虢国车马坑葬初探

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车马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西周春秋时期规模较大、等级齐全、排列有序的贵族墓祔葬车马坑。虢国车马坑葬继承和沿用商周车马殉葬制，又适应和迎合社会进步及变革需要，对车马坑的殉葬内容和形式进行变通与革新，摒弃车葬坑和同穴葬，整车葬成为主流形式，并盛行车马葬和异穴葬，车马排列有序，殉葬性质更加明确，是象征性、明器化殉葬的滥觞，殉人制消失，显示出传统车马坑葬制开始出现瓦解的苗头。大量车马坑葬在虢国墓地出现，反映了虢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崇勇尚武世风，更反映了车马坑主人的身份等级，它与列鼎制紧密配合，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松涛馆诗集》论略

《松涛馆诗集》是已故著名文史专家姜书阁先生的遗著,收录了先生７０余年间所作的诗、词、曲４００余首。书中表现了姜先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家乡、热爱真理、热爱党和党的领袖的浓烈的情感,反映了一个旧式知识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学问家的心灵历程。     

宋初名将郭进事迹述评

郭进是宋初守卫北疆的名将 ,以善于用兵 ,从严治军而享誉一时。宋太祖时 ,郭进长期镇守西山一带 ,有力地抗击了北汉、契丹军队的进攻 ,确保了防区的安全 ,因此得到宋太祖的高度评价。宋太宗即位后 ,由于对统军将帅采取了极端猜忌、压制的态度 ,郭进虽仍在守边及北伐战场上屡立战功 ,但最终却被逼自杀。其生平功业及最后结局 ,可谓与家喻户晓的杨业颇为相似     

王国维和米海里司共同影响郭沫若的中国古史研究

郭沫若承认自己在翻译米海里司著作中受到影响,还明言在研究中国古史上受益于王国维。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是中国本土金石学的遗产。郭沫若受自米海里司的影响主要是观念性的,而来自王国维的影响则是具体的甲骨金石释文和技术方法。王国维和米海里司共同影响郭沫若的中国古史研究,或者说郭沫若研究中国古史的路数是中西学术共同影响的结果。     

郭象“独有论”与巴门尼德“存在论”透析

魏晋时期，玄学家郭象和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虽然身处不同时空，但却先后对世界的本原各自提出体系完整的“独有论”和“存在论”。二者思辨的逻辑理路有着惊人的相似，同时又分别从具体存在物总合和最普通、最抽象、最一般的类本质的哲学概念两个角度探讨“有”和“存在”的特征与属性，可谓迥异其趣。此二者的思想在其所处时代，乃至后世对于哲学的发展皆具有巨大影响，其中佛教和基督教对二者学说承继的扬弃，对于从全新角度深入研究二者学说的差异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郭沫若的现代歌诗观

郭沫若的现代歌诗观念是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之一,相对于诗歌、小说、历史剧等研究而言,现代歌诗是郭沫若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他的现代歌诗观包括配乐演唱的现代诗歌和具有诗歌元素的现代歌词与新歌剧剧词三部分,其现代歌诗观念对当下诗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民国年间（1912～1949年）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内地僧人赴藏求法

汉藏佛教文化交流自唐朝开始,经宋、元、明、清历朝不断,进入民国达到高潮。大勇法师曾在北京组建留藏学法团,其中的部分成员进藏求法,将大量的藏文佛教典籍翻译成汉文,推动并加强了藏传佛教研究,增进了汉藏僧人的相互了解和汉藏民族文化的交流。     

纯粹论还是工具论：探因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

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徘徊于纯粹论与工具论之间，其原因主要是：首先，对文艺纯粹论的学理依据缺乏深入的了解，更由于中国文学史没有文学自主的现实经验，使得他面对西方文学自主论的论说时，会觉得非常有道理，回到中国的现实时，又会觉得文学工具论更合时宜；其次，艺术家与革命家的双重身份；第三，争夺文坛话语权的实用主义考虑。     

走向后经学时代的文学之思--关于王国维文学研究的重新认识

以经学作为理论资源 ,运用经学的意识形态、思维模式、话语方式来定义和评判文学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主流。时至 2 0世纪初 ,经学对人们文学思考的控制却难以为继。此时王国维的一系列文学研究活动颇引人注目 ,尤其是《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分别在小说论、词论、戏曲论三个领域消除了经学眼光 ,尝试了新型的文学批评模式和文学研究方法 ,其基本思路、价值体系和主要术语 ,都已凸现出“后经学”文论的特征 ,成为中国文论走出经学时代的第一人。     

天人合一:五四时期郭沫若思想的核心

“五四”时期的郭沫若是带着对传统文化的“先见”走向世界的。他通过对传统文化哲学的体悟与主动追求,使传统文化精神获得了新的理解,从而构建起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哲学思想,泛神论等哲学思想只是使“天人合一”思想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一个表达方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