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本文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有争议的“学衡派”进行了重新探讨，并在一个新的历史层面确立它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关系。文章指出，“学衡派”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个思想派别，它与形形色色的所谓新文学“逆流”具有本质的不同。在“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之间，真正的差异是对文学创作实践中文学传统修养作用和地位的不同理解。文章还指出，“学衡派”竭力强调文学观的全面、宏观与公正，这确是有意义的；但我们也不应简单认同当下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皇皇高论，而应充分认识到“学衡派”思想体系的若干不完善性     

论中国近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

文化保守主义是贯通中国近现代的主要思潮之一 ,但它并非铁板一块 ,而是存在着层次之分。“非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以顽固派思想、洋务派思想以及晚年康有为的保皇尊孔观点等为代表 ;“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以国粹派、学衡派、现代新儒学等为代表。文化保守主义虽然有它的历史限制 ,也有诸多合理因素     

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西学背景

本文认为 ,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都有着深厚的西学背景 ,甚至可以说他们所接受的西学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并不亚于同时代的激进主义者。而且 ,他们的西学背景对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形成又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作者从“体用派”、“孔教派”、“国粹派”、“学衡派”“现代新儒家”、“当代新保守主义”入手 ,具体分析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西学背景 ,试图从另一个维度为近代以降的中西文化碰撞的真实历史提供更深入的认识。     

《学衡》主要作者的个体命运

《学衡》是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刊物，围绕该刊形成了“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文人群体。本文着重展示几个代表人物的文化理想和道德操守，并揭示其个体命运     

学衡派的政治观念与西方保守主义

本文论述了学衡派的政治观念与西方保守主义的关系。指出,西方保守主义思潮对学衡派影响较大,学衡派在宗教观、平等观、保护私有财产、反对革命等问题上与西方保守主义有较大的一致性。而西方保守主义最为珍视的自由,学衡派却由于民族危亡语境中对国家富强的渴望,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西学引入与文化抉择——论新文学阵营与学衡派对外国文学的引介

在五四时期对外国文学的引介中,新文学阵营与学衡派都引介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目前学界已经关注到处于文化弱势的学衡派在引介外国文学方面的贡献,但是对其呈现的引介特色未能从社会文化层面去追溯其根源。本文以新文学阵营的《小说月报》和文化保守主义派的《学衡》为研究对象,描述两份杂志引介外国文学的大致面貌,比较它们之间呈现的差异,并说明差异的产生与特定社会语境下知识分子的文化抉择密切相关,而赞助力量的参与最终决定了差异格局的生成。     

学衡派与清末民初宋诗派文人群体

学衡派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流派,与清末民初宋诗派文人群体有着密切的关系,吴宓、胡先■、刘诒徵等学衡派成员都受到宋诗派较大影响。学衡派内部也有唐宋诗之争,这种冲突之所以没有酿成大的论争,有着复杂的原因。     

21世纪:根源性的追溯与人文学的振兴──从文化保守主义、当代新儒家谈起

回顾本世纪的思想史，在众多思潮流派中，文化保守主义是十分值得重视的流派。勿庸赘述，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不是指社会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毋宁说，其中不乏政治上的激进论者，例如章太炎就是显例。我曾在《试论五四与后五四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试论现代新儒学的几个特点》等论文中多次论述过这一思潮的形成发展及见弊得失。文化保守主义是反思现代性的国际文化现象，其代表人物提扬人文价值，批评现代化的负面影响，促进现代化的健康发展。英国和欧陆各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对西方现代化起过补偏救弊的作用。在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文…     

儒学与两种自由概念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自由是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基本理念。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的关系是20世纪中国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争论的焦点之一。“五四”时期自由主义者凸现自由与儒学的紧张性，强调对儒学钢常伦理的批判是建构自由观念的前提，因而对儒学传统采取坚硬的否定态度。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一般而言，虽不拒斥自由的精神理念，但其文化领域的强势卫道立场，使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也难以兼容。不过，20世纪后半叶一种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在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中出现了一些人物，他们致力于寻求儒学传统与自…     

一个现代堂吉诃德的命运——吴宓及其文化保守主义

以吴宓为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现代学术史的命运，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吴宓的追求是理想的，为追求理想，宁舍弃“实际的生活”，这就注定了他的命运是堂吉诃德式的悲壮。在文化激变的时代，吴宓更注重守成更注重建设，这对于现代中国不无启示意义。在世纪之交，对有着鲜明、独到的文化主张且拥有许多与吴宓齐名的文化名人的“学衡派”作重估，也是极其必要的     

反思"新批判主义"

新批判主义是邓晓芒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针对新保守主义文化思潮而提出的一种思想主张,其宗旨被归结为对五四精神的继承和超越.论文从新批判主义对五四精神与鲁迅的解读、对中国现实问题从而是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思考及其探寻与建立独立个体人格三个方面进行了反思.新批判主义以西方文化和经验为参照系的基本立场偏离了中国传统尤其是当下中国国情,这是一种不成熟的现代性态度,不能说它完全有利于当代中国文化全面而合理的建构.     

“五四”新文学经典构成

从今天或将来的视点看，“五四”文学经典构成是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最关键性的内容。“五四”文学经典构成包括原创和经典化两个阶段。其原创是由新文学派、复古派和学衡派共同参与的，其经典化则由多种因素参与，而文本品性又是“五四”文学经典构成的基本因素。     

论齐美尔对现代性的研究

齐美尔在看似平常、庸俗的生活碎片里把握现代性，将现代性的本质归结为个体对生活世界的主观感受和心理体验。在货币经济逻辑和工具理性日益奴役下，人类社会正面临着现代性危机．——“文化悲剧”：无限泛滥的客观文化越来越影响和控制着主观文化，造成个体的压抑、特性的散失。齐美尔的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保守主义共同构成了现代文化理论的三足鼎立之势。他认为个体在现代生活中借以实现自我救赎的两种典型行为是“时尚”和“距离”。     

“现代化与化现代——新文化运动百年价值重估”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5年是新文化运动100周年，这既是中国文化从震荡走向自省的百年，也是价值重估、观念重构的百年。为了纪念新文化运动100周年，2015年6月19—21日，《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上海东方青年学社等单位在上海联合举行“新文化运动百年价值重估”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美国、澳大利亚、瑞典、中国台湾、中国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180多位知名学者，围绕“新文化运动价值重估”、“儒学转型与新文化运动”、“‘启蒙’的百年流变”、“新文化运动反传统主义与激进主义反思”、“学衡派与文化保守主义”、“新文化运动中的世界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与个人主义”“文学、启蒙与现代性问题反思”、“中西文化融合与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与公共理性”等主题进行了深度的讨论和研究，会议取得丰硕的成果。     

世纪回眸——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嬗变与传承

在自1898年诞生以来的世纪风云中 ,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经历了数个关键性阶段 :张之洞“中体西用论”—晚清“国粹主义”—“东方文化思潮”—“学衡派”思潮—“中国本位文化论”—“现代新儒学”。在这百年心路历程中 ,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在逻辑的发展上固然不乏有其理论体系不断创制更新和主观心态日趋平实开放的“变异”方面 ,但它作为同一种社会思潮的整体连贯性即“遗传”基因却从未中断过 ,而且在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冲突本质所包含的三个层次(中西之争、古今之争、阶级之争)上 ,均凸显了三个极具传承性的基本特征 :(一)在“中西文化观”上 ,具有一定的文化融合意识与笃固的民族本位立场 ,“中体西用”是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者泥足深陷的思维模式 ;(二)在“古今文化观”上 ,具有相当的批判求新精神与强烈的回归传统愿望 ,“返本开新”是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者执迷不悟的一贯主张 ;(三)在政治思想和态度上 ,具有复杂的社会政治取向与整体的改良主义性质 ,反“激进主义”是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者不约而同的政治论调     

全球性境遇中的“东”与“西”——论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四种空间类型

中国的文化现代性关涉到中国现代人对时间和空间的感知方式的改变。从分析罗念生的诗《东与西》出发 ,尝试以中国现代人的“空间感知”为主导因素来划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四种空间类型 :东方本位类型、西方本位类型、中央类型和多重移位类型。作为超越于前三种中国文化现代性空间类型的多重移位类型 ,是以自我 (东方 )和他者 (西方 )的多重移位的方式来对待文化建设的。这就使它避免了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的陷阱 ,并使文化建设真正服务于现实的需要。这是 2 0世纪 30年代兴起的以李长之和梁宗岱为代表的一种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 ,并努力融合中西方文化以建设中国新文化的文化思潮 ,其意图是在西方文化的参照下重塑中国文化 ,并寻求中国文化独特的文化精神 ,以一种宏阔的文化思路 ,为中国新文化建设找到了一条既是本土的又是现代的文化建设思路。     

“意识流”与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以“五四”及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为例

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借鉴.通过现代作家在“五四”及20世纪30年代对“意识流”的接受情况可展现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产生、发展的过程及特点.即“五四”作家在创作中对“意识流”的接受,源自对目的论意义上的西方现代性之追求以及作家内心“自我”意识的增强,由此造就的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一批作家的焦虑性文学叙述成为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最初形态.而20世纪30年代,以京派为主的新传统主义者如废名、凌叔华等人,通过反观中国传统文化,并建立在对西方现代性批判立场上的“意识流”文学实践,成就了一批具有跨文化交流特质的中国现代主义小说的成熟之作.     

反现代性：从学衡派到“后现代”?

在现代中国文化的“反现代性”思索中 ,世纪之末的中国“后现代”思潮与世纪之初的学衡派有着跨越时空的重要沟通与联系。在关于现代性的质疑当中 ,它们都呈现了“启蒙”与“反启蒙”、“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复杂纠葛 ,都存在着对于现代中国文化状况的深深的隔膜。更加引人注目的事实是 ,在现代中国的诸如此类的纠葛当中 ,我们读到的常常是一种缺乏共同思想基础的对话的尴尬 ,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还呼唤着一个有效的“思想的平台”。     

作为文化保守主义批评家的胡先骕

胡先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群体“学衡派”的批评家,以古典主义和新人文主义的标准批评胡适及新文学运动。其独立之精神和独特之思想,使之成为具有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双重追求的现代学者。     

试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起源

中国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历史关系如何?这是“五四”以来迭招物议、聚讼纷纭的一个问题,对它的解答不仅伴随着紧张的史事争辩,而且包含着激烈的文化冲突。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站在反对派的立场上,指斥新文化运动抛弃传统,毁灭“国粹”,一意西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层”;与此相左的极端反传统主义者则以这—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