立性为理论根据的观点着眼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行为本质。基于非共犯论路径解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正犯共犯化说”“积量构罪说”和“正犯化说”三种观点，着眼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刑法条文内涵。解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需要在尊重其共犯行为本质的基础上，结合刑事立法特性进行。共犯独立性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刑事立法的理论基础，定罪量刑的独立化是其附随的结果。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处罚模式新论

《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此罪名的处罚模式引发了学界关于网络犯罪帮助行为正犯化是否突破传统共同犯罪理论中共犯从属性原理的激烈争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处罚模式之理论评价概括主要有三种,即"正犯化说""量刑规则说"以及"不作为处罚说",但均存在不足,未能有效解释法条并指导实际办案。为了有效规制信息网络犯罪中的帮助行为,应当倡导"综合性说"处罚模式,即分情况分别坚持共犯从属性原理和帮助行为正犯化原理:当被帮助人犯罪时,依被帮助人实施的罪名之共犯处罚;当被帮助人未犯罪时,只有达到"情节严重"的帮助行为才定性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在坚持"综合性说"处罚模式的理论基础上,对"主体""明知""情节严重"等罪状要素进行了新的体系解释。     

法教义学视角下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省思——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因果共犯论之下,帮助行为的可罚性根据在于自身的法益侵害危险,中立的帮助行为因其自身行为的日常性,应通过客观不法抑或主观责任限制其处罚范围;通过司法解释将帮助行为正犯化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虽通过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设置将中立的帮助行为正犯化,但在立法动因上值得商榷;在共犯教义学若干共识性命题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应通过主观归责要素"明知"及客观归责要素"犯罪意义关联性"的解释路径廓清入罪范围。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活”而不“泛”的解释论思考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存在罪状表述模糊、行为边界宽泛的天生缺陷,致使该罪面临"被虚置"与"口袋化"的双重困境。将"违法犯罪活动"限定为犯罪行为或者刑法分则规定的行为类型,违反了《刑法》第3条前段的规定;应将"违法犯罪"限定为与明文列举的诈骗等行为法益侵害性相当、与犯罪有关、具有侵害重大法益危险性的活动。利用"伪基站"设备发送所谓诈骗短信,通常还只是诈骗预备,不应根据发送短信条数认定成立诈骗罪的未遂。所谓"同时构成其他犯罪",是指发布违法犯罪信息的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相关犯罪的预备;如果具体着手实行了相关犯罪,应以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与相关犯罪数罪并罚。只要行为人发布了违法犯罪信息,即使尚未着手实行相关犯罪,也不影响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成立,而成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则以被帮助对象着手实行犯罪为前提。     

网络直播主体涉罪性质分析

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部分网络直播呈现出泛娱乐化、内容杂乱无序、无门槛和消费女性文化等消极特点，极易触犯刑法而构成犯罪。网络直播主体包括主播、平台提供者和观看者。主播可能涉嫌的罪名有诈骗罪，赌博罪，开设赌场罪，聚众淫乱罪，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传播淫秽物品罪，传授犯罪方法罪和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平台提供者可能涉嫌的罪名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及其他相关犯罪的帮助犯；观看者可能涉嫌的罪名包括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故意杀人罪等。另外，在认定网络直播主体违法性认识时，应当将违法性认识必要说作为分析的前提，坚持责任说并将违法性限定为刑事违法性。在分析行为人是否具有违法性认识时，应当根据自然犯与行政犯相区别的原则和推定与例外相结合的原则作出判断。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法益识别与适用方向

无论是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法益识别为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秩序还是下游犯罪预备行为所侵犯的法益，都难以应对本罪在行为类型、情节严重、竞合条款上的适用分歧，毕竟这都是由单一法益观决定的。应对分歧的关键在于应由单一法益观转向层次法益观。层次法益观决定了本罪既有阻挡层法益也有背后层法益。其中，阻挡层法益为信息网络利用秩序，背后层法益为下游行为所侵犯的法益，二者存在前后置关系。在层次法益观的解释指导下，本罪规定的“违法犯罪”应是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行为；情节严重的作用，不仅在于其能反映阻挡层法益受侵犯的程度，更能在其整体评价下将本罪规定的“违法犯罪”理解为“犯罪”;竞合条款中的“同时”限于一个犯罪行为，竞合条款不是牵连犯、吸收犯的适用依据，也不表明本罪与其他犯罪要么是想象竞合、要么是法条竞合的非此即彼关系，相反二者的关系呈现动态变化性。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刑法分析

“恶意欠薪”现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其既是严重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行为，也是关涉民生诉求和社会稳定的隐患。《刑法修正案（八）》将“恶意欠薪”行为纳入刑法规制——“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如何对该罪名进行正确的诠释和适用，已经成为法学界和司法界新一轮的使命。本文围绕拒不执行劳动报酬罪的司法适用疑难问题展开讨论，期望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司法适用有所裨益。     

试论选择性罪名的确定与适用

司法实践中确定选择性罪名,往往不完全符合犯罪人犯罪行为的具体特征,量刑时也经常出现罪删不适应的情况,违背罪刑法定原则.恰当地选择罪名和正确适用刑罚有助于更好地推动罪刑法定原则的实施.     

论网络著作权的刑法保护

网络作品传播面临易受侵害的风险:新型侵权行为方式不断出现,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帮助加剧了侵权行为的危害后果,非营利型侵权案件频频发生,网络传播侵权后果的认定更加复杂、困难。刑法介入网络著作权保护的正当性在于网络侵权盗版行为的多发性及其社会危害的严重性。我国刑事立法应当综合考量各方面因素,在犯罪行为中新增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将危害严重的帮助行为单独论罪;应当考虑网络著作权犯罪司法认定的特殊性,在保留"以营利为目的"的构成要件的同时,以"侵权作品的数量"辅以"权利人的经济损失"作为该罪的定罪标准。     

网络寻衅滋事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问题研究

自2013年9月9日“两高”出台《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来，学界对寻衅滋事罪的司法扩大化适用问题颇有争议，对《解释》进行合理解读，有利于防止寻衅滋事罪不当扩大。《解释》肯定了信息网络属于公共场所、公共秩序不限于公共场所秩序，具有合理性，但为防止寻衅滋事罪的滥用，只有具有公开属性的信息网络才属于公共场所，同时仅破坏网络秩序的行为不属于网络寻衅滋事。实践中应严格认定“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要求司法机关严格举证行为与“严格混乱”的因果关系，处罚上做好刑行衔接。     

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刑法分析

近年来，网络中立帮助行为涉罪的案件频发，中立帮助行为因为其本身被法律所允许，所以可能促进犯罪结果的发生，其蕴涵着行为自由与法益保护的矛盾。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因其共犯从属性、法益侵害性、意思联络等发生变化而呈现出不同于传统中立帮助行为的特点。网络中立帮助行为多以不作为方式进行，笔者分别对搜索服务提供者、缓存和存储服务提供者、网络连接服务提供者应承担的义务和可罚性进行了分类讨论，以期明确中立帮助行为的刑法出罪和入罪标准，最终实现刑法行为自由与法益保护之间的合理平衡。     

网络技术服务犯罪参与的共犯归责困境及其理论重构

网络治理的“最大变量”在技术服务犯罪化的“最大增量”中呈现张力。信息网络犯罪的技术基础性、技术归责和主体归责的边界混同，导致技术服务犯罪参与处罚范围扩张、司法认定缺乏定型性。例外、常规、中立模式的归责方案存在理论缺陷。以新型网络犯罪独立说为代表的独立归责模式存在法益保护、构成要件、罪量标准的解释障碍，网络黑灰产业链的组织架构并未改变网络帮助行为的违法从属性。主体关系反向认定行为关系的“基础犯罪事实-辅助犯罪事实”区分之中，行为不法层面的技术服务行为具有事实、规范、程序的双重从属性，结果归责兼具参与性和独立性，实现罪责自负原则下的罪刑均衡。     

食品监管渎职罪二题

食品监管渎职罪是《刑法修正案（八）》新增加的罪名.罪名争议和法条竞合是该罪的两个热门话题.“食品监管渎职罪”这一罪名是科学的,它符合文理解释的要求,解决了司法实践的纷争,遵循了罪名从简的原则,体现了立法技术的进步.食品监管渎职罪与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与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与传染病防治失职罪之间的竞合关系,应按照法理予以认定.     

票据诈骗罪在司法认定中的界限解析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票据诈骗罪与票据纠纷、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等罪名之间的界限问题,常常成为困扰司法认定的难题。解决这一难题是防范和打击票据诈骗行为的重要一环。为此,文章从认定票据诈骗罪的基本界限出发,进而就该罪与相关罪名之间的区别和司法认定中常见的难点问题展开讨论,划清彼此的界限,以期对该罪的司法认定工作有所裨益。     

唐律“不应得为”罪新探

“不应得为”罪历来颇受唐律研究者的关注，文章从唐代的法律文本层面和司法实践两个方面对该罪进行综合考察，并对目前学界的两个基本观点：1．“不应得为”罪主要是用来惩治违反封建价值观念的行为；2．“不应得为”罪打开擅断滥刑的闸门——提出了质疑，认为该罪名的设立是为了弥补律文的不足，使得唐律的逻辑体系更加完备，其在唐代的司法实践中也并未导致法官擅断局面的出现，因此笔者认为以往研究中对该罪名的认识是不全面的。     

消防责任事故罪客观要件设立的有关问题

消防责任事故罪的设立为预防打击消防安全领域内的犯罪行为,减少重、特大火灾的发生,保障国家、集体、公民财产和生命安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该罪名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有些缺陷也暴露出来,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消防监督工作从管理型转向服务型,现行刑法对消防责任事故罪客观方面构成要件的制定与现实状态相脱离,出现了衔接障碍、适用困难等问题。我们拟从三个方面剖析消防责任事故罪客观要件设立的技术缺陷并阐述对其进行局部修改的理由。     

非法第四方支付的刑法规制

第四方支付是聚合多种支付通道的高效便捷的在线支付方式，具有广泛的兼容性、显著的便利性和集中的流量性。网络黑灰产在利用非法第四方支付的过程中产生了企业商户类、跑分平台类和虚假交易类三种主要业务模式，可能涉及非法经营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洗钱犯罪、上游犯罪的共同犯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犯罪类型。基于非法第四方支付犯罪的监管难点，理应进行前置性法律法规的充分规制,明晰刑法适用的统一标准乃至推进刑事立法的适当补充，从而将非法第四方支付犯罪的防治策略提升为治理网络犯罪的有效经验，以保障数字经济的长远发展和网络秩序的持续稳定。     

妨碍司法活动罪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妨碍司法罪是新设立的一个类罪名,从属于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这一新类罪名的确立,体现了我国刑事法律规范的进一步完善和我国法律体系的逐步统一。尤其是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妨害证据罪;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打击报复证人罪;扰乱法庭秩序罪等七个新罪名的设立,使原来严重妨害了社会管理秩序的违法行为无法定依据加以惩处的现象从此有法可依,更好地维护了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和人身权,稳定了社会管理秩序。但是,妨害司法罪新罪名的设立还存在许多缺陷,还有值得我们在立法活动过程中商讨和完善的地方。笔者从三个方面对妨害司法活动罪的…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司法困境及其解决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电子商务的发展,公民个人信息背后所承载的价值利益也在与日俱增,针对公民个人信息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呈现出高发态势。《刑法修正案(七)》增设的"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和"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遏制非法泄漏、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行为,切断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产业链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立法规定的概括性和"应急性",导致对于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规定在司法操作过程中存在诸多困惑性问题,诸如对于"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认定尚无明确界定,为了有力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行为,有必要对于打击此类行为的罪名进行优化与完善。     

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之“操纵”行为解析

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壮大,证券违法犯罪大量涌现,其中数量最多的是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犯罪行为.我国刑法第182条规定了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列举了四类"操纵"行为方式,对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的四类"操纵"行为方式进行分析,为司法适用提供参考意见,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