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中的社会自治

近代以来，围绕着解决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矛盾和冲突的问题，出现了两种制度设计方案：一种是突出强调个人利益、私人利益的神圣性，把整体利益和公共利益寄托在个人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实现之中；另一种是强调整体利益和公共利益，把整体利益和公共利益看作是个人利益和私人利益实现的必由之路。两种制度设计方案都有着充分的理论证明，而且，发生在从属于这两种制度设计方案的理论和学说之间持久不懈的争论，构成了整个近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图式。在实践上，出于维护整体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需要，必然会选择强化国…     

通过合作和信任把握历史的脉动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合作和信任的问题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这背后,包含着人类走向后 工业社会伟大变革的内涵。在后工业社会的制度设计、生活方式建构和行为模式规范上,都需要基于合作和信任 来进行。而且,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也将会证明合作和信任是共同体生活必要的基础。     

任务型组织研究的前史

时代呼唤出任务型组织研究的课题,然而,任务型组织并不是一种新出现的组织形式,在人类近代以来的社会组织化过程中,任务型组织一直与常规组织相伴随.但是,迄今为止,组织理论在这方面的系统化研究尚未出现.尽管如此,在对20世纪组织理论的梳理中,我们还是能够发现许多组织理论家都给予了这一组织现象一定的关注.组织理论中关于任务型组织的一些模糊的、不甚准确的论断,对于我们研究任务型组织来说,可以提供有益的借鉴.     

制度文明与道德行为自由--论政治文明和人的道德存在与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

人的行为是否是自由的 ,取决于双重因素 :其一 ,政治文明特别是制度文明决定着人的行为自由 ;其二 ,人自身的道德存在状况决定着人的行为自由。在现实生活中 ,存在着伦理冲突的问题 ,但是 ,也应看到 ,真正基于道德存在的行为是无冲突的。人的职业活动是联结人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道德生活的纽带 ,特别是在公共管理这种新型的社会治理职业活动中 ,社会治理者只有基于自身的道德存在 ,才能从根本上实现行为自由。     

论为了竞争的合作与超越竞争的合作

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人类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竞争的社会,不仅在经济生活中,而且在广泛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都建构起了竞争行为模式。竞争的社会中也存在着合作的行为,但是,这是一种为了竞争的合作,是为了获得合作优势而进行结盟的做法。现在,人类正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过程中,人们对合作的问题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可以相信,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也就是从竞争的社会向合作的社会的转变。在合作的社会中,合作获得全新的价值,也成为人类建构更加美好生活的基本路径。     

论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中的管理

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的加速化,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对我们既已拥有的社会生活和活动模式构成了极大的挑战,特别是对一切社会生活和活动赖以展开的管理造成了致命冲击。虽然每一位管理者都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管理困难,意识到了一场根本性的管理革命必然要发生,但关于管理变革的系统性、综合性理论探讨尚付阙如。当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管理实践中的积极探索一直在行进中,在学者们的理论思考中也提出了诸多应对社会高速运行的对策性意见。但是,理论与实践中所取得的所有积极进展基本上都属于策略性层面上的成果,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种在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条件下可以担负起有效行动的管理模式。在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中,我们认为,关键问题是要谋求组织模式的变革,只有当我们根据社会运行和社会变化加速化、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客观要求去建构起一种全新的组织模式,才能把管理领进一个新的境界。我们把这种新的组织形式称为合作制组织,而现实中正在孕育着的一场必然会发生的管理革命,也应被理解成从官僚制组织向合作制组织转变的组织模式变革运动。     

全球化时代的正义诉求

我们正处在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是发生在人类社会后工业化进程中的一场再次脱域化的运动,它与近代早期资本主义世界化是完全不同的.在近代工业化进程中,人类建立起了民族国家,社会正义的全部思考也都是在民族国家框架下展开的.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框架提出了挑战,意味着民族国家框架的解体.所以,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面临着社会正义重建的任务,需要建立起一种与全球化历史趋势相适应的全球正义.在现阶段,全球正义需要以民族国家既有正义原则中的那些一致性部分为基础去加以建构.同时,全球化所造成的社会异质化的事实也需要得到尊重,因而,承认与包容差异又是全球正义得以建立的基本途径.而且,承认和包容差异本身就构成了全球正义的基本内容.通过承认和包容差异,还能够实现文化融合的目标.全球化将为人类带来这样一种生活空间:那就是由文化多元化与文化融合两个维度构成的共同体生活框架.     

在风险社会中看行动的知识

知识之于人类的行动无比重要，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知识驱动的。从过往的历史看，知识可以分为许多类型。工业社会是一个崇尚理性知识的时代，理性知识在工业社会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也是令人赞叹的。然而，在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理性知识能否给予行动以强力支持则成了一个问题。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行动者是以合作制组织的形式出现的，其合作行动仍然需要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但这种知识绝不是单纯的理性知识，而是在知识融合中生成的新型知识。它具有多种面相，同时包容了人的情感、道德等。人类已经走进了风险社会，在构想风险社会及其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合作行动模式时，需要得到什么样的知识支持，以及如何在知识的基础上开展行动，都成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论契约的建立与扬弃

近代社会是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的,因此理解近代以来的社会,契约是一个确定无疑的出发点。人类社会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在社会契约论的理论证明中,契约能够发挥秩序、平等、公正的功能。但在现实中,契约表现出了它的历史局限性,特别是在人们对平等的追求中,契约自身在逻辑上包含着被最终超越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