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基本依据·价值意蕴·实现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立足世情、国情、民情和党情建立起来的制度体系。从历史选择到制度实践构成了我们在新时代夯实制度自信的基本依据；从共同富裕到人的全面发展彰显了制度自信特有的价值意蕴。站在新的发展阶段，既需要大胆借鉴古今中外制度建设的有益成果，又务必坚持在实践基础上以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以制度借鉴、制度实践和制度创新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     

“动物与人”：叙事伦理、悖反性与双重困境指向——论“抉择之痛”作为功能指涉的效力边际

对初始情境中受难者“陷困”功能的探讨，是“动物叙事”叙事语法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环，其中贯穿了一个最为基础的叙事功能指向——“抉择之痛”。强调“动物与人”两类受难者角色在身体、心理抑或情感维度陷入某种矛盾与纠结的状态，并且彼此间时常呈现出一定的矛盾悖反性。这一角色身份由动物形象与人类形象分别或共同承担，均指向一种叙事伦理层面的现代境遇的表达。在题材范畴方面，这一功能指涉涵盖了家养类与野生类“动物叙事”各自的叙事范畴。其效力边际已不仅仅局限在单纯生态视域与人性指涉的层面，而是凸显现代语境下人类所面临的共通性的伦理困境：一种挥之不去的矛盾、困惑与不安的情感和心境的写照。     

"指标困局":农村贫困治理的实践与反思

在国家的扶贫实践中，地方政府的行为策略是影响扶贫绩效的关键变量。通过对精准扶贫政策实践的调研发现，中央政府不断升级的治理手段为重构央地关系创造了条件，地方政府对国家扶贫理念转型认知的偏差以及在形成路径依赖之后的策略行为不仅容易产生对总体局势的误判，还为后期的政策困局埋下了伏笔。在此背景下，地方扶贫工作遭遇“指标困局”，即地方政府很难实事求是去识别贫困户，只能在既有的指标约束下进行精准识别，扶贫工作陷入了反复识别，却仍难实现精准的怪圈。     

论改善型民生

根据支撑基础、责任负担、保障水平以及民众需求等维度，可以把民生保障划分为托底型、基本型、改善型以及富裕型等四种类型。改善型民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它是指通过各类民生项目的安排及民生待遇优化以促进民众生活得到持续改善、社会发展水平得到提升的一种制度类型，是民生项目更加齐全、内容更为完善、治理水平更高、使民众各按其分的民生模式，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服务消费支出总额持续增长以便能够提升生活水平的民生类型，是那种不断满足人的需要特别是较高层次需要的模式类型，也是更有助于形成社会结构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民生制度类型，因而具有综合性、完善性、激励性以及发展性等特点。这要求我们优化民生类型设计及民生投入结构，补齐改善型民生短板，营造良好社会秩序，扎实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学术论文一稿多投的"诊"与"治"

一稿多投是学术界由来已久且难以医治的顽症。究其原因,主要是科研压力之下作者的投机心态、作者投稿经验的匮乏、稿件时效性的压力以及网上投稿的便捷与低成本等因素使然。一稿多投会造成编方人力资源的浪费,容易引发一稿多发,挤占宝贵的版面资源,引起版权纠纷,破坏学术诚信,扰乱科研秩序。要从加强制度建设、加大惩罚力度、利用高科技进行防范、健全监督机制、加强学术道德教育、提高编辑效率等方面,把"他律"与"自律"结合起来,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多管齐下,齐抓共管,从根本上规范科研活动,根治一稿多投顽症。     

君主专制与政治抵制:早期现代英国法律语境中的《复仇者悲剧》

英国自都铎王朝后期至斯图亚特早期，立宪君主论或混合君主论者抵制君权神授论，坚持家庭是一个自治的、涉及臣民私人权益的小政府，受到自然法、古代宪法或神圣法的保护。《复仇者悲剧》中公爵王室言行映射詹姆士一世在《皇家礼物》中所宣扬的君权神授论，温迪斯兄弟俩及追随者的复仇隐含当时的政治抵制学说，公爵王室与温迪斯兄弟俩的对立象征君权神授论与普通法理论的对峙。温迪斯兄弟俩却以威胁新君为由被处死，司法斗争简约为复仇冲动，维权英雄陡变为暴徒，暴君化身为明君，这暴露出君权神授论的悖论性和剧作家含混的复仇伦理。     

Developing ethical approaches to data and civil society: from availability to accessibility

This research note reflects on the gaps and limitations confron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thical principles regarding the accessibility of large-scale data for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CSOs). Drawing upon a systematic scoping study on the use of data in the United Kingdom (UK) civil society, it finds that there are twin needs to conceptualize accessibility as more than mere availability of data, as well as examine the use of data among CSOs more generally.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apparent “digital divide” in UK civil society – where, despite extensive government rhetoric about data openness, organizations face not only the barriers of limited time, funds, and expertise to harness data but also the lack of representation within existing data – we present a working model in which ethical concerns accompanying data utilization by civil society may be better accounted. This suggests there is a need for further research into the nexus of civil society and data upon which interdisciplinary discussion about the ethical dimensions of engagement with data, particularly informed by insight from the social sciences, can be predicated.     

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的作用机制

基于“2017年中国城市化与新移民调查”随机调查数据，通过已有文献构建新媒体影响力和雾霾风险感知指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并探索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提高新媒体影响力，能有效降低雾霾风险感知，而政府环保评价起着显著的中介效应的作用；并且新媒体影响力可划分为官方媒体影响力和非官方媒体影响力；官方媒体影响力不仅直接影响雾霾风险感知，而且通过政府环保评价间接对其产生影响；而非官方媒体影响力仅通过政府环保评价对雾霾风险感知产生间接影响。因此，媒体融合时代下，提升公众对官方媒体使用频率，拓宽官方媒体信息发布喋道，完善公开透明的信任机制，同时加强对非官方媒体的信息监督和信息反馈机制，完善政府风险沟通机制，对现阶段中国环境风险的源头治理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农村研究的主体回归与方法论创新

21世纪以来,中国农村治理研究陷入了本土化与主体性双重困境,中国农村社会基础的深度转型,农村研究方法的缺陷以及大规模村庄研究的局限,要求中国农村研究回归深度的村庄研究,尊重农民主体性。在回归村庄研究的方法论上,文章认为要突破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等研究视角的局限,把市场化这一变量纳入分析视野中。村庄主位、农民主体、市场化过程同国家宏观治理体系的互动逻辑,应该构成后中国农村治理研究时代的主要内容。     

论全球气候治理中城市的角色转型——兼论中国困境与出路

从全球气候治理的1.0时期、2.0时期到3.0时期，城市逐渐实现了从“幕后参与者”到“共同引领者”的角色转型。这一转型既得益于全球治理理论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延伸，更受惠于城市外交理论的推动和全球气候治理中“集体行动的困境”之驱使。就目前来看，中国城市的这一“共同引领者”角色还无法完全体现出来——不仅在隐性的“南北分割”的权力结构和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治理分歧中，面临着对外发展的困境；而且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气候治理行动的“单向”型构造及城市的“经济发展”和“治理责任”的两难抉择中，面临着对内优化的瓶颈。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可以采取“两条干路+六条支路”的“两轨并行”式路径来寻求合理的应对之策。国家可以在寻求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之时，进一步完善国内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和立法，并赋予城市以一定的自主性；而城市也可以在深化城市气候外交，加强与国家的“双向”型气候治理互动的同时，推动“韧性城市”的长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