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风险社会中的合作文化建构

20世纪80年代,人类进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场历史性的社会转型运动,意味着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启。然而,在工业社会历史阶段中生成的可以归入现代主义范畴中的文化却如此深入人心,拒绝和抵制变革,从而使人类陷入了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出现是工业社会亦即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后果,但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出现的变革要求与文化延续间的冲突,也是风险社会出现的原因之一。置身于风险社会,对工业社会的个体性文化以及作为它的表现形式的竞争文化进行反思,确立合作文化的建构目标,是一项迫切任务。风险社会意味着人类被动地成为命运共同体,为了将它改变为积极的命运共同体,只有合作行动这样一条道路可走,而合作行动的文化要求,则指向了合作文化建构。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建构主义分析

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的建构主义理论发展时间不算长,但与理性主义理论坚持物质中心主义不同,它注重从观念和文化角度看待与分析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与中国政府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虽属不同领域事物,但探究建构主义理论有助于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蕴含丰富而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要素,为国际文化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参与各方做到政治互信、增强身份认同和寻求更多利益合作。     

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世界风险社会的中国方案

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普遍认为，伴随着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发展，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时代。风险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类无时无刻不处于因风险而引发的生存困境与危机之中。风险社会具有世界风险的特点，对人类生存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作为一种中国思维、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有其内在的逻辑。世界风险社会的发展进程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成的历史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是其生成的内在实践逻辑；人类对自身风险生存的自觉与反思是其生成的理论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具有丰富的内涵，而且是一种理论创新。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守全人类共同价值，因而是治理世界风险社会的中国方案。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维度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世界历史和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全球文明转型的必然要求,更是基于共赢逻辑的文化自觉。文化是联结人类共同命运的精神纽带,从文化维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超越民族地域局限的全球合作意识、尊重文明差异性和多样性的文明融合意识以及体现共同性的共赢文化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针对全球性问题提出的具有原创性的中国方案和中国话语,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原创性的话语不仅凸显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形象,而且还体现全球视野、国际风范和人类高度,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论社会组织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路径及风险防控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吸纳和支持社会组织利用“第三部门”的天然优势通过合适的路径发挥对外开展民生工作、保障民生权利的正面效应，是有效回应多元主体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现实诉求，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应有之意。运用SWOT分析法对社会组织的五种不同类型的路径从对外发展机会、对外发展威胁、自身优势、自身劣势四个维度进行剖析，找准社会组织参与优势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最佳连接点，并据此提出针对外部风险与内部风险防控机制建构的建议，将有效助力其参与的“社会合法性”与“法律合法性”获得并进行多元化、共生型的工作路径选择，最终与受援助国协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性支撑——人类命运发展能力共同体、民生权利保障防控风险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典范建构：中国-东盟关系新论

以中国-东盟关系为主线之一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治理秩序探索的一种典范建构。中国-东盟有着长期的历史文化渊源，有着区别于一般国际关系规范的亲缘性和历史认同基础，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该区域典范建构的关键基础。但东南亚区域也是西方近代殖民史和后殖民控制史的重要承载区域，西方文化和制度霸权仍有强势影响，民主全球化与西方经贸网络仍有支配性和整合性优势。这些西方殖民遗产和影响机制主要服务于西方霸权利益及政治经济的具体利益，甚至作为遏制中国影响力以及中国-东盟重建紧密互动关系的对抗性工具。就中国国家利益和东南亚区域整体利益而言，紧密的历史文化渊源、不断扩展的纵深经贸关系、不断推进的区域安全合作网络以及中国市场和中国“一带一路”的整体吸引力，正在推动东南亚区域的“东方式回归”。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赋予这一切发展趋势和未来愿景以坚实的哲学基础和共同价值观根基，并引导东南亚国家和中国之间建立有别于西方霸权文化和经济宰制体系的和平发展新范式。对东盟体系及其内部的分层化和治理复杂性也需要强化国别区域范畴的精准化研究和知识储备，并在法律体系上增强风险识别和应对能力。将中国-东盟关系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典范建构，是中国打破西方“印太战略”围堵和战略竞争隔离、建构区域和平发展新秩序的重要战略杠杆，符合民族复兴的大局观和战略整体要求，且有着广阔的实践空间和光明前景。     

共享发展理念下的农村命运共同体建构

农村命运共同体是对农村伦理共同体的扬弃。当前,传统权威的肢解、乡土意识的弱化和个体的“原子化”构成农村社会转型的集中表征。社会转型严重打破了传统的聚合形式,造成了农村交往行动的无序化、组织形态的碎片化和价值观念的异质化。共享发展理念对于回应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困境具有积极意义,它也为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新的理路。在共享发展理念的导向下,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必须推进如下工作：在政治文化层面,推进基层协商的发展与包容文化的社会内化;在经济发展层面,确保发展的均衡性与公共服务的实效性;在基层治理层面,积极创设“合作治理”的农村发展模式。     

全球抗疫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溯源及现实思考

立足于解放全人类的历史新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理念产生于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底色、丰厚的传统文化基因及复杂的国际背景中.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考验面前,中国努力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共同抗击疫情.未来全球面临着政治重塑、经济下滑等风险和挑战,世界人民需要认清形势思考对策,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促进全球合作深度融合.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与“精神丝绸之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既是历史命题,又有现实意义,作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组成部分,它是对现存文化霸权的有力抵制,也是对当代不同文明冲突的有效调和,更是对未来文化发展方向的前瞻性预判。而重建"精神丝绸之路"是当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有效路径,原因在于它既可充分利用古丝绸之路的文化积淀,还可借助今天"一路一带"战略平台的兴建,同时它又有丰厚的中华传统文化资源作为精神源泉。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他者”共筑作用

在人类历史中,"共同体"在差异与冲突中不断被建构,这书写和表达人类发展依据和需求,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理论和经验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关乎"人类命运发展"所构建的理念,它具备一定共识基础,其中"他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球治理的主要参与者。"他者"在人类和共同体的理论研究中,推动"类"意识和共同体生成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他者"方式探讨和对比共同体的起源与人类的特性,可获得共同原则和合作意识,加速"他者"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     

论文化整合模式与和谐社会构建

从文化就是人化的广义理解出发,和谐的本质是文化的。不同社会里的和谐需要寻求一定制度支撑来搭建其合理性基础,而这样的合理性基础是文化提供的。在从英国“人类学之父”泰勒的“复合整体”到格尔茨的“意义体系”的文化定义追溯中可知,文化是整合共享的、能动变迁的,文化依托着社会结构并融入了社会结构化进程之中。因此,和谐社会的构建必然诉求一定的文化整合模式。     

论社区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

随着社会化进程的加快与对和谐社会的深入理解,社区对人的管理、人的综合素质和生活质量提高的功能越来越凸显出来.那么,作为社区建设最重要一环的社区文化应如何适应这一变化,以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呢?本文在分别阐述社区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旨在为和谐社会框架下发展建设社区文化建设提供一些建构思路.     

社区、社会资本和社区文化

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结构性变迁中,社区才能真正成为人们生活的基本场域,才能呈现出社会性和联系性,但当前的现实是社区更多地表现为地域性和原子性,这主要根源于社会资本和社区文化的缺失,增加社会资本积累和建构社区文化存量是社区回归其本真样态的可能途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及实践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8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努力建设和弘扬反映革命、建设和改革要求的新文化，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文化到和谐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对树立社会的精神信仰和良好的社会风尚，维持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转及稳定，推进社会的发展进步，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     

社会文化自觉: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选择

当下中国的文化建设是由国家单轮驱动,文化发展的主体性没有确立起来,文化难以发挥安心定志的作用.只有充分发挥社会力量,以市民社会的形成为轴,将文化发展由国家单轮驱动变为国家和社会双轮驱动,唤起社会的文化自觉,重塑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才能变为现实.具体的战略选择包括,凸显并保障人民的文化权利,改变国家主流文化独尊的局面,形成国家主流文化和社会文化协调互动的格局;顺应和尊 重社会化媒体引发的交往革命,培育人民的文化交往理性,营造富有活力的全新社会文化环境;在多元文化共存基础上,重建国内外的文化结构和文化秩序,塑造中华文化共识.为了让社会和国家之间形成良好的文化互动,最终让文化真正成为国家强盛的战略资源,就需要一个更顶层的调节机制,这个机制就是政党.一个自主性强、执政能力强的政党可以让自身处在超越国家和社会具体利益的位置上,在合理调节国家主流文化和社会文化之间关系的同时、实现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和政党实践的有效性.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学习型的、不断成长的、拥有道义力量并保持先进性的中国共产党能够担当这样的结构性角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实现革命建国、制度立国后,实现文化强国.     

社会嵌入与社区集体经济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社区的经验证据

当前中国城市社区集体经济的传统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很多城市相继建立了以社区股份合作公司为主要形式的市场化运作模式。然而,社区集体经济发展不仅是经济的发展,更是社区与社会的发展,社区集体经济的市场化无疑偏离了社区发展的轨道,面临着社会脱嵌的风险。具体来看,社区集体经济的社会脱嵌表现为行动脱嵌、规则脱嵌和资源脱嵌,浙江杭州高沙社区的集体经济发展态势为此提供了经验证据。社区集体经济市场化导致的社会风险需要引起地方政府的关注与重视,地方政府应实施积极的干预政策以纠正社区集体经济发展的方向。     

文化支撑力的嬗变与现代文化建设

文化的阶段性本质造就该阶段文化的支撑力,文化支撑力不是凝固不变的,在向现代化的转型中,现代化的过程是一种对整个文化进行重新调整和整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今中国文化的主干,文化建设要不断赋予当代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弘扬中华文化,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进文化创新,积极建设和谐文化。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域中的政治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有机体,政治文化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目标中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定有序等都体现着一种政治文化的理念。本文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视角,从什么是政治文化和政治文化建设入手,对当前我国政治文化的现状和如何发挥政治文化的作用等对政治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进行阐述。     

广场文化培育思考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也越来越高。广场文化从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了其他文化形式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开创广场文化多样化模式,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形成特色鲜明且覆盖有序的广场文化体系,让城市在广场文化的滋润下精神丰厚,更具内涵。