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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郝云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6(3):251-253
如何看待现今的侈靡(奢侈)消费,侈靡消费的经济价值与伦理价值是否“二律背反”,值得深思。此外,侈靡消费过程中所遇到的价值难题提示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认识侈靡的度、方式、条件、对象以及侈靡与节俭的关系等问题。对此,我们可以从首开侈靡消费之先河的《管子》那里得到些许启示,并通过历史与现实结合的维度理解侈靡消费观的现实价值。 相似文献
2.
张雷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1):38-43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秉持传统伦理精神中的尚俭理念提倡和践行节俭,发挥了传统节俭之德应对现代化进程中诸问题的“道德锁匙”作用。党提倡和践行节俭的道德实践涤荡了奢靡之风和浪费现象,磨砺了党的奋斗意志,密切了党群关系,彰显了党的德性,诠释了“知行合一”的党德价值观,体现了党的道德自信精神。同时由于中国传统节俭之德内蕴着丰富的生态爱护情怀,党提倡和践行节俭的道德实践还具有继承和拓展传统生态伦理意蕴,以促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道德价值。 相似文献
3.
国内对节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节俭的内涵、节俭的评价和节俭教育。关于节俭的内涵,学术界多是从与节俭相关的范畴出发认定节俭,而不是从节俭本身内在的属性进行规定,总体上存在认识模糊之嫌。关于节俭的评价,学术界主要存在肯定性评价、否定性评价和功过两分说三种认识。关于节俭教育,学术界主要针对学生和领导干部两个群体进行重点研究。 相似文献
4.
刘建军 《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5(2):46-48
1940年代,华北根据地出现严重困难局面。与此相对照,浪费现象在华北各根据地普遍存在着。为根除这一现象,中共采取了多种措施。这些措施的推行,在当时对肃清浪费现象、倡导节约之风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当今政府反对浪费、倡导勤俭也有重要启示。 相似文献
5.
黄忠晶 《沈阳建筑大学学报》2007,9(3):317-320
节用是墨子的一个基本的治国思想。墨子从衣、食、住、行、性、葬、乐等方面揭示了当时君主横征暴敛、奢侈荒淫的现状,并以古代圣王作对照,说明应该怎样节用。墨子的节用思想,主要是针对上层统治者来说的,是在保证下层百姓基本生活需要的前提下节用;而节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广大人民能够过上"暖衣饱食"的生活。 相似文献
6.
邵英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134-137
俭约是中国文化中衡量做人,做事,成为君子的一项重要参数。普通民众要以俭约作为行事准则,为政者要以俭约作为提升政绩、练达品性坚守的信义。人们不能以发展经济作为可以恣意挥霍资财的借口,因为只有知足者才能真正实现富裕。孔子置身于“礼坏乐崩”的大混乱中,特立独行,创立“仁”学思想体系,期望以“仁”释“礼”的方式规范上层社会的行为,使社会各阶层能继续尊崇贵本俭省的祖训,实现俭以养德的目的。孔子的俭约思想是和谐社会所必需的根基,是当代中国社会必须大力提倡的美德,是必须坚守的生活理念。 相似文献
7.
胡辉杰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3(2)
中国传统哲学,立足于以人为本,崇尚和谐,追求天人合一,两型社会建设的宗旨与之一脉相承.中国传统的尚俭戒奢伦理,可以增进人的德性,提高文明水平;可以持家、兴国;与可持续发展密不可分,从而构成了节约型社会建设的核心思想资源.中国古代生态环境伦理表现出鲜明的东方特色,如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善待生命,关爱万物;道法自然等,都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极富启迪意义的思考.与此同时,需要避免中国传统伦理的绝对化. 相似文献
8.
墨子充满平民色彩的思想体系有三个基本的支撑点——“尚贤”、“节用”、“兼爱”,其浓重的济世情结、宽广的人文情怀和崇高的精神风范不仅给那些生活在礼崩乐坏、社会动荡年代,历经苦痛、身心饱受创伤的人们以巨大的精神安慰和寄托,时至今日仍有助于公平正义、诚信友爱、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的构建。墨子尚贤事能、唯才是举,节用非乐、强本尚力,视人若己、兼爱交利思想所蕴涵的政治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前进道路上永不枯竭的精神源泉。 相似文献
9.
张希清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5(3):87-89,98
“孝”、“廉”是官员应有的最基本的品格,也是选拔和考核官员的最基本的标准。在两汉至南北朝700多年的历史上,曾经长期实行过“举孝廉”这一选拔官员的制度;现在我们认真研究和宣传“孝廉文化”,对于当前的反对贪污腐败、加强廉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要把“孝”、“廉”落实到当今官员的选拔和考核过程中,就要有一套完整的、可操作的制度,而不能仅仅停留在道德宣传、教育感化上。 相似文献
10.
任晓伟 《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5(3):90-98
“国家消亡”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初,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在否定了“国家消亡”论后转向了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认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则高举“国家消亡”论的理论旗帜,打碎了旧的俄国国家机器,赢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后,面对历史条件的变化,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开始不断提升国家在社会主义进程中的地位,到斯大林时期最终确立起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观念形态。20世纪前半期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变迁及其对20世纪中国政治的重要影响表明,必须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审视“国家消亡”论,也必须充分认识到在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国家消亡”论仍有重要的道德和政治价值。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