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前儒学思想的萌芽

儒家学派的创建者是孔丘，儒学的核心思想是仁，而仁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在孔丘之前儒学核心思想的仁学已经出现了萌芽，如公孙轩辕的‘以仁德服天下’，伊尹的儒学启蒙思想，以及周公旦的‘敬德保民’都对孔丘有着深刻的影响，所以我们认为孔丘的儒学是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而成的。     

孔颖达《周易正义》对王弼的超越

王弼是易学史上著名的义理派学者,虽然也不弃象,但理论上存在着欠缺。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在释大衍义和诠释乾坤二元方面对王弼进行了提升,并对王弼以无为本的本体论进行了改造,弥补了王弼忽视象数的偏向,对宋代象数派和义理派的融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孔明苑——博物馆陈列新尝试

长期以来关于诸葛亮事迹的展览一直阙如，今成都武侯祠决定将听鹂馆重点改造，更名为孔明苑。文章详细论述了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后克服重重困难，进行了从展陈内容、展陈方式和展陈效果方面充分体现游客的参与性的大胆改造。通过此次尝试，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获得了一定的经验，为使孔明苑成为专门展示诸葛亮文化的地方，并最终形成“三国文化收藏、研究、展示中心”，奠定了基础。     

论香港地权法律制度的基本特点

作为地权制度核心的土地所有权制度,香港既没有承袭中国封建地主私有制,也没有效仿英国,而是根据自身的特殊性,建立了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相分离、土地只租不卖的基本制度。这个制度决定了港府在土地处置中拥有双重身份和权力,从而使土地发展利用的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得以比较完善的结合,为土地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全面实现提供了法律保障。香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和繁荣受惠于香港的地权法律制度。因此,分析研究香港地权法律制度,认识其基本特点,对“一国两制”的实现和借鉴香港经验,改革与完善我国地权法制都有相当价值。     

外国和中国香港反贪污贿赂的特殊证据规则

外国和中国香港反贪污贿赂通常适用三个特殊证据规则 :一是证据排除规则 ,主要有坦白保护规则和习惯排除规则两个方面 ,前者包括坦白免予起诉规则、坦白不得采证规则两项内容 ,后者包括合理排除规则、公务行为除外规则和完全排除规则三项内容。二是证据推定规则 ,其适用的前提是必须已证明一方行贿或受贿 ,并允许被告人反证 ,同时对案件性质、范围以及贿赂数额又有一定的限制。三是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包括证明的主体、对象、要求和效力 4个方面     

助学贷款的国际借鉴及启示

国外和香港助学贷款工作成效显著,给我们的启示是,要明确政策体系,保持政策的长期性和灵活性;要完善法律架构,规范契约行为和违规惩处;要完善诚信教育,建立银行诚信档案;同时,要积极推行生源地贷款工作。在这个基础上,深圳和沿海发达地区可以率先考虑建立学生资助机构,专门负责大学生资助工作,加大政府对大学生的资助力度,开创大学生资助的新举措。     

北朝熊安生的礼记学及其经学史意义（上）

熊安生是继王肃之后,在南北朝时期的礼学传承和《礼记》疏解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学家,身居北朝,与南朝的皇侃以“三礼学”并鸣。唐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对熊安生《礼记义疏》的文句有相当程度的选取和保留,并有所评判。熊安生对《礼记》的解说和诠释,既显现出对郑玄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又呈现出相应的时代特色,而且很多内容成为孔颖达《礼记正义》不能不加的引述和必要的参考依据。那么,诸如沿袭郑注而有所引申、提出不同于郑义的解说、称引纬书及其郑玄注以为己说、称引其他经书与典籍以解义等方面,就成为熊安生礼记学的突出特点。另外从孔颖达《礼记正义》当中大量的评议以及后世学者的关注和评价,也可以看到熊安生礼记学的经学史价值所在。     

试论侯外庐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思想史研究

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紧扣时代脉搏，继承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对中西文化进行深入比较，探讨其异同。他冷静地钻研、不懈地思索，遵循严格的研究规范，提出了许多深刻的问题，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创立了一个史学学派，成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典范。     

战后国民政府涉港事务处置个案研究——以张添祥事件为例

太平洋战争期间,国民政府争取香港主权的努力遭遇挫折,战后英国重返香港,中国在涉港事务中试图积极应对,争取国家利权。1946年12月3日,中国内地与香港边境的文锦渡发生一起英军越界开枪事件,造成宝安县居民张添祥死亡,即＂张添祥事件＂。事件发生后,广东地方当局和民意机构主张强硬外交,积极组织援助;国民政府外交当局亦介入善后,在民意舆论的压力下展开外交维权。最终,张添祥事件不了了之。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al assistance systems in Macao and Hong Kong

This article compares social assistance systems in Macao and Hong Kong. It finds that Macao delivers a higher level of social assistance benefits, whereas Hong Kong has a larger group of social assistance beneficiaries.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spends a larger amount on social assistance provision and imposes tougher controls on the recipients, compared to Macao. The results of the comparison indicate that Macao and Hong Kong differ markedly in the type of productivist welfare regime they belong and challenge the assertion that the two welfare systems form a distinct welfare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