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对刑事责任的扩散

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在很大程度上作用于刑法中的罪责并改变了个人责任的基本概念。对于人类与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系统之间的合作,要在个案中详细地审查：机器如何参与决定的作出,人类的行为空间如何发挥作用,以及个人的罪责是否被阻却或至少被极大地减轻。完全或在部分范围内让机器作出决定,会对罪责概念以及进一步对刑事责任产生许多问题,包括过失犯的预见可能性、客观归责、不当行为的可证明性等。在刑法上进行新的调整可能是有必要的,这涉及罪责、可归责性、可证明性和量刑,同时必须寻找刑法以外的其他解决方案,以持续防止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系统对刑事责任的扩散。     

科学时代的人类学现实主义

[提要]人类学是关于现实主义的学科。文章明确区分了现实主义和科学主义（或者说客观主义）,认为现实主义应该确认包括民族志在内的所有知识得以产生的语境及其偶发性。而科学主义（一套将科学作为权威来源的说辞）却悖论式地否认科学本身得以生成的语境。一个现实主义的视角不但以社会经验为依据,并且也意识到以此获得知识的种种局限性。如今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斥着市场消费主义、新自由主义、审计文化以及各种强权暴政,这些势力出于其自身政治利益的需要,正想方设法取代各种质性的修辞研究,从而遏制批判性的思想。有鉴于此,现实主义不啻为一个探索人类学理论所蕴含的政治意义的较为恰当的视角。     

新旧“大历史”：前提假设、范围与可能性

近年来，大卫·克里斯蒂安等人已经将“大历史”提升为一种研究过去的新方法。本文将大历史与旧大历史、也就是“普遍史”传统并列。“新”大历史或者以一种连续的神学为基础，或者建立在一种唯物主义形式之上，这种唯物主义被看作人类历史决定因素，或者起源于两者多少有些矛盾的混合。新旧大历史例示的“大跨度历史”与其说是对历史知识的贡献，不如说是这种或那种世界观的叙述化过程。在区分最大跨度历史与“仅仅是”大跨度历史过程中，在历史书写过程中满足大跨度历史要求的更好方法是更适度的尝试，例如，大跨度比较史、网络与交流史、专题史和现代化史。     

当代中国的音乐及社会差序——京剧票友会与摇滚乐队“派对”比较研究

本文主要探讨当代中国的两种音乐活动形式——京剧票友会以及摇滚乐队派对。这两种音乐形式虽然在风格上截然不同,但是两种社团在结构上却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这两种活动形式基本上都具有我们所称之为＂为位＂（positioning）的行为,参与者由此在音乐活动中找到他们各自的位置。而且,两种活动形式都涉及到＂外来者的融入＂（outsider integration）,即允许陌生人的参与并在活动中找到他们的位置。     

秋阳·创巴活佛对于藏传佛教西方传播的贡献

2014年是秋阳·创巴活佛圆寂二十七周年。他是二十世纪以来将藏传佛教佛法传播至西方世界的开拓性重要人物。他非凡的人生经历和佛法教导内容，至今仍在塑造并影响藏传佛教全球化的发展传播。     

“文革”十年，有人结婚也有人离婚

结婚登记情况分析“文化大革命”以前，上海的结婚和离婚登记均由区政府民政科办理。1968年5月，结婚登记下放到各街道办事处。1975—1976年间，各区革命委员会地区组开始接管此事。1977年婚姻登记正式复归民政部门。由此可见，尽管“文革”十年间的婚姻管理模式发生过数次的变动，但基本的管理是持续的和正常的。     

阅读毛泽东文本：认识论问题

毛泽东的认识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验主义,而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混合物。研究毛泽东的思想需要理论干预,应将其文本看作理论推演的实体,并关注文本中现有的理论主张、合乎逻辑的假设和建构方式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一致性和连贯性程度。     

绿色新政：欧洲走出危机的长期性、可持续计划

欧洲绿党所倡导的“绿色新政”，其目的在于实现在地球自然限制内带来经济繁荣、社会正义和生活幸福的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而实现路径则依赖于对基础设施、工业产业、教育创新、社会聚合与自然环境等进行投资。由欧洲议会绿党党团委托支持、绿色智库“重构”完成的这一研究报告，试图构建一个相对不利环境下如何达到改变欧洲经济与社会状况的投资水平的金融体制。它认为，欧盟每年需将GDP的2%投资到2020年时实现CO2排放减少30%目标的工作中，并建议财源的主体应是私人投资，同时国家创造必需的激励和支持以吸引这些私人投资。     

走向一种绿色意识形态

与价值观不同，意识形态既是规范性的又是描述性的，或者说，既是价值评估性的也是知识追求性的。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被传统地以“二分法”的方式加以构建，实际上二者是一种互补关系，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对矛盾关系的否认。一种建立在摆脱教条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绿色理论，更有利于开展一种行之有效的实践，而这或许是绿色运动可以从马克思主义那里继承的最为重要的遗产。如果生态主义要想成为一种有影响的意识形态，就必须发展一种“绿色实践观”，创建“理论-实践”的统一体，并借助包含着价值考量在内的“中介”来跨越二者之间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