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畜禽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机制典型案例研究

《名古屋议定书》是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获取与惠益分享目标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协定,为公平公正分享因利用遗传资源产生惠益确立了基本框架。"从江香猪"和"湘西黑猪"是黔东南和湘西苗族、土家族、侗族、壮族等少数民族在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条件下经过数百年自然选择和人工选育形成的优良地方猪种。这两种典型畜禽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现状,为我们揭示了《名古屋议定书》获取与惠益分享机制的本质,同时也剖析了其存在的不足,为加强我国的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能力建设,建立和完善民族地区遗传资源获取及其公平公正的分享其产生的惠益制度,促进民族地区畜禽遗传资源及其传统知识的保护和利用提供了依据,进而为相关国际谈判的应对策略提供技术支撑。     

公海生物基因资源的惠益分享机制初探——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视角

公海生物多样性的开发并无明确的公约条款可循。为公平地分享惠益,国际社会试图通过谈判达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项下的第三份执行协定以填补公约规定的空白。公海生物基因资源惠益分享机制的构建是谈判的重要议题之一。公海生物基因资源在法律定位上应属于人类共同继承的财产,这可从具有典型意义的惠益分享区域性立法和国内立法中找到合理的惠益分享机制。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际合作与惠益分享

生物多样性需要进行国际合作保护.目前,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中重要的国际法文件主要有<生物多样性公约><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及<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并公正和公平分享通过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波恩准则>.保护生物多样性,应建立国际惠益分享机制,遵循公平分享原则、发展中国家优先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在惠益分享方式上可有货币和非货币两种选择.     

印度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分析

在世界各国中,印度率先于2002年制定了《生物多样性法》,建立了印度生物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印度的生物资源及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基本法律规定、管理框架、获取程序、法律责任及申诉、生物多样性基金及惠益分享的制度安排合理,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的主权原则、机构设置、程序创新和法律明确。认真研究印度相关制度,可为我国制定生物资源和传统知识的获取和惠益分享的法律制度提供参考。     

遗传资源财产权的经济学分析

《生物多样性公约》与《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是目前规范遗传资源的获取与惠益分享问题最重要的两大国际性法律文件,《生物多样性公约》确定了遗传资源的主权原则,《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确认了农民权的原则,但它们均未授予国家对遗传资源的财产权。这使得遗传资源在获取与惠益分享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寻租成本以及保护成本过高。因此,应通过制度创新,确立遗传资源财产权来保护遗传资源。     

有关生物多样性的若干知识产权问题

知识产权制度与生物多样性有着密切和复杂的关系。为了充分利用和分享遗传资源带来的惠益 ,应当给予土著和地方社区的传统知识和做法以知识产权保护。在技术转让问题上 ,既要对有关技术实行充分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 ,又要防止违反 CBD公约目标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在授予生物技术专利权的问题上 ,要充分注意到生物技术的安全性 ,在技术所带来的利益和对环境的影响之间权衡利弊 ,做出合理的判断。     

论侗族传统知识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作用

侗族人民在长期利用当地生物资源过程中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知识,而这些传统文化和知识又促进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侗族糯禾文化、民族医药、饮食文化习俗、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文化等传统知识对生物多样性、特别是对糯稻遗传多样性有保护作用。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传统知识可以有效地保护生物多样性,同时促进传统知识的利用和惠益共享。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内在关系及行为准则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达成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及相关文件，将通过“到2030年保护至少30%的全球陆地和海洋”等约束性目标，对全球各主体经济发展中的行为产生深刻影响。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与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目标一致。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要求经济发展中应遵循：不可超越生态系统承载力和最低安全标准、重要生态功能区永久禁止开发、生态破坏有效修复、可再生资源可持续利用、防范生态风险、生态友好型生产消费等准则；各关联主体之间则应遵循：分担共同而有区别责任、防范“公有地悲剧”和负外部性等公平准则，并在现实发展中探索落实这些准则的有效机制。     

后京都时代中国基于AFOLU活动的碳汇市场展望与政策建议

2012年后京都协议的谈判为基于"农林和其它土地利用"(AFOLU)①活动纳入国际气候变化制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基于"巴厘路线图",为了充分应对即将于哥本哈根举行的《公约》第15届缔约方会议,中国政府需要充分认识基于AFOLU活动的碳汇市场潜力和制度约束,并做出恰当的政策选择,从而在后京都时代,使中国的AFOLU活动在国际气候变化制度中扮演极为关键的角色,并为中国的可持续经济发展真正注入巨大的张力。     

传统医药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权的博弈合作——以新冠肺炎防治中医药的保护为例

传统中医药在新冠肺炎治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传统医药的商业价值不断被发现的进程中，生物盗版行为越演越烈。传统医药与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特性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大部分传统医药无法适用知识产权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为各国确立了遗传资源权，许多无法适用知识产权的传统医药可成为遗传资源权的客体。为实现传统医药全面保护的同时促进医药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权博弈合作是有效途径。明确遗传资源权的在先权利地位，实现知识产权与遗传资源权博弈之间的实质正义，以在先权利为基础强化来源披露和知情同意制度，基于遗传资源权复合权利主体构建惠益分享，以国家公权力实现传统医药利用的后续跟踪保障，实现传统医药的有效保护。     

《名古屋议定书》下我国的惠益分享权利与义务研究

目前我国对《名古屋议定书》项下的惠益分享义务研究不够深入,导致惠益分享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同时管理主体不明的问题非常突出。通过对《名古屋议定书》项下一般义务的分析可以知道惠益分享的基本原则。同时我国兼具提供者和获取者的双重身份,伴随着一系列的权利和义务。结合目前的我国履约现状,我国可以从立法层面、主体明确方面、设立研究机构等方面更好地履行惠益分享义务并行使应有权利。     

烟草控制视野下中国处理人权与国家主权关系的立场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第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全球性公约,提供了一个被各缔约方认同的在烟草流行背景下实施烟草控制措施的全球治理框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在国际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负责任的大国,在烟草控制全球治理的背景下应坚持人权保护与国家主权的辩证统一,充分发挥主权国家的核心作用并妥善处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履行等相关工作.     

主持人语

正传统知识是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和积累的知识结晶,是被长期实践证明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实际价值的知识、创新以及习惯做法。然而,传统知识由于其固有的"非新颖性"特征,常常被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所忽视,得不到应有的专利保护。这已引起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土著与地方社区的极大不满,由此导致传统知识保护和惠益分享的国际争论。     

民族地区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典型案例研究

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是国际法、政治外交、经济贸易、环境与发展等领域新兴的热点。我国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非常丰富,尤其少数民族地区保留了大量农作物和畜禽地方品种,但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权属不明,缺乏事先知情同意程序,以合同为主要方式的共同商定条件存在弊端,惠益形式相对单一,我们应加大投入,持续开展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调查、研究和评价;尽快建立健全法律法规,规范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和利用。     

论植物新品种国际保护的发展趋势——兼评我国相关法律的完善

对植物新品种法律保护制度的研究,有利于我国植物新品种法律保护制度与国际植物新品种法律保护制度的接轨。植物新品种被纳入国际贸易领域之后,植物新品种国际保护的趋势日益加强。作为《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的成员国,我国应积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与制度,以适应植物新品种国际保护的发展趋势,维护农业经济安全。     

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冲击与国际法制度协调

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退化是人类必须解决的两大课题,而应对气候变化措施已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产生严重冲击,现行国际法律制度对此没有作出有力回应,这使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面临严峻挑战.本文认为,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上,必须以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为指导,以导致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共同因素为行动主要对象,增进《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制度型构、公约执行、机构运行和履约机制等方面的共同进步和协调统一,协调两大国际条约体系,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有效性.     

建设项目对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影响研究

在可持续发展评估中纳入社会与文化等评价因素,以改变牺牲环境发展经济的模式,需要采用公共经济治理的集体选择理论。该理论的一个主要的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分析框架包括评估区域或项目的传统知识变化情况。《生物多样性公约》下建立的《阿格维古自愿性准则》提出对可能影响土著和地方社区传统知识的开发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影响、文化影响和社会影响的综合评价。西双版纳地区的水电开发建设项目对当地少数民族的传统知识产生了显著影响,部分传统知识消失,部分传统知识发生改变。     

利用《专利法》促进我国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

我国现有的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体系松散且缺漏，但是，2008年第三次修订后的《专利法》确立了申请专利中的遗传资源来源披露制度和审查机制，我们可以也应该利用《专利法》确立的制度，借鉴《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保护机制和印度遗传资源保护的实践经验，促进我国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     

关于集体合同若干法律问题的探讨

<正>集体合同是指企业、雇主或雇主团体为一方,工会、工人团体或职工推举的代表为另一方,经过集体谈判所签订的关于劳动者就业、劳动、工作等条件和标准的书面协议.集体合同制度起源于18世纪末叶的英国,在19世纪中后期得到了较大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逐渐走向成熟.二战以后,集体合同制度在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国际劳工组织也加强了这方面的立法工作,几十年来先后通过了《集体协议建议书》(1951年)、《促进集体谈判公约》(1981年)和《促进集体谈判建议书》(1981年)等三个文件,对各国的集体合同立法发     

论生物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的法律性质

生物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是生物学、法学和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新生事物,随着生物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协同发展,它已经全面进入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活动。然而国际上和各国对于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的法律调整还处于空白状态。对此,一种观点认为,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应被定性为遗传资源,进而可以通过《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名古屋议定书》来加以保护。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并非《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名古屋议定书》中的遗传资源,不适用该两项公约调整。基于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的生物信息学分析以及对国际法律规范的解读,可以发现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在性质上属于遗传资源,可适用《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名古屋议定书》,从而终结其法律调整的空白状态。国内亦需完善相关立法,加强对遗传信息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