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县乡财政状况与基层政权建设

近年来县乡基层政权在运转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矛盾 ,其中财政收支是矛盾的焦点。县乡财政出现了收入大幅减少 ,支出刚性增加 ,债务负担沉重 ,风险加大等一系列问题。县乡基层政权组织的正常运转受到严重影响。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 ,既要从财税体制改革着眼 ,又要从经济发展环境着眼 ,更要从机构改革、政权体制改革着眼     

从部门本位回归到基本理性——对检察机关职权配置的思考

目前,我国法学界对检察机关职权配置问题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主要问题有三个。其中,检察机关是否有侦查权是个伪问题,其本质是检察机关行使侦查权时由谁来监督;检察官不是“中立及超然”的司法人员,不应当有对强制措施的批准权;检察官不应当以居高临下的“法律监督者”的身份监督审判程序,而是应当通过程序动议权和上诉权监督审判程序。目前主张维持检察机关职权现状的学者,有严重的部门本位主义,检察权改革应当摒弃部门本位主义。     

从权力本源看刑事侦检关系

侦检关系是我国刑事司法程序改革面临的重要问题。检察权的本源是公诉权,侦查权是公诉权的必然发展。世界范围内的侦检关系表现出在职能分工上的相对独立性、在实际运行中的紧密合作性和在发展趋势上逐渐走向一体化等特征。我国现有的侦检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错位现象,应从侦检督导型改革出发,以侦检一体化为目标重构我国的侦检关系。     

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研究

对行政强制措施实行检察监督是十八届四中全会赋予检察机关的改革任务。在全面依法治国和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检察机关履行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职能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在下一步检察改革过程中,应当坚持有限监督、适时监督、行政先行救济原则,探索采用检察建议、支持起诉、督促纠正违法、提请责任追究等方式对违法行政强制措施进行监督。     

论我国行政公诉的制度建构

行政公诉是由检察机关提起的行政诉讼,建立行政公诉制度既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公共利益的有效途径之一,也是完善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的客观需要。明确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诉的主体资格,界定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诉的范围,设立行政公诉的程序对于建构我国行政公诉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再探政府机构改革“黄宗羲定律”破解之法

被动适应性改革、机构撤并与职能转变缺乏有效互动、改革重横轻纵等诸多原因导致我国历次政府机构改革难以摆脱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终陷入"黄宗羲定律"怪圈.建设学习型与服务型政府,实现政府结构与功能互动,横纵改革结合,形成网络化改革治理格局,建立现代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加强财政监督与立法等,是21世纪我国政府机构改革跳出这一怪圈的出路所在.     

我国重大刑事冤案成因分析及应对策略——以公安司法机关的绩效考核机制为视角

近些年来,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发生了许多重大刑事冤案,危害极大,比较典型的如赵作海杀人冤案、佘祥林杀妻冤案等.刑事冤案的发生原因错综复杂,现行公安司法机关的绩效考核机制便是其中之一.文章以应对重大刑事冤案的发生为出发点,我国公安司法机关的绩效考核机制存在着一些不足,需要加以优化.只有建立了良好的法治观念与法治环境,构建完善的法律制度,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赵作海杀人冤案这样的人间悲剧再次发生.     

试论公安机关行政行为和刑事司法行为的界定

对我国公安机关的两种行为——行政行为与刑事司法行为进行了分析、比较。公安机关在实践中由于滥用刑事司法权 ,导致刑事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难以界定 ,这给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带来困难。针对这种状况 ,提出了界定我国公安机关的行政行为与刑事司法行为的标准 ,并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这一问题的规定作出评析     

国家机关侵权责任在立法上的冲突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民事赔偿责任与国家赔偿责任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法律责任。我国《民法通则》和《国家赔偿法》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因职务侵权行为所应承担的责任分别规定为民事赔偿责任和国家赔偿责任,这种立法上的冲突应尽快解决。建议在制定民法典时对《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作修改或废止。     

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

提起民事诉讼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立法应予以充分肯定。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主要限于三类案件一类是侵犯国家对国有资产的所有权的事件；二类是公害事件；三类是涉及其他公共利益的事件。由于案件本身的特殊性，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程序应有别于普通诉讼程序，在程序的具体设计中，应注重法院职权探知与非诉法理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