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人间词话》之“真”

真乃《人间词话》之核心王国维《人间词话》最重“境界”,开篇即云:“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此“境界”之标举,固超乎流俗,独树一帜,然加细味即可发现,境界乃《人间词话》之主旨,而“真”乃“境界”之核心。正如王氏所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在这里,境界包含自然景物与主观情感两大要素,然无论景还是情,皆赖一真字,舍真即无所谓     

论元和五大诗人的参政意识与政治悲剧

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是中唐贞元、元和之际举足轻重的五大诗人。尽管他们在文学创作中或偏于诗,或重于文,取得的成就不尽相同,但有一     

矛盾的庄子与庄子的悖论--《逍遥游》的"小大之辩"及其它

本文以《庄子》中的"小大之辩"为主线,探讨了存在于《逍遥游》和《齐物论》两篇重要作品间的矛盾,以及庄子对"大"和"小"的态度,由此揭示了庄子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间的差异,并对其"逍遥游"的三个层面和逻辑顺序作出新的阐释.认为"逍遥游"的真正价值并不在其理论形态和最终目标,而在庄子对此一境界的追求过程和借此表现的对束缚自我之现实的否定;庄子在现实中对小大的分辩比起他理论中的大小齐一来,对人们认识、理解事物具有更深刻、更普遍的启迪意义.     

论韩愈两度南贬之心性特征与诗风转变

唐贞元末至元和末,韩愈先后被贬阳山、潮州,其心理性格及诗歌风格均发生明显变化。阳山之贬时,韩愈面对的主要是在他看来属于暗中使坏而随之失利的一拨“群小”,故其所作诗歌讽喻与指斥并行,复仇与扳援同在,由此形成突出的政治性、攻击性特点。而潮州之贬时,其所面对的乃是掌握生杀予夺权力的最高统治者,除政治强权的压力外,其内心深处也未尝不包括因《上佛骨表》言行不敬而产生的自我反思以及借助传播将悔过态度上达天听的意图,故其诗作自悲自叹中杂以自悔,生命忧恐中伴以求情。前者郁怒愤懑,劲气直达,所写物象、景观多险怪动荡,展现出奇险豪横的风格;后者则颇为收敛,险怪描写减少,郁怒之气渐收,其风格趋向悲缓平和。同时,这种变化也与两度南贬时作者之年龄、心气变化有关。从韩诗创作的整体情形着眼,不难发现韩诗风格的变化不只限于两次贬谪。大约自元和中后期开始,韩诗在选材、描写、气格上都发生了若干由强直豪横向平和冲淡的转变,而韩愈贬潮诗风的改变,既与此一整体走向吻合,也为此一走向发挥了某种助推作用。     

刘禹锡咏史怀古诗的类型和特点

刘禹锡的咏史、怀古之作大致可分两种类型 ,一侧重于表现主观情感 ,一侧重于观照历史兴衰 ;二者都具有反思历史的力度和体察人生的深度 ,而其有机结合 ,更形成一种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冲击力量。就艺术表现而言 ,虽自抒怀抱 ,又不露痕迹 ,令人初读 ,俨然咏史 ,细加品味 ,精义方出 ,并于“用意隐然”中带有悲凉沉重的人生感恨。     

韩愈两度南贬与诗路书写翦论

韩愈的阳山之贬和潮州之贬，无论路途之遥还是谪罚之重，都是同期贬官中最堪关注者。其诗路创作，除数量之大幅增加、质量之显著提升外，于写景记异、纪地述行、特别事件与人事交往、人文景观及其历史文化内涵诸方面，均独具特色。仅就其两度南贬途中正面涉及之主要地点、景观言，即达三十余处，其中不少具有唯一性和标识性价值。至于像蓝关、武关、层峰驿、楚昭王庙、洞庭湖、岳阳楼、汨罗江等，虽已有不少诗人涉及，但韩诗的描写或角度独特，或感触深挚，某种程度上为其增添了贬官视野中所特有的地理色彩和文化印记。质言之，这既是自然景观与文化风俗异质性不断刺激的结果，也是作者遭受政治打击所导致的发泄欲望的表现。至于常被人忽略的诗路同伴(阳山路途之张署，潮州路途之韩湘)及沿途酬赠诗创作，亦为了解韩愈诗路书写之一要项，而不宜轻易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