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社会工作的实践

随着脱贫攻坚进入后脱贫时代,如何解决相对贫困,构建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是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文章重点对2015年至2020年的文献进行梳理,以实践取向来分析社会工作专业介入反贫困工作的学术进展、共识与实践模式.在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贫困区域特征、返贫风险及主要贫困群体等问题依然存在并发生新变化.社会工作能够回应相对贫困治理的复杂性、新转向并具有独特的专业优势.社会工作回应相对贫困问题并且已经探索出一套反贫困的工作流程、实施路径和实践模式.社会工作实践的社区发展模式、金融社会工作模式、社会服务与社会救助模式为未来的反贫困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将社会工作纳入反贫困长效机制,并就社会工作专业主体地位、反贫困工作精细化分类等提出建议.     

灾后安置社区贫困与社会工作介入——以勤俭人家安置社区为例

"5·12"汶川地震后,贫困问题在安置社区中突显出来。贫困问题影响着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组织、个体与社会的关系重建。贫困类型不同,摆脱贫困的对策亦有所不同。文章将贫困分为经济贫困、社会资本贫困及心理贫困,通过考察三种类型的贫困后发现,实现就业和重建社会关系网络是摆脱贫困的首要力量。同时也结合社会工作介入灾区贫困的实践论述了社会工作在为个体增能、提供服务以及促进个体建立社会关系网络过程中的角色定位问题,以期为灾后贫困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实践的建议。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生计发展的理论建构与经验反思

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有关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等重要议题,反思社会工作在灾后重建与社会治理中的理论基础、行动逻辑和经验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以灾害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生计发展为背景,认为社会工作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手段,进而构建了包括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路径和治理内容五位一体的社会治理创新分析框架,作为社会工作参与灾后社会治理的理论分析视角;继而从介入前提、组织载体、参与主体、实施路径和成效评估五个方面呈现了社会工作介入灾后农村社区生计发展的经验实践.最后,对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相关方面进行了反思,社会工作本土化、制度化、专业化、职业化进程仍然任重道远.     

反思个人模式下残疾人主体地位的缺失——以武汉市徐东社区的残疾人社区服务为例

我国的残疾人社区工作正逐步由管理为本向服务为本转变,其表现之一是在现有残疾人工作体系中引入专业社会工作的方法。而在武汉市徐东社区具体开展残疾人社区服务时,发现残疾人接受个体模式下的社区服务时丧失了主体地位,只有渐进式地推动工作模式由个人型向社会型转变,自下而上地提高社会政策实施的质量,促进传统社区服务与专业社会工作的融合,才能重新建构残疾人的主体地位。     

水库移民贫困成因与反贫困策略： 基于文献的讨论

水库移民贫困威胁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 尤其是介入性贫困 , 它是诱发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导 火索 。 文章系统梳理了水库移民贫困成因及反贫困策略的相关研究 , 认为水库移民生计遭到破坏 、 贫困移民的文化贫困和观念落后 、“ 以失定补 ” 补偿方式的局限 、 水库移民存在权利贫困等是水库 移民贫困的主要成因 , 政府部门 、 水库移民社区 、 水库移民自身以及其他社会资源的有效配合可以 缓解水库移民贫困 。 但既有研究对如何精准化扶持贫困移民研究较少 , 鲜见将水库移民社区发展 与扶贫结合起来 、 水库移民社区社会关系网络对精准识别移民贫困户以及水库移民社区发展对减 贫作用等方面的研究 。 未来研究应更多地探讨水库移民社区发展 、 水库移民自身能力发展 、 非营利 性组织等其他社会资源对水库移民减贫的作用 , 特别是探讨政府部门如何解决已安置的水库移民 的贫困问题 、 如何完善水库移民补偿与征地政策以及如何实现在水库移民搬迁安置时就能够解决 贫困问题 , 使 “ 介入性贫困 ” 不发生或尽量减少 。     

残疾人社区康复的历史与现状

社区康复（CBR）是目前国际社会提倡的残疾人发展战略,涵盖了残疾人发展的健康、教育、生计、社会和赋权领域,以残疾人社会融合为最高目标,强调社区在残疾人发展中的基础作用。根据国际上关于社区康复的重要文献,文章对国际社区康复的发展历史进行回顾,分析国际社区康复的演变特征,总结当前国际社区康复的最新理念。理清中国社区康复的发展历史,分析目前中国社区康复的特色和存在的问题,重点探讨中国社区康复的本土化发展模式,以期使中国社区康复在吸收国际经验的同时又符合中国残疾人发展的需求。     

社会工作介入民族地区农村社区贫困问题的思考

最近召开的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上指出“扎扎实实做好扶贫开发各项工作,确保到2020年全国买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1]要实现这一目标,重要的指标就是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我国的贫困人口和地区主要集中在西部民族地区的农村社区,如西南民族地区75％以上的人口就集中在农村社区.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大对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发展扶持力度”.[2]这是我们党和政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和发展问题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然而,目前我国社会学者对贫困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工作介入城市反贫困中的政策、领域和作用等方面,而对社会工作介入民族地区农村社区贫困问题的研究甚少.这不仅制约了民族地区农村社区的建设与发展,更严重的是影响到我国在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的社会目标.因此,本文从民族的角度,运用社会工作的个案、小组、社区等方法,来探讨其社会工作介入民族地区农村社区的贫困问题,以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社区为本:反贫困社会工作的理论建构及其反思

"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在理论上主要表现为本体论层面的"共同体取向",方法论层面的"中观路径"以及价值论层面的"公平精神",并以援助取向、增能取向、解放取向、解构取向四种理论取向构成其理论分析的基础框架。在实践上,"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延伸出了支持性路径、赋权性路径、倡导性路径和反思性路径四重实践干预路径。"社区为本"的反贫困社会工作以社区为主体,旨在借助社区成员的集体参与来整合社会资源,以多样化的行动策略回应社区的多元需求,促进社区的整体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它是一种达致团结、互惠、尊重、平等、意识觉醒、能力提升的集体行动过程。     

论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的核心能力及培育策略

反贫困既是专业社会工作历史关注的焦点,更是当代社会工作服务的重点.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进程中,专业社会工作不仅更新了扶贫的价值理念和服务模式,更促进了扶贫社会政策和人才队伍的建设.但随着精准扶贫的推进,反贫困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多元化、制度化、专业化和理论化水平还有待完善,关键是社会工作者精准扶贫的核心能力不足.因此,需要以"价值—知识—技术"三位一体的能力框架为基础,从共同富裕、城乡平等、内源发展、社会政策、生计发展、服务管理、精准识别、跨界融合、统筹整合、评估跟进等十个方面构建精准扶贫社会工作者的核心能力体系,并通过专业教育、继续教育、实务拓展和政策引导来培养、提升、拓展和巩固其核心能力.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之特点变化与政策调整

伴随着中国反贫困的进程加快,我国大部分地区的贫困状况得到极大的改善,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因为发展的原初起点低,又在反贫困进程中受到各种民族地区发展政策的扶持,反贫困的效果尤为明显。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整体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特别是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反贫困事业面临着生产发展与环境保护、城市化与人口压力、发展旅游与环境污染等多重压力,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状况也出现了新的特点,特别体现在人口构成的文盲率在地区、年龄、性别等方面,从社会工作介入、注重职业技能教育培训、社会性别作为政策设计要件等新的视角切入,有助于提高反贫困事业的实际效果。     

中国扶贫脱贫的实践模式、现实效果和演进方向

中国的扶贫脱贫模式通过政府及众多参与者70年的艰辛探索,对社会贫困群体从一般性救济演进到精准扶贫,实现了从大水漫灌的救济式扶贫到赋能与保障同时并举,赋能为本,保障保底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新模式,这是中国制度优势的充分体现,并对国际反贫困实践贡献了中国经验。2020年中国实现全面小康,实现全面脱贫已无悬念,并将作为历史性功绩载入史册,但相对贫困问题和激进扶贫后的返贫问题将是今后更为复杂和持久的挑战,需要各方参与者毫不松懈地继续努力。     

农村社会工作介入农村反人文贫困的可能性探讨

人文贫困是21世纪困扰人类社会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我国农村人口居多,农村人文贫困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服务社会的专业助人活动与反贫困关系紧密。农村社会工作是中国特殊的社会工作领域,农村社会工作持守的社会公正、社会关怀和真诚信任的伦理情怀,以及其秉承的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关爱与互助合作价值取向及其地区发展、社会策划、社会行动工作模式的基本假设及其所采用的策略是其有效介入农村反人文贫困的可能性所在。     

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治理转型：内源性扶贫——以滇西北波多罗村为例

受自然、历史、地理等综合影响,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自然条件差、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落后,致贫因素复杂。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处于物质、人力、社会资本贫困叠加、负向影响的困境之中,缺乏自我发展能力。对扶贫对象进行贫困干预既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更需要以精细化的社区能力建设来不断增强扶贫对象与外部交流的意识和能力。这就需要农村贫困治理从线性、植入式的外源扶贫模式向内生能力培育为重点、多元参与治理的内源性扶贫转型。对波多罗村内源减贫研究表明,政府、社会组织、市场协同推进下,贫困农民生计资本提升,参与外部经济和市场竞争能力增强,生计结构向高价值优化,实现了增收和社区减贫。     

社会工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推进器

社会工作有其独特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与其它社会实践活动有显著区别。其价值取向包括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实务原则与规范、社会工作者的理论依托三个方面。社会工作作为和谐社会的推进器,平衡了社会中个体、社区的良性需求,提供给社会中弱势群体话语权的机会,并且在个体、家庭、社区、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构建出一座桥梁。维持社会和谐,要努力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队伍,需要政府推动、高速发展社会工作教育、建立健全社会工作资格认证体系、拓展社会合作伙伴。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理论要义、实践经验与路径选择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独特的理论品质与实践特色。空间融合、组织协同、社区导向、技术嵌入构成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义。作为市域社会治理的地方探索，漳州市城乡网格治理创新模式在践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基本要义的同时，结合地方社会治理现实形成了治理空间的城乡融合、治理主体的无缝对接、治理面向的社区在场、治理工具的技术赋能等地方性经验，丰富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涵。个案研究进一步表明，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下，健全合作治理机制、着眼技术向善赋能、推动城乡治理融合等路径有助于纵深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农村女性残疾人的社会融合现状研究——以北京市延庆县为例

在我国农村地区,女性残疾人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她们的社会融合情况将直接关系到她们的生存和发展。目前我国对于农村女性残疾人的研究为空白。基于对北京市延庆县的实地调研,从六个方面对农村女性残疾人的社会融合状况进行了调查与分析,从个人、社区及社会三个层面进行了讨论,结果表明目前农村女性残疾人社会融合状况较差,生活质量较低。基于此,建议建立以社区为基础、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支持体系,扩大农村女性残疾人的社会保障领域,加强农村女性残疾人自我能力建设,以及加大对农村女性残疾人社会融合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共同为农村女性残疾人提供更全面更优质的社会生活。     

中国灾害社会工作研究述评:理论、方法、议题与启示

作为一项助人自助的应用性专业,社会工作运用多种实务方法,通过采用系统视角、优势视角、社区为本视角、关系视角、嵌入视角,积极有效参与中国灾害社会服务工作,重点关注群众的身心发展,灾后社区生计建设、灾后社区关系的恢复和重建等核心议题。研究特点表现为服务对象的广泛性、服务主体的多元性、服务方式的多样性、服务内容的丰富性。针对灾害社会工作研究中面临的制度支持不充分、专业人员匮乏、服务期限短、服务不均衡等问题,应该加强灾害社会工作的制度建设,促进其合法地位的提高;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促进自身能力提升;注重培养灾区群众的生计发展与着力解决灾害发生的社会根源,逐步探索一条适合本土灾害社会工作的实践路径。     

碳纤维编织网增强磷酸镁水泥砂浆界面黏结性能研究

街道社会工作站是我国构建基层社会新治理格局、加强社区社会服务供给的重要实践，为社会工作专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如何在全面建设街道社会工作站的背景下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是当前学术界亟待解决的核心议题。本文基于H市五个街道社会工作站的调研资料，从行动逻辑、现实困境与治理路径三个方面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除了“生存性压力”和内外资源的约束，街道社会工作站的行动逻辑主要表现为专业与行政融合和“选择性应对”,且其仍面临着场域、发展、行政与专业等诸多现实困境。本文提出治理的四种创新路径：完善政策、能力建设、强化链接与创新赋能，以期推动街道社会工作站的有序发展。     

探索街居工疗站社会工作服务与管理新机制新方法——以广州为例

残疾人的特殊困难和需求,迫切需要社会工作者的介入。残疾人社会工作将围绕残疾人及残疾人家庭、群体以及相关的社会组织和社区开展的专业性助人活动。残疾人社会工作就是要通过处理残疾人心理、社会方面的问题,帮助残疾人克服在康复、教育、就业、婚姻家庭生活、社会、文化生活和环境方面遇到的障碍。于是,建构街居工疗站社工服务与管理新机制新方法也就成为当务之急。本文通过广州市残疾人工疗站的调查发现,残疾人生存与发展状况不容乐观,通过深度分析,剖析问题,提出街居工疗站引进社会工作方法和专业技巧,建构街居工疗站社会工作服务与创新机制。     

制度嵌入生活:农村贫困女性减贫的本土实践及反思——源于“扶贫车间”的案例考察

动员和组织农村贫困和留守女性参与到精准扶贫之中,能更好地提高减贫效率和减贫质量。既有研究对女性参与减贫的制度设计和生活空间关注度不够,对性别主体性的实践形式缺少细致分析。“扶贫车间”作为精准扶贫体系中的微观制度创新,从“自上而下的外部动员式嵌入,贴近女性生活的内部需求式嵌入,融合各方力量的集体协同式嵌入”三个层面,打通了女性“家庭—工作—社区”三种生活空间的区隔,重构了贫困女性的生计框架,促进了女性的自我和社会认同。女性减贫又促进了减贫目标的达成和社区治理结构的改善,贡献了“性别红利”,二者呈现出互嵌共促的态势。当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扶贫制度与贫困女性生活之间也存在一些张力,女性多元发展需求和制度供给之间的匹配度还不高,需要在农村发展的各项制度设计及执行中更好地尊重女性体验,关注女性的日常生活与发展实践,有效提升二者的契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