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置宰相年代新证

我国宰相制度的源起究竟始于何时,是一个值得重新探讨的问题。《史记·秦本纪》说秦武王二年(公元前三○九年)“初置丞相”,被史学界普遍认为是我国历史上正式设官为相之始。我们认为,这种理解是错误的。一、司马迁说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当说的是秦国,而不包括其他国家在内。     

王道的僭妄--也谈孙中山的大同理想

本文作者认为,孙中山虽然受过较为系统的西学教育,但其价值关怀和思想方式仍是中国传统型的,他的大同理想既是出于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拒斥,又是对传统儒家民本主义的继承,同时亦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思考社会问题的思想局限性.更为重要的是,孙中山以"天下为公"为价值目标的民生主义,既同现代自由民主的理念和基本原则不合,亦同他的民权主义互为矛盾,尽管民权主义同样带有儒家民本主义的阴影.     

“兴”与“象”：从《诗经》到《周易》

“兴”是《诗经》的灵魂,“象”是《周易》的内核。“兴”反映的是上古先民认识世界、跟世界打交道的根本方式,“象”标志着主体自觉的意义生成机制。从《诗经》到《周易》体现的是“兴”思维到“象”思维的发展。“兴”思维中现象和意义的生起是无性的,而“象”思维中现象和意义的生起是有性的。“兴”与“象”有着“体感”与“观思”的不同。“兴”并非凌驾于“象”之上。“兴”有其缺陷,即主体蒙昧性;“象”有其优点,即主体自觉性。中国哲学中的“功夫论”是对“兴”的超越性复归。     

历史发展的多向性与单向性

人类历史只有从低级状态发展到高级状态的趋势,既没有预定的轨道,又没有类似神学目的论的单线因果链条,一切都是自然的发展过程。尤其是对于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历史来说,时常面临着多向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属性只能是单向性的,即历史的现实只能在多向选择中择定一种作为未来历史的发展前景。在多向性与单向性的转化关系上,本文作者从历史传统、历史氛围和历史偶然性三个方面入手,阐发了在多向选择中,一种选择是何以排除掉其他选择而使自身发展为单向现实的。     

文化与文明之辨

“文化”与“文明”这两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极其重要的概念,内涵虽有相互重合和相互渗透的地方,但却又大不相同。“文化”是人类超出自身之自然状态的诸多发明创造,而“文明”则是相对于人类自身的野蛮状态而言的;辉煌的文化成就或悠久的文化传统并非意味着文明的优越。只有弄清楚“文化”与“文明”的异同,才能理性地理解历史和把握未来。     

儒家“革命”话语与20世纪中国的激进主义

在封建社会 ,因为没有对统治者弄权行为予以制约的机制 ,因而儒学思想家们提倡的“仁政德治”只能是空想而已 ,面对当时的政治现实———昏君恶政 ,儒学思想家们又提出了“造反有理”的“革命”话语 ,以致使社会陷入非理性的盲动的“革命”实践 ,正是这种文化思潮导致了本世纪初期中国激进主义的思想情结。     

回到神圣──帕斯卡尔散论

文章以近三百年来由于西方人对笛卡尔哲学的狂热崇拜而导致文化的全面危机为切入点，对长期以来曾被西方人忽视的帕斯卡尔撇开名与实的无聊争吵而直探生命本原的哲学进行了重新审视和定位。认为，帕斯卡尔的真正价值不仅表现于早在四百年前就以一种悲悯的目光审视过近代文明的缺陷和批判过科学主义的潜妄，更为重要的是，他的非理性主义哲学两个多世纪后仍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叔本华、尼采、克尔凯戈尔、陀斯妥耶夫斯基，甚至本世纪的萨特、海德格尔等人。文章对于帕斯卡尔的评价，对于更全面地了解和研究近代西方哲学富有启迪意义。     

周公才是中国文化的先祖

中国文化的先祖既非黄帝亦非孔子,而是周代初年的大思想家周公.所谓"炎黄子孙"、"孔孟之徒"等说法均为不确.周公通过对礼文化的重建和政治哲学的创立,以及将殷人的上帝崇拜转换为天崇拜,完成了由自然宗教过渡到伦理宗教的伟大变革.自此之后,在周公思想的影响下,中华民族形成了其独特的政治观、历史观、宗教观和价值观.     

关于我国古代民本主义的思考

近几年来,我国学术界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先秦时期(特别是西周春秋时期)的的政治文化带有浓厚的民主色彩,与古代希腊、罗马无异,同样表现为一种民主政治。持这种观点的同志所依据的大多是《左传》、《国语》、《论语》、《孟子》等古籍有关民本主义思想的论述,如《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所云:“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西方实证主义历史哲学与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

本文作者认为，实证主义历史哲学是一种机械论的历史观，其对历史的解释是一种超历史的解释。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的上半期曾受到西方思想界的广泛批判。但是，这种机械论的历史观在西方沉寂之后却在东方重新找到了它的生长地。本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就是深受其影响的。几十年来，历史学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乃至世界历史体系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走向歧路，可以说实证主义历史哲学是其深层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