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道德: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突破口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道德建设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道德建设又需要以行政道德为楔入点。当前，行政道德建设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它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因为行政人员普遍的道德状况是行政体系是否健全的一个标志，同时，行政道德具有巨大的辐射功能，行政官员的腐败会引起社会的不满，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人们以另一种形式效法，而行政体系的道德化则会促进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的迅速提高。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来说，抓住行政道德这个突破口，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论组织规则的冲突及其解决

官僚制组织是工业社会的典型组织形态,它在工业社会所取得的所有文明成就中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官僚制组织存在着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正式结构与非正式结构、正式程序与非正式程序间的冲突.一方面,官僚制组织为了组织自身的存在以及为了实现组织基本职能,有着一整套正式规则、结构和程序,但是,为了适应社会要求和执行任务的特殊性,它又必然会产生一套非正式的规则、结构和程序,因而出现冲突.在整个工业社会,这一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但是,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合作制组织的出现将会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冲突.     

论组织化社会中的信任

人类社会的进步体现在组织化程度的提高上,工业社会已经可以称为"组织化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与社会的组织化相伴生的是一种契约型信任.契约型信任从属于以分工一协作形式出现的集体行动的要求,是一种非人格化的、制度化的信任,具有工具理性的特征.从契约型信任在工业社会的表现来看,它是具有经济价值的,能够使整个社会的行为成本降低.特别是在组织活动中,是增强组织凝聚力、提高组织效率的有效途径.在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中,信任的秩序功能将会日益凸显出来.     

在后工业化的背景下思考制度重建问题

制度的演进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自然演进;另一种是自觉变革.人类农业社会历史阶段中的制度演进基本上走的是一条自然演进的道路.在工业社会的历史时期中,制度演进表现出了复杂的情况,既有着自觉建构也存在着自然演进.整体上看,工业社会的制度即使在初始阶段是自觉建构的,而在发展过程中也会陷入路径依赖,依然具有自然演进的特征.现在,人类正步入后工业化的时代,自觉的制度变革将会提上日程,我们需要更多地以创造性思维去对待制度变革的问题.后工业化进程意味着一个合作社会的生成,这个社会将会拥有一种合作制度,将实现对工业社会的基本制度的扬弃和超越.合作制度建构的出发点应当是人的共生共在.     

基于社会转型的制度重建之构想

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制度模式是在近代建立起来的,它是适应民族国家社会运行的要求而建立的.目前,人类正处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全球化运动正在打破民族国家的边界,把整个世界捆绑到了一起.这意味着工业社会的制度模式正在面临着一场全面的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被置于同一个起跑线上,需要共同承担起制度创新的任务.信息技术及其广泛应用,标志着人类后工业化进程的启动,而网络的辐射效应则反映在整个社会的网络化上,从而使人们之间合作关系的产生成为可能.当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合作的而不是竞争的,工业社会建立在人的竞争基础上的制度,也就必然为建立在合作关系基础上的制度所取代.     

呼吁理性化、制度化的社会竞争--评《和平的角逐--关于社会竞争的社会学讨论》

文章对于《和平的角逐-关于社会竞争的社会学讨论》一书的社会价值、学术价值及其主要的观点作了全面的述评。文章指出，该书作者渴望理想型竞争的出现，而且把这种竞争理解为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即必须建立一种有利于社会竞争存在的发展的体制。在这处体制中，社会竞争作为个人的行为模式是理性的，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是有规则和规范的，作为一种社会运行机制是制度化的。     

论公共行政研究中的理论创新

我们正处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伟大历史性社会转型过程中,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对公共行政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它要求公共行政的研究更多地去致力于理论创新,而不是满足于对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技术性方案的探讨.当然,理论创新是一项艰难的创造性任务,它需要从现实出发.但是,现实是多面相和多层面的,从哪些现实出发就需要公共行政研究者的学术自觉来提供支持.从理论自身来看,在整个工业社会的理论范式中,"经济人"概念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去承担理论创新的任务,应当从对"经济人"概念的反思入手.     

城市、市民社会与近代国家的产生

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是一段从城市向国家迈进的历史.中世纪可以说是一段没有国家的历史,并且,由于国家的缺位,具有"自由"特征的城市得以形成.在中世纪,城市及其市民独享了"自由",同时,它们也承担起了在等级结构的缝隙中传播自由的历史使命.但是,市民社会的兴起却是发生在中世纪城市衰落的过程中的.由于城市的衰落而使原先仅存于城市中的市民社会演化成整个社会所拥有的市民社会,结果,使原先由城市所承担的与绝对国家的斗争转变为整个市民社会与绝对国家的斗争,并最终把绝对国家改造为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城市通过对自我的否定而迈入了近代国家生成的历史中去了.     

论任务型组织及其主动性

近代以来,常规组织是得到充分发展的组织形式,但是,常规组织仅仅在承担常规任务方面表现出优势,对于非常规任务,它是无力解决的,因而需要设立任务型组织去专门应对非常规任务。非常规任务的出现是任务型组织设立的基础性根据,而它的具体依据则是多样的。比如,政治命令、行政授权、法律法规、政策以及行业标准等,都可以成为任务型组织设立和运行的依据。在资源获取上,任务型组织也与常规组织有着很大的不同。任务型组织最主要的特征反映在它是一种具有主动性的组织形式。     

合作治理是社会治理变革的归宿

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进入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人类在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模式受到了严峻挑战,无法满足新形势下社会治理的要求.因而,理论上探讨改革的热潮兴起,而在实践上,也进入了一个全球性的改革季节.然而,综观所有的改革理论和实践,都一直是在工业社会的思维范式中去谋求改革的行动方案,这不仅使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反而把人类引入到一个风险社会之中,出现了更多、更大的危机.近些年来,在社会治理变革的追求中,参与治理是得到强力推荐的改革方向.实际上,参与治理的理论主张依然是在工业社会的治理框架下提出的行动方案,与后工业化的要求相去甚远.从现实来看,后工业化已经造就了新的社会形态,在社会治理的意义上,已经呈现给我们多元治理主体并存的局面.从这一现实出发,我们需要建构的是一种合作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