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险社会中看科学与理性

现代科学意味着理性，证明了理性，也是理性的造物。现代科学与理性是密不可分的，因而在需要科学的每一处都呼唤着理性和反对非理性。工业社会及其现代科学中的理性是由认识论哲学所确立起来的，可以表述为纯粹理性，并在工业社会的发展中演化为科学理性、技术理性等。其实，它们都可以归入形式理性的范畴。20世纪后期，人们发现对这种形式理性的追求带来了诸多消极后果，因而提出了把握实质理性的构想，而且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中也发现了“价值理性”的内涵。但是，对于实质理性的建构并未取得积极进展。随着人类陷入风险社会，应急响应式的即时行动对理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要求用经验理性置换纯粹理性、科学理性等。经验理性是实践理性的一种表现形式，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行动中的理性。     

论风险社会中的自由

20世纪后期以来,确如贝克所说,人类进入了一个"全球风险社会".在这种条件下,需要重建自由的哲学.只有当我们拥有一种全新的自由观,才能在人的自由发展的意义上发现应对全球风险的社会建构方案.如果说工业社会在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基础上建构起了属于这个社会历史阶段的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话,那么,在全球风险社会来临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建构起一种服务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在这一模式下谋求合作治理的方案.而服务型社会治理及其合作治理都需要建立在人的自由的基础上.考虑到以往的自由都是与秩序相对立的,全球风险社会条件下的自由应当是与秩序相统一的.全球风险社会中的秩序同样是共同体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这种秩序是基于自由的秩序,自由则是秩序的前提,也是建构秩序的基本途径.     

政治哲学视野中的正义

在人类历史上的不同时代,正义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在农业社会,分配关系占主导地位,所以,"分配的正义"属于最为基本的正义类型,交换正义只是作为"修正的正义"而发挥作用的.到了工业社会,随着交换关系与竞争关系成了主导性的社会关系,"公平的正义"成了基本正义,而分配正义则成了"修正的正义"或"补偿的正义"了.20世纪后期以来,由于竞争关系不断地制造着不平等,公平的正义不再能够维持正义的局面.这一方面引起了分配正义的复兴,进而造就出了福利国家;另一方面又引起了要求"承认差异"的运动,进而产生了"承认政治"的正义主张.承认政治存在着正义的困境,要走出这一困境,需要一种新的正义方案,需要通过合作治理去重建正义.     

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特征

我们时代的基本特征是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这是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在农业社会阶段,人类社会是简单的和确定的;在工业社会阶段,人类社会则是一个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决定了我们在做一切事情的时候都必须建立起全新的观念,寻求全新的行动方案。同时,我们时代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在不同的领域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在科学的领域中,许多新的理论和技术正在生成,并推动了社会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增长;在社会治理的领域中,我们必须充分关注社会的"虚拟化"、"多元化"和"去中心化"。     

在共同体的视角中看民主

人类社会是以共同体的形式出现的,在人类历史上的不同阶段,共同体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人类的共同体形式属于家元共同体的范畴;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人类建构起了族阈共同体;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的进程将是合作共同体对族闽共同体的替代.从共同体的视角来看民主可以发现,民主具有一个生成和蜕变的过程.家元共同体是一个完全集权的社会,而族阈共同体则建构起了民主制度和民主的治理方式.但是,族阈共同体中的民主处于差异与共识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从而造成了民主的困境.随着合作共同体对族阈共同体的替代,民主将在蜕变中得到提升,从而成为合乎人类民主理想的真正的实质性民主.     

公共行政中的责任与信念

对于公共行政来说 ,近代发展起来的官僚制组织结构和体制 ,是一个责任中心主义的体系 ,它在形式合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原则下 ,片面追求行政责任的制度化设计 ,忽视了行政人员的信念以及建立在信念基础上的道德责任 ,以至于官僚制在今天已经成了官僚主义的代名词。其实 ,任何责任都是建立在信念的基础上的 ,只是有了某种信念 ,人们才会产生相应的责任意识。在中国古代的社会治理理念中 ,包含着对“德治”的强调 ,它的现代合理性就在于突出了行政人员的信念因素。公共行政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 ,政府的体制设置和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都必须建立在公共利益至上的信念基础上 ,只有这样 ,政府才可能成为一个对人民负责的公共行政体系。     

论风险社会中的合作文化建构

20世纪80年代,人类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场历史性的社会转型运动,意味着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启。然而,在工业社会历史阶段中生成的可以归入现代主义范畴中的文化却如此深入人心,拒绝和抵制变革,从而使人类陷入了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出现是工业社会亦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后果,但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出现的变革要求与文化延续间的冲突,也是风险社会出现的原因之一。置身于风险社会,对工业社会的个体性文化以及作为它的表现形式的竞争文化进行反思,确立合作文化的建构目标,是一项迫切任务。风险社会意味着人类被动地成为命运共同体,为了将它改变为积极的命运共同体,只有合作行动这样一条道路可走,而合作行动的文化要求,则指向了合作文化建构。     

评政治学的权力制约思路

权力制约问题是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直到今天,几乎所有的政治学家都要对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甚至提出自己的关于权力制约的方案设计。但是,长期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及其实践方案的设计,都走上了一条用权力制约权力的思路,即试图在权力与权力之间找到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的有效途径。事实证明,这条道路是不成功的。所以,应当超越权力制约的这一传统思路,到权力与权力执掌者的关系中去寻找权力制约的新方案。     

论风险社会中的合作文化建构

20世纪80年代，人类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场历史性的社会转型运动，意味着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启。然而，在工业社会历史阶段中生成的可以归入现代主义范畴中的文化却如此深入人心，拒绝和抵制变革，从而使人类陷入了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出现是工业社会亦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后果，但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出现的变革要求与文化延续间的冲突，也是风险社会出现的原因之一。置身于风险社会，对工业社会的个体性文化以及作为它的表现形式的竞争文化进行反思，确立合作文化的建构目标，是一项迫切任务。风险社会意味着人类被动地成为命运共同体，为了将它改变为积极的命运共同体，只有合作行动这样一条道路可走，而合作行动的文化要求，则指向了合作文化建构。     

韦伯官僚制合理性设计的悖论

韦伯关于现代官僚制的理论是一个理想型设计 ,这项设计的基础是他的合理性概念。其实 ,韦伯所追求的合理性是客观的形式合理性 ,因而也是抽象的片面的合理性。所以 ,在韦伯的合理性概念中 ,由于回避了对价值合理性的承认而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即不合理性。因此 ,韦伯的官僚制在本质上并不具有能够在现实中实现自己的科学性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导致了 2 0世纪在韦伯理论指导下的官僚制的失灵。走出韦伯官僚制的最佳选择是扬弃其官僚制设计的形式合理性 ,肯定公共行政体系中的价值因素 ,加强行政人员的道德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