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赋能与社区融合—以一个西部地区的反贫困实践为例

文章基于陕西省白水县的农村反贫困实践探索,从发展性社会工作视角探讨经济赋能与社区融合干预对于残疾人脱贫发展的意义。 这一反贫困实践案例显示,贫困者的生计发展嵌入在其家庭及社区的关系性脉络中,依托于残疾人互助合作社的社区融合介入,有助于残疾人的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赋能,提升残疾人生计发展的内生动力。 同时,本地社会组织在残疾人反贫困中发挥关键作用,社会组织的能动性发展促进了多主体合作参与的贫困治理,也带动了社会工作专业理念和方法在反贫困实践中的运用。     

票据背书连续的内涵、构成要件、司法认定及法律效力

票据背书连续即背书形式之连续,是指背书形式合法且依据背书日期之时序可以对相关主体作同一性认定。转让背书与非转让背书同时存在并不必然导致背书连续性遭到破坏,而应该对两种背书分别作具体分析;存在空白背书的情形下,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背书是否连续取决于相关权利人最终对空白背书的补记情况;背书涂销不影响票据背书连续性。持票人凭借背书连续证明并且行使自己的票据权利,当背书不连续时,即以取得票据之合法途径证明并行使自己的票据权利。     

社区照顾研究综述

社区照顾是不同于家庭照顾和机构照顾的一种新型服务模式。社区照顾的理念符合当前我国现实需求,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通过收集现有文献资料,指出社区照顾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解决措施,为促进社区的和谐发展做出贡献。     

清代冕宁司法档案中的“夷兵”及其功能考察

清代冕宁县作为多民族杂居的地区，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国家治理开始深入基层社会，为了适应当地民族社会管理的特别需要，当地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制度——夷兵换班制。“夷兵换班制”是通过招募当地“夷民”到流官衙署中充当“夷兵”，作为地方流官处理涉及少数民族内部事务的辅助人员，保证国家在处理当地少数民族民政、治安、司法等事务时有熟悉当地“夷俗”的衙吏。由于“夷兵”实行定期轮换，所以称为“夷兵换班制”。“夷兵换班制”的核心是“夷兵”，“夷兵”从职能上看，最初是作为地方治安保安人员，但在现实中往往成为流官和夷民之间在民政、治安、司法事务管理中的中介，具有沟通官方与民间信息、促进国家法与民族习惯融合与互动、弥补外来官吏地方民族事务管理能力不足等功能。总之，“夷兵换班制”是清代地方流官衙署在西南地区治理时针对特定地区设置的一种变通制度，这种制度对于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的治理发挥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政治性的司法?——批判法学司法思想研究

批判法学的不同代表人物大多主张司法的政治性命题,即司法判决本质上不是基于法律因素而作出的,而是基于政治意识形态因素而作出的。在批判法学看来,司法的政治性是自由主义社会价值多元化必然的结果,其间的逻辑关系在于:自由主义的价值多元化必然导致立法反映不同的价值,这就造成法律体系的内在不一致,自由主义的法律体系就像一个七拼八凑的大杂烩;而内在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立法使得司法过程中法官可以并且必须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来选择适用法律,这就又导致了政治性的司法。所以,割据的立法、政治性的司法,都是自由主义社会的必然产物。     

现象学社会学对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启示

阿尔弗雷德·舒茨在其《社会世界的现象学》著作中,把现象学引入社会学的基础研究,开创了现象学社会学的研究取向。现象学社会学"面向主体人的世界"的理论观点为社会工作者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使社会工作者重新审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现象学社会学"悬置、还原"的理论观点,消解了社会工作者携"科学真理"话语而自居的霸权,为社会工作构建了合作对话的专业关系;现象学社会学"人永远处于尚未完成的状态"的理论观点,使社会工作跨越了"工具理性"的羁绊,为社会工作实务知识的建构提供了一个更加开放的系统。     

中国社会工作服务领域刍议——以港澳台地区社会工作服务领域为例

近年来,社会工作在中国内地的发展十分快速,各种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各地纷纷成立并投入到使用中。但是在社会工作专业化还不够成熟的环境中,内地社会工作的服务领域令人眼花缭乱,其中不少服务领域缺乏社会工作的专业特色和职业特色。本文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社会工作服务领域为切入点,反思了中国内地社会工作服务领域的界限在哪里,哪些服务领域内引进社会工作才能体现社会工作的专业特色和职业特色。怎样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工作在中国内地的健康发展,体现出社会工作对社会的真正价值和贡献。     

论风险社会语境下司法的风险预防功能

当下我国司法承载着重要的社会治理功能。随着以风险社会为代表的现代性危机的到来,司法究竟如何应对已是无法绕开的话题。我国司法以平息纠纷为现实导向,以追求正义为价值目标,但是这二者都缺乏对全社会层面风险因素的考量。而司法所具备的程序正义和判决说理等特征使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风险治理功能,也有道德上的合法性。基于此,我们要充分发挥司法环节的风险治理功能,未来应当在运用司法政策提高法官风险预防意识,厘清法院和风险规制机关的关系,充分激励风险诉讼等方面做出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