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道”新命:“内圣外王”的现代创造观

“内圣外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的典型特征之一,有其历史的传承性.因此,在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语境下,从“内圣外王”理想人格中挖掘出现时代所需要的“创造”潜质,也是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与逻辑的体现.创造诠释说与创造教育说为其转化出“创造”性人格,提供了理论依据.由“德”化“新”立“创”,善养创造思维多元要素,化育人生最高义,揭示出“内圣外王”理想人格化为现实“创造”人格的路径选择.     

游戏的人

伴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世俗化，人们的“游戏”意识越来越强，干什么事似乎都只是玩。从事文学创作的不说从事文学创作，而说“玩文学”；从事电影工作的不说从事电影工作，而说“玩电影”；更不用说“玩股票”、“玩期货”……人们不再虔敬上帝，不再向往“彼岸的天国”，不再追求“内圣外王之道”，不再追求“天地境界”，甚至不再追求崇高，相反，     

尘封的简帛 思想的传统——读谢耀亭的《从出土简帛看思孟学派内圣外王思想》

制约历史研究前进的因素众多,但研究材料无疑是促进历史研究前进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近年来许多前所未见的材料呈现在我们面前,一次次地使我们惊叹不已。围绕新出土材料的研究成果,也时有面世。摆在我面前的《从出土简帛看思孟学派的内圣外王思想》（科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从“一”与“裂”之争看“内圣外王”——《庄子·天下篇》主旨探析

"内圣外王"一语出自《庄子·天下篇》,被许多研究者认为是该篇主旨,但对其内涵的理解和阐释至今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细读《天下篇》可以发现,"一"与"裂"之争是全文的逻辑主线,其中蕴藏着《天下篇》作者"崇一抑裂"的态度。而"内圣外王"正是《天下篇》视为"一"的"古之道术",是先秦诸子学的共同旨归,是注重整全性的古典政治哲学思想。在先秦诸子兴起、百家争鸣的时代背景下,"内圣外王之道""为天下裂",具体体现为诸家各异、各执一端的学说和举措。而从战国末期至汉初的诸多经典文献都表明,熔百家之说而成君王一家治术已开始成为学术主流,由"裂"返"一",才是真正认识"内圣外王"的唯一途径。     

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自觉与重建——以李二曲"体用全学"为中心

儒家的学问乃是 "内圣外王"之学.经过宋、明时期的发展,其内圣面得到充分揭示,但对于外王面则重视不够;且在儒学内部还出现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争论.不仅如此,随着西方科技的传入,明清时期的儒家又面临着新的时代问题.而对这些问题不同程度的解答,其实也就意味着儒学向现代的转型.这个转型由明末清初的大儒李二曲开启,并由现代新儒家尤其是牟宗三予以深化.     

儒家文化视角下的现代大学德育

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道德文化的精粹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标志。儒家道德文化以“内圣外王”为价值目标、“以人为本”为基本精神、“知行合一”为践行方法，建构起以仁、义、礼、智、信、忠、孝、悌、慈、惠、勇为主要范畴的伦理思想体系。用唯物主义的观点重新审视，吸取其精华，对创新和发展现代大学德育目标、原则、方法和途径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关键词：大学德育；内圣外王；以人为本；知行合一；继承；创新     

新文化元典与现代性的偏执:五四启蒙精神与"内圣外王"思维的吊诡

以《新青年》杂志为主要载体的新文化运动紧紧围绕着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新与旧的命题展开,但这一切总是摆不开道德伦理的基线.在《新青年》同仁为新的道德伦理鸣锣开道的同时,他们又不自觉地陷入了传统伦理至上主义的泥淖.近代启蒙的宿命告诉我们,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演进无时不充满着吊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新青年》视为一个新型的内圣外王文本.     

老子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相结合的治国理念

老子的治国理念是老子哲学宇宙观、人生观、思维方式等在政治生活领域的延展,是其哲学理性对社会政治技术层面的精神观照。它以"无为而治"为核心,以自然主义为外在特征,以人文主义为内在本质,构建出老子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相结合的"内圣外王"之道。     

略论儒家“内圣外王”境界

“内圣外王”是“德性”文化的体现，是追求“天人合一”的心灵境界。儒家“内圣外王”是从“天人合一”内化为“天人舍德”始，中经人的心性修养外化出王者天下，即“内圣外王”的自满自足，最后再返归到天人合一的理想。本文旨在探索儒家核心命题“内圣外王”的真谛，以求教方家。     

论熊十力的人生哲学

熊十力的人生哲学以儒家思想为根基，又广泛吸收印度佛教和西方哲学的思维成果，广纳博收，源远流长。对人生问题的省思，熊民注重“了别”人生意义，崇尚成己成物的人生价值，追求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此三者构成其人生哲学的基本框架和重要内容。熊氏人生哲学体系的基本性质是唯心主义的，但他重视宇宙观和人生观的和谐一致，坚持贯彻“体用一元”、“翕辟成变”、“性修不二“的现艾，既有直接的社会现实性，又有形上的深刻性。但熊氏未能积极吸纳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的优秀成果，未能自觉接受唯物史观的指导，则为其人生哲学的明显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