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成"学"的"科技伦理学"

“以客观公正性、公众利益优先性为原则 ,追求人类的终极价值 ,造福全人类” ,这是“科技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成立的逻辑大前提 ,而这个“前提”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它无视个体主体与社会主体在实践职能上的异质性 ,把本该由社会主体甚至类主体所承担的社会伦理责任强加于科技工作者个体主体或科技共同体的头上 ;忽视“主体际性”或“交往”对于科技主体的引导和制约作用 ;它是批判科技决定论形式下的变相的科技决定论 ;抹杀了伦理学的阶级性质 ;过高估计了科学技术及其主体对人类历史同时也是实践史的作用和影响 ,从而间接否认了唯物主义的“历史合力论”。科技的社会伦理取向只能导致科技的停滞甚至被取消 ,这对于科学技术本身以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恰恰是非人道的、不伦理的 ,这就是“科技伦理”的悖论。     

深度贫困生成逻辑与贫困陷阱跨越路径——习近平关于深度贫困问题重要论述的启示

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深度贫困问题重要论述,基于“人业地”综合贫困分析范式,阐释深度贫困与贫困陷阱的生成逻辑,进而提出贫困陷阱跨越的路径。研究认为：深度贫困是“人”的贫困转化及群体间互移、“业”的封闭与锁定、“地”的弱势累积以及“人业地”互构耦合的结果;深度贫困再生累积导致主体性、经济性和空间性贫困陷阱形成,三种陷阱叠加强化则最终形成“低水平生存性均衡”贫困陷阱。要攻克深度贫困、跨越贫困陷阱需要实施“超常之力”干预,即采取权能强化、市场重构、空间优化等强力干预措施及相互配合的综合性治理手段。     

贫困治理现代化:理论特质与建设路径北大核心CSSCI

贫困治理现代化的实质是现代化的治理理念和组织机制在减贫发展领域的应用,是包含治理主体、治理目标、治理内容和治理方式的有机统一体。它既致力于建构援助者和服务对象“内外结合”,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协同互动”的结构体系,也是兼顾传统发展智慧和现代治理技术,积极推动居民认同及参与,不断提高贫困治理系统性的过程。未来,推进贫困治理现代化,还需要以农村社区的本土发展资源和贫困人口的发展需求为基础,充分挖掘乡村留守群体和青年群体的优势能力,并从制度治理、技术治理和人文治理三个维度,优化贫困治理结构与秩序,推演出更加多元和符合地方特色的治理模式。     

谭恩美的关怀伦理观:以《接骨师之女》为例析

谭恩美自认她在写作中会尝试回答一些道德观问题。《接骨师之女》是她的第四部长篇小说,叙述了一个“三代女性、两对母女”关系变迁的故事,描绘了一幅女性情感历程的宏伟画卷。女性主体失语、伦理关系失序,既是关怀伦理声音式微的表征,更是两种伦理观（公正伦理观与关怀伦理观）之紧张关系的表征。《接骨师之女》集中揭示了关怀伦理观的独特内涵,充分说明了关怀伦理观对于解决个体间冲突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并有助于消解公正伦理观一统天下的认知格局。《接骨师之女》从文学的角度描绘了以“爱”为纽带实现“真”与“善”的统一这一根本伦理命题的现实可能性,并赋予“书写”、特别是女性“爱”的书写以特别的伦理意义,具有呼吁人们重视关怀伦理的积极意义。     

关怀伦理：道德冷漠的可能解决方案

道德冷漠已成为制约当前社会道德发展的瓶颈,究其根源在于传统伦理对“分离”的强调,即强调人的自主性和权利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分离为基础的。在解决道德冷漠问题的可能性方案中,关怀伦理主张以关系性为理论基点进行自我建构,重新定位关怀与爱等情感因素,重视在情境中强化关怀行为,以对话和商谈的方式解决道德分歧,满足人们“被需要”的心理需求。虽然关怀伦理在公正与关怀的关系、适用度及其在社会变革中的效力等方面存在一定局限,但它为促进当代社会和谐发展而提出的解决道德冷漠问题的可能性方案仍然是一次伟大的尝试和探索,也为当代人提供了一种可能的伦理生存样态。     

论城市贫困群体的自生能力与政策创新

国内外对贫困的认识正从外显的物质与收入的匮乏转变为内在的能力的剥夺,而我国城市反贫困政策还未适应这种转变,仍以政府主导救济式反贫困为主,忽视贫困群体的能力建设和脱贫意识的激励。因此应注重城市贫困群体自生能力的构建,增强其基本生存能力,提高其自我发展能力。视贫困群体为反贫困的第一主体,从环境、机会与意识三个方面提升其自生能力,并在反贫困政策的目标定位、内容转向和具体实施方面加以创新。     

习近平新时代扶贫重要论述的政治伦理意蕴

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扶贫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实现“小康梦”“中国梦”的重要理论支撑,也为构建没有贫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智慧。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增强执政合法性和厚植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思想和理论创新,具有深刻的政治伦理意蕴:“以人民为中心”是扶贫重要论述的政治伦理基点;“共享”是扶贫重要论述的政治伦理原则;“制度正义”是扶贫重要论述的政治伦理追求;“以人为本”是扶贫重要论述的政治伦理规范;“全球责任、正义与道义”是扶贫重要论述的世界贫困治理政治伦理导向。     

“关怀伦理”的公民道德价值研究——基于女性志愿者服务经验的视角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关怀伦理”在女性志愿者志愿服务动机与目的、志愿服务所遭遇的道德冲突与抉择、志愿服务的困难与坚持、志愿服务对其个人及社会带来的改变与影响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了解当前社会女性志愿者参与公共事务与公民道德体现的现状．以及影响女性志愿者“关怀伦理”道德思考发展与变化的社会文化因素：希望可提供“关怀伦理”在政治、社会方面公共运用的事实资料．并印证“关怀伦理”的相关理论,进而有助于肯定“关怀伦理”的公民道德价值．为政府有关部门决策提供建议。     

历史、伦理与世情 ——论梁晓声《人世间》的现实主义范式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建筑与历史记忆、代际与伦理承变、人性幽微与世情采写之间进行叙事架构,历史、伦理与世情构成小说的核心元素。其历史书写,以建筑群为记忆主体,呈现时代变迁轨迹,揭示阶层差异;其伦理书写,以公共秩序和家庭关系的代际叙事,描摹出民间伦理的具体样态;其世情采写,直面社会痼疾与人性之恶,弘扬传统伦理与民间温情。小说既具有现实主义创作“历史的”深度,又具有现实主义创作“美学的”高度,堪称现实主义范式下中国当代文学的标杆之作。     

农村"知识贫困"与教育资源配置

本文认为,农村“知识贫困”是农村经济贫困的重要根源,要改变农村“知识贫困”的面貌,必须从农村义务教育抓起;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应该采取“中央统筹、分级管理、以国为主”的管理模式,“以县为主”难以奏效！     

伦理视角下的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现代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产物,是一项充满人文关怀精神、具有深厚伦理意蕴的制度体系.因此,从伦理道德的角度重新审视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文章从不同的侧面对社会保障制度中蕴涵的伦理因素进行了深入挖掘.     

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测度与反贫困路径探析

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不仅是我国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难点和焦点,也是实现乡村振兴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对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和多维贫困的准确测度是有效攻克贫困、实现脱贫攻坚任务的重要环节。基于秦巴山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区1325份农户家庭微观调查数据,运用A F指数和反向传播神经网络法对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进行了测算和分析,发现深度贫困地区存在明显的交叉性与多维性贫困,致贫原因亦复杂多样。依据测算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深度贫困地区的反贫困路径：加强深度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深度贫困区生活条件;积极发展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提升深度贫困区人力资本水平;完善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健康网络,强化深度贫困区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完善深度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确实做到社保兜底;促进深度贫困地区劳动力流动,拓宽深度贫困区农村居民收入渠道;重视深度贫困地区综合发展,有计划地推进深度贫困区乡村振兴。     

从关怀伦理到人的权益保护——以新药临床试验中的受试者为例

新药临床试验是新药研发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受试者在接受临床试验的过程中极易受到伤害,他们的权益保护问题是新药研发过程必须正视的伦理问题。文章将关怀伦理作为解决此问题的思路.从女性的“普遍性体验”切入,将“关系自我”作为受试者权益保护的本体论基础,探讨受试者权益保护的伦理依据,由此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关注他人”是受试者权益保护的内在要求,“情感移情”是受试者权益保护的实践诉求。这一理路对于更广泛意义上人的权益保护具有借鉴价值。      

科学发展观与人的发展目的——兼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科学发展观观照了人的发展的历史维度、现实维度与道德维度,对人的发展予以终极关怀与现实关切,它本质上是一种人文发展观,具有深厚的伦理意蕴.科学发展观给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崭新的课题,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进行改革与创新,必须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增强人的主体性地位,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儿童贫困治理的几个理论问题

儿童贫困具有二维多元内涵,包括经济贫困和服务贫困,与成年人贫困和家庭贫困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儿童贫困治理不同于儿童福利工作,应以实现儿童权利、彰显公平正义、与经济协调发展为基本价值诉求。通过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依托家庭,克服儿童在物质、教育、医疗、照顾、文化等方面的资源匮乏,改善贫困儿童经济状况,提高生活质量,建立儿童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的治理体系。     

经济集聚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基于川渝地区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对比分析

经济集聚和乡村振兴作为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重点问题和现实诉求，二者能否"相得益彰"备受关注。虽然现在脱贫攻坚任务业已完成，考虑到"贫困陷阱""顽固贫困"以及"贫困代际传递"等关键问题仍然存在的客观事实，实现传统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是破除连片特困地区的相对贫困桎梏和防止返贫的关键突破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文章在空间经济学理论框架下探讨了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机制，认为经济集聚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但对邻近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具有显著的空间非对称特征，"经济集聚中心"对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影响同时具有规模效应和随距离衰减特征。作者以西部经济最活跃、贫困问题相对突出的川渝地区218个区县为样本，将反映地理和经济特征的空间权重矩阵引入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对上述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对全部样本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表明，经济集聚对农民的增收减贫效应在时间维度上存在路径依赖和"滚雪球"特征，具有长期的正向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可以显著促进农民增收，但其短期效应并不显著，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仍然是较长时期内地方政府必须加以重视的工作重点。对传统贫困县和非贫困县两类地区分样本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典型的空间非对称性特征，"经济集聚中心"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和随距离衰减的特征，经济集聚不仅不能有效促进边远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当地农村居民收入状况的恶化。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认为在肯定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积极作用的同时，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后脱贫攻坚时期，既要不断增强经济集聚的广度和深度，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又要重视经济集聚对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在减贫效果上的差异，合理调整政策，有意识地将乡村振兴战略与精准扶贫和深度扶贫政策相结合，切实做到持续改善贫困县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     

基于共同富裕的健康扶贫政策优化

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尤其是近几年的脱贫攻坚战,中国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在推进共同富裕的征程中,健康扶贫将长期持续,因而需要基于反贫困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健康扶贫政策的三个转变:从“以治病为中心”到“以健康为中心”;从“医疗帮扶”到“疾病预防”;从“最少受惠者”扩展到“次少受惠者”。据此,现阶段健康扶贫政策优化的重点如下:一是基本医疗保障制度逐步实行个人医疗费用封顶制;二是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三是增强个人健康管理意识和管理能力;四是关注贫困人口的心理健康;五是建设有益于健康的环境。     

发展伦理视域下西部地区的反贫困对策研究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反贫困经验的反思和对国内反贫困实践的梳理,认为贫困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从深层次讲是一个社会伦理问题,反贫困不仅要有经济发展,也要有社会、文化和道德的建构。正因为如此,需要基于发展伦理的视角审视和建构西部地区的反贫困对策。     

相对贫困的内涵、测度及其治理对策

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全球社会发展的重大议题,消除贫困是人类的共同使命。贫困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但是,相对贫困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将长期存在,如何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现实而又紧迫的课题。全面审视相对贫困的内涵和测度,从制度、资本和文化等方面讨论相对贫困的影响因素,从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分析解决相对贫困的关键环节,提出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加强教育体制改革,以此为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提供制度保障、基础支撑和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