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匮乏”概念

“匮乏”概念是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出发点。萨特运用这一概念来把握人的存在、社会的存在和历史的发展，认为物质资料的匿乏造成了人与人关系的异化状态，人的发展和社会的总体化是一个永无终结的克服匮乏的努力。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匾乏并不是普遍的人的存在型式，在私有制度下，匿乏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匮乏；人类历史的发展也不是源于匠乏，而是由劳动和实践推动着的。因此，萨特以匮乏概念为出发点去重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失败的尝试，他从匮乏概念中引发出的关于人和历史的结论也是错误的。     

任务型组织设立中的任务分析

任务分析是任务型组织设立的前提，但是，这项工作必须是在常规组织中进行的。因为在常规组织的运行中，当出现了非常规任务的时候，才会通过设立任务型组织去解决这类任务。所以，常规组织必须拥有一种任务分析机制，去自觉地识别非常规任务。这一机制的存在，对于常规组织承担常规任务也是积极的。任务型组织设立的方式有回应性设立和前瞻性设立2种，从现实需求看，前瞻性设立将会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     

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范畴

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范畴张康之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由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等构成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它通过对总体范畴的重新发现，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解释，构筑一种所谓的＂人的解放＂的道路。新马克思主义...     

评政治学的权力制约思路

权力制约问题是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直到今天,几乎所有的政治学家都要对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甚至提出自己的关于权力制约的方案设计。但是,长期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及其实践方案的设计,都走上了一条用权力制约权力的思路,即试图在权力与权力之间找到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的有效途径。事实证明,这条道路是不成功的。所以,应当超越权力制约的这一传统思路,到权力与权力执掌者的关系中去寻找权力制约的新方案。     

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特征

我们时代的基本特征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这是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在农业社会阶段,人类社会是简单的和确定的;在工业社会阶段,人类社会则是一个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决定了我们在做一切事情的时候都必须建立起全新的观念,寻求全新的行动方案。同时,我们时代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在不同的领域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在科学的领域中,许多新的理论和技术正在生成,并推动了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长;在社会治理的领域中,我们必须充分关注社会的"虚拟化"、"多元化"和"去中心化"。     

在共同体的视角中看民主

人类社会是以共同体的形式出现的,在人类历史上的不同阶段,共同体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人类的共同体形式属于家元共同体的范畴;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人类建构起了族阈共同体;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的进程将是合作共同体对族闽共同体的替代.从共同体的视角来看民主可以发现,民主具有一个生成和蜕变的过程.家元共同体是一个完全集权的社会,而族阈共同体则建构起了民主制度和民主的治理方式.但是,族阈共同体中的民主处于差异与共识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从而造成了民主的困境.随着合作共同体对族阈共同体的替代,民主将在蜕变中得到提升,从而成为合乎人类民主理想的真正的实质性民主.     

论风险社会中的合作文化建构

20世纪80年代,人类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场历史性的社会转型运动,意味着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启。然而,在工业社会历史阶段中生成的可以归入现代主义范畴中的文化却如此深入人心,拒绝和抵制变革,从而使人类陷入了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出现是工业社会亦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后果,但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出现的变革要求与文化延续间的冲突,也是风险社会出现的原因之一。置身于风险社会,对工业社会的个体性文化以及作为它的表现形式的竞争文化进行反思,确立合作文化的建构目标,是一项迫切任务。风险社会意味着人类被动地成为命运共同体,为了将它改变为积极的命运共同体,只有合作行动这样一条道路可走,而合作行动的文化要求,则指向了合作文化建构。     

公共行政中的责任与信念

对于公共行政来说 ,近代发展起来的官僚制组织结构和体制 ,是一个责任中心主义的体系 ,它在形式合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原则下 ,片面追求行政责任的制度化设计 ,忽视了行政人员的信念以及建立在信念基础上的道德责任 ,以至于官僚制在今天已经成了官僚主义的代名词。其实 ,任何责任都是建立在信念的基础上的 ,只是有了某种信念 ,人们才会产生相应的责任意识。在中国古代的社会治理理念中 ,包含着对“德治”的强调 ,它的现代合理性就在于突出了行政人员的信念因素。公共行政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 ,政府的体制设置和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都必须建立在公共利益至上的信念基础上 ,只有这样 ,政府才可能成为一个对人民负责的公共行政体系。     

论风险社会中的合作文化建构

20世纪80年代，人类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场历史性的社会转型运动，意味着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启。然而，在工业社会历史阶段中生成的可以归入现代主义范畴中的文化却如此深入人心，拒绝和抵制变革，从而使人类陷入了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出现是工业社会亦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后果，但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出现的变革要求与文化延续间的冲突，也是风险社会出现的原因之一。置身于风险社会，对工业社会的个体性文化以及作为它的表现形式的竞争文化进行反思，确立合作文化的建构目标，是一项迫切任务。风险社会意味着人类被动地成为命运共同体，为了将它改变为积极的命运共同体，只有合作行动这样一条道路可走，而合作行动的文化要求，则指向了合作文化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