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二宪法”与中国宪政转型——基于政治宪法学的视角

司法宪政主义以美国模式为典型,逐渐扩展为一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宪法实施模式。中国"八二宪法"建立了宪法的政治实施模式,但未充分制度化与程序化。中国宪法学界效仿美国宪法学,以"齐玉苓案"为契机,推进"宪法司法化",却遭遇根本性失败。通过对中国宪政模仿"司法宪政主义"的这次失败经验进行考察与分析,对相关思路与理论基础进行检讨,可将中国宪政转型的困境归结于中国宪法文本上的"政治宪法结构"。这一结构蕴涵着中国百年宪政进程的丰厚政治遗产,构成型塑中国宪法权力结构并直接决定基本权利之优先顺序与实现程度的"根本法"。中国宪政转型的真实命题可界定为如何促使这一"政治宪法结构"根据人民主权的根本原理获得理性化与制度化。     

社会管理创新的自治之维

当前，“社会管理创新”成为政界、学界热议的重大主题。这一主题归属于中央近几年启动的“社会建设”系统工程。社会建设是改革路线图中紧随经济主题之后的“深水区”课题。在社会建设的总体布局中，中央突出了“民生’之维，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更加普遍可获得的社会保障，在疏解社会矛盾、弥合阶层冲突、强化再分配正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处于基础保障层次的“民生”并不能够解决由于制度不完善带来的利益侵害与社会失序的问题，     

政治宪法学的问题、定位与方法

田飞龙(以下简称"田"):高老师,您好,很高兴受您之邀过来就"政治宪法学"的有关问题进行一场访谈式的对话。其实今天最佳的对话场景应该是在您和陈端洪老师之间展开,我只是"政     

新君主制与中立性权力——评贡斯当《适用于所有代议制政府的政治原则》中的政体设计

贡斯当以"自由古今"的历史社会类型学启发了伯林的自由概念,为自由主义建构核心范畴提供了基础性支撑。贡斯当的贡献不限于此,其关于政体设计的"秩序理论"同样影响深远。面对法国大革命带来的秩序重建难题,贡斯当提出了"中立性君主"学说,设计了法国式的君主立宪制模式,在理论上期待一场法国式的"光荣革命"。这一设计具有"复合代表制"的理性内涵,是传统君主制与分权式共和制的合理整合。这一思路启发了19世纪下半期欧洲的国家学说,并在20世纪初引导施米特建构了总统护宪理论,同时间接影响了凯尔森关于违宪审查权的结构性思考。贡斯当的"复合代表制"理论对于中国的政体结构完善具有积极的思想意义。     

改革四十年的法治变迁:过程与前景

改革四十年,中国在法政秩序上取得了重大的制度性进步,法治成为治国理政的主要原理与方法。这一制度范式的形成,是在改革法治的二元结构即宪治与部门法自治的独特张力中完成的。改革法治整体上推动国家从运动式治理转型为规范式治理。在国家制度转型中,企业家不仅创造物质财富,也与权力秩序形成相互塑造的法治化效果。通过企业家与法的互动视角解析中国政商关系的规范变迁,也是观察四十年法治的重要线索。四十年法治在十八大以来出现了"改革的再秩序化",即以治理现代化和全面依法治国重新理解与规划中国法治现代化道路,而2018年修宪则标志着新法治道路的基本成型。改革四十年的法治建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也推动着中国法学的理论成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结构完善。     

“一国两制”的国家理性——评梁美芬《香港基本法：从理论到实践》

香港是中西文明冲突的独特产物,香港基本法是“一国两制”与中国国际化的独特宪制安排。“一国两制”内含丰富的国家理性,其宪制目标不限于香港本身的繁荣稳定和高度自治,亦包含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高位诉求。香港回归20年来,“一国两制”的内在冲突,显示的正是两种制度的文化冲突与价值博弈,但在国家发展与法治进步条件下也展现出国家整合的明确取向与路径。依法治港日益成为“一国两制”实践的最大共识。梁美芬博士的《香港基本法》一书即诞生于这一错综复杂的历史时段,以具有内地经历的香港法律人视角展现作为混合法的香港基本法之历史、现状和演变趋势,呈现香港基本法实施的主要宪制争议和制度细节,努力解释和沟通普通法与大陆法传统之间的法理差异和冲突。“一国两制”首先是国家制度实验,在香港面临某种结构性转型的发展难题,需要国家责任更加明确的确认与承担以及香港社会的共识凝聚与合力。     

共存而优先——一种常态政治下的政治宪法理论

基于对英国宪制之一元化民主传统的认同与重述,贝拉米在《政治宪治主义》中构想了一种常态政治下的"政治宪治主义",以显著区别于欧陆及美国的相关政治宪法论述。贝拉米从权利冲突的性质入手,批评了司法审查的权利论基础,赋予了权利冲突及其解决以政治性质。在规范基础上,贝拉米接续了当下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观念,对政治与权利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的铺排并最终指向一种确保平等和参与的民主框架。贝拉米在理论上并未根本拒绝宪法政治,但认为常态政治本身就具有宪法意义和优先性。这样一种更为平和的"常态政治宪治主义"为中国政治宪法学的理论进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也为中国当下的宪治转型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思考方向。     

本土资源与法律多元——重读苏力之《法治及其本土资源》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是法律社会学也是中国法制研究领域的一部较好的著作。该书以"法律多元主义"为基本理论进路,通过对转型中国若干个案的理论考察,对"本土资源"进行了规范转化,其结果就是提炼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问题这一核心命题。"本土资源"事实上已经被苏力的理论努力所规范化,而运用"法律多元主义"处理国家法与民间法关系时可能凸现出理论前提本身的局限性。但这也许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历十年仍然可能给我们带来的知识启蒙的意义。     

中国时刻的思想创发

2013年12月21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组织召开了第二届"知行思想年会",汇聚了16位来自政治学、哲学、法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学界名家和新锐才俊。思想先锋,学术多元,延续首届年会"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本届年会继之以"中国时刻的思想创发"为主题,为进一步推动中华文明与现代治理而展开高端学术切磋。伴随着中华精神之振发和一系列变革,下一步的走向则亟待回应现有的局限而做出自觉的超越。超越的力量既来源于体认文明的深层源泉,也催动着适应于现今中国的制度创新。这一方面需要从现代秩序经验中汲取构建良好制度的点滴,另一方面亦须于中华文化的自觉体认中返本开新。基于上述体认,本刊作为此次会议的协办方,共襄盛举,特辑录其研讨内容以飨读者。以下内容已经发言者校阅,本刊略有删节。     

中国式现代化与和平发展道路的制度探索

中国式现代化是民族复兴的方法论,也是人类和平发展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共二十大报告对中国模式与中国发展道路的概念综合与历史综合,是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模式与路径。中国式现代化是在西方主导的殖民化与全球化的世界体系进程中催生和展开的,是民族性与现代性复杂互动与动态结合的产物。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既是对中国自身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总结与规范提炼,也是对西方现代化内含的冲突与征服基因的思想和制度批判。中国式现代化历经近现代的接力探索,从物质、制度、文化层面累积演进,经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新中国的建立而进入自身道路与体系的结构化发展阶段,对接中共二十大提出的民族复兴总目标。中国式现代化以和平发展价值观为基础与内核,是人类和平发展道路之制度性探索的典范。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明晰世界体系的霸权内涵与斗争性质,坚持和平发展的王道实践,与西方霸权和霸道展开道德和制度斗争。“一国两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与制度杠杆,是和平发展道路的典范制度,在新时代语境下可从国际法维权与国际调解院创设中进一步做出和平发展的制度性贡献。中共二十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时刻,也是人类和平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新起点与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和平发展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带来了新选项与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