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相关文件政策强度与省域经济开放度关系研究——“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份实证分析

文章的特色和理论意义在于,尝试量化"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份"一带一路"相关政策文件,以设计政策效力、政策措施与政策保障的评判要点为基础,确定政策措施强度和政策保障强度.细致讨论"一带一路"文件的政策强度与经济开放度提升之间的关系,并讨论该关系在东西部地区的差异以及政策保障强度在政策措施强度与经济开放度关系之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政策措施强度能够正向促进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在经济开放度高于10％的省份中,政策保障强度正向调节政策措施强度与经济开放度提升之间的关系,政策措施强度和政策保障强度之间存在互补关系;政策措施强度中资金融通强度对于沿线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有着最显著的正向影响,政策沟通强度对于沿线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影响不显著;政策措施强度对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存在地区差别,西部地区更注重"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机会.建议:"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在政策设计上,不仅要对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内容作出合理规划和布局,还应对保障机制作出可操作性的安排.     

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合力驱动: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由市场驱动的工业化、城市化、农业产业化和产业结构调整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但其驱动进程过于缓慢,政府需统筹引导,推进制度变迁,并使其与市场诱发的引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为市场驱动解除制度束缚,并创造条件以最终形成政府与市场耦合互动、互补交融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有效合力.     

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不是“零和博弈”

<正>"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模式和架构的顶层设计。有人认为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是一种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关系,这显然是失之于偏颇的,有必要从法理上加以辨析。在法学理论看来,法治社会就是社会组织和公民权利的法治化,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社会治理的法     

“形势与政策”课程规范化建设探究

"形势与政策"理论课是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主干课程之一,是国家对大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是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目前,"形势与政策"课存在课程组织管理不规范、教师队伍不稳定,以及教学内容缺乏系统等问题。究其原因是课程归属不清、整体把握缺失,以及课程话语失真等因素造成的。因此只有厘清课程归属、规范课程教材建设、优化师资队伍、开展立体化教学,才能有效开展"形式与政策"教育,达到预定目标。     

“双减”政策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双减”政策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研究表明:“双减”政策实施后,学科类辅导课支出的减少情况相比兴趣类辅导课更为显著,有效减轻家长的教育支出压力;学生完成作业时间的减少情况显著但不明显,略微减轻子女的学业负担;“双减”政策的实施对于多子女家庭减轻义务教育支出更加显著。     

从“以人为本”到政府“公信”--新世纪初政府公信力构建的进路评析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凭籍自身信用赢得公众信任的能力，十六大以来，党在施政理念上强调"以人为本"，在执政行为上关注"民生"；在绩效上彰显公平正义，施政方略渗透着人文关怀因素，政府公信力得到了有效提升。但由于腐败现象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党风廉政与制度化建设相对滞后，政府公信力也受到了冲击。在新一代领导集体治国理政中，"改革"成为新的常态，防腐败斗争与党风廉政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政府公信力的重振业已开启。     

论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政府协同

实现政府协同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政府协同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地方政府的自利性及执行力不足,导致央地协同问题;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导致府际间的协同问题;生态文明建设职能分散,导致部门之间的协同问题;公务员个体的目标替代,导致公务员与政府之间的协同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在于: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央地协同;协调地方政府之间的府际关系,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区域协同;整合部门职能,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部门协同;理顺公务员与政府的关系,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协同。     

腐败与创业：润滑效应还是抑制作用

激发民众的创业热情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引擎。制度环境一向被认为是影响创业活动的重要因素。政府干预和地区腐败作为转型期制度环境的重要构成要素，二者如何影响个体创业选择，已有的研究莫衷一是。本研究基于国家统计局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UHS），通过构建一个跨层次的分析框架，讨论了政府干预和地区腐败对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区腐败程度与个体创业选择存在非线性的关系，政府干预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中介效应。这一研究不仅丰富了创业研究情境，同时也深化和扩展了对创业研究的制度分析。     

晚清政府统管内蒙古东部政策的变化

清前期对内蒙古东部地区实行因俗而治和满蒙联盟政策,晚期由于形势的变化,实行了新政。在政治方面,中央设立理藩院与地方实行盟旗政治制度相互呼应;在经济方面由划地封禁到放垦蒙地;在思想文化方面采取了"从俗从宜,各安其俗"到开学堂办教育,开启民智。这些措施对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开发、社会进步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有一定的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