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现一个伟大的传统——《调和与制衡:西方混合政体思想的演变》评介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混合政体是一个经久不衰的思想主题,从古至今,西方政治思想家不惜笔墨对其探究论证,产生了无数真知卓见,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在国内学界,对混合政体的相关研究也偶现于坊间,然已有的研究多属于单个思想人物观点揭示,缺乏对混合政体思想整体性和历史性的探究和梳理。在此研究背景下,武汉大学储建国教授的专著《调和与制衡:西方混合政体思想的演变》(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可谓国内研究混合政体思想的一部力作。该著通过对西     

国企改革实现三年走出困境的思考

深化国企改革,三年走出困境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这需要国家在税收、保险、金融、价格等财经政策方面予以倾斜和配套措施的扶持,而企业自身要以现代企业制度为要求,加强管理,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需要国家、企业、个人三方面共做出努力,共渡难关,实现三年走出困境。     

喜迎澳门

澳门回归祖国的日子就在眼前,这是继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后,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又一大喜事。 澳门比香港离祖国内地更近,与珠海只有数百米之隔,乘车用不了几分钟即可到达,但终因澳门暂时还没有回归祖国,使同胞不得随便进     

从财税监督到统计执法的不同感受

说句实在话,在来统计部门工作之前,压根儿就不知道有个《统计法》,更不知道政府统计机构依据《统计法》对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具有警告、罚款和通报批评权。1998年组织上把我从财税部门调到统计部门工作,而且分管统计法制工作,我当时认为凭自己多年从事财务税收检查工作经验,一定能在统计执法上有所作为,为强化统计基础建设,提高统计数据质量起保驾护航作用。然而,现实与我的想象完全是两回事。一些同志认为统计数据开空头支票没关系,数据做大了,领导高兴,奖金可多拿,何乐而不为!如果考核指标完不成,年度奖金拿不到事小,给你个黄牌警告自找倒霉…     

带着感情为老干部服务

山西省图书馆今年3月份新上任了一位老干部科副科长,她叫郭瑞琴,今年36岁。别看她年龄不大,又是一位新手,但管理起老干部工作来却头头是道,不到半年时间,大家就看出她对老干部工作的那种热心和韧劲。郭瑞琴上任之初,先从小事做起。所谓小事就是一点一滴,别人不把它当个事儿的事,她都认真着手解决。比如,老干部活动室洗手盆上有个小笼头,因安装时水笼头离洗手盆壁太近,老干部洗手时很不方便,大家只好将手伸向脸盆下面洗墩布的那个小笼头上接点水凑合。小郭科长上任后立即找来管道工给修好了。就这么一件小事,长期没解决的小事,她立即着手就解…     

中美国民责任心成因及爱国主义教育之比较

中国和美国都是世界上具有强大影响的大国，国民对祖国的责任心是使这两个国家卓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本文在探讨两国国民责任心的特征及其成因的基础上，对中美两国的爱国主义教育进行了比较。     

税收法定主义的价值分析

“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法中极为重要的原则,甚至是最高原则。其原因是税收法定原则有着多重的价值蕴含,它把诸多人类追求的美好价值具体化到税法里。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税收法定”体现了民主的价值;从法学的角度看,它体现了法治的精神;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它又体现了效率的追求。     

序与前言一组

序与前言一组钱仲联《全明词》序断代词作，勒成全集，于亡友唐圭璋先生之《全宋词》，《全金元词》继之。他家踵武，则先后有《唐五代词》、《全明词》、《全清词》之纂，而后历代词作之渊海始备。然其间编者之为力有难易焉，《全宋词》筚路开山之功不待言，然在此之前，...     

中西比较视野中的分享经济理论

分享经济理论大致包括西方分享经济理论和中国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两种形态。这两种理论在思想来源、逻辑起点、基本原理和实践结果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西方分享经济理论所主张的雇员和资本家共同分享利润,只是形式上分享,其实质仍然是按资分配,不可能真正实现公平的收入分享。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所倡导的净收入分成制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及按劳分配条件下对新创造价值的分享,它可使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在追求共同利益的动力驱使下,发展生产,实现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利益分享。     

建构"深度贫困"伦理关怀的理据及路径

当前深度贫困已经成为脱贫攻坚中的“坚中之坚”,发展能力与机会的缺失以及心理的失衡与自然、经济上的致贫因素交织互构使得深度贫困不断地积累和沉淀,并突出地表现在地域与人群两个方面。深度贫困主体的现实境遇启示我们必须超越传统的治贫理念、方法和路径,发挥伦理关怀的功能。伦理关怀是深度贫困主体的内在需要,无论从责任、正义角度还是基于关怀伦理立场,社会都有为深度贫困主体提供伦理关怀的义务。在伦理关怀中,我们要以生存为基础,完善“深度贫困”的物质关怀体系;以尊重为宗旨,满足深度贫困群体的精神需求;以制度为保障,促进深度贫困群体的权利实现;以发展为目标,培育“深度贫困”消解的自我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